书城文化关中是中国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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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后记之一(1)

走遍关中

这一年,关中非常宁静,没有兵乱,也没有地震和天旱。渭水依然穿过平原,它的泥沙有的沉淀,有的流逝,流逝的便进入黄河了。农民在渭水两岸耕作着,种麦的时候,他们种麦,收谷的时候,他们收谷,沉默的男人后面尾随着温顺的妻子和儿女。骊山依然秀丽,四面八方的人,从潼关过来的,从散关过来的,从武关过来的,从萧关过来的,多半攀登了骊山,洗浴了温泉。骊山并不雄奇,但它的华清池却舒服,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经在这里共度春宵,水泡着杨贵妃的凝脂,泡得她娇软无力。华清池的水仍是滑的,四面八方的人多半要洗浴一下,女士们和先生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华清池,脸腮又红又润,纤手悠悠地拢着头发,阳光之下,那些头发作诱惑的闪烁。1992年,关中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这一年,我走遍了关中,从桃花开的时候,到雪花飘的时候,我一直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那垒垒坟冢,散布在渭水两岸的土地上。我不是流放似的走遍关中的,我像蜜蜂一样,飞出蜂房。在野外采花,然后飞回蜂房。我的蜂房在西安,我从这里出发,步入唐朝,步入汉朝,步入秦朝,步入周朝。我当然看了半坡人和蓝田人,他们是关中的先民。在人类的故园徘徊,把思想投放到逝去的岁月,可以开阔胸怀,消除个人的愤怒和忧愁。一九九二年,我走遍了关中。

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我感觉不到多少时代的潮流,孩子是在院子戏闹,老人是在门口聊天,汽车围着钟楼旋转和拥挤。偶尔,田野有一声两声秦腔。声音吼得撕裂了空气,其中弥漫着压抑而获得发泄的快感,不过缺乏生气。如果这里溅起了一朵浪花,也是远方的潮流的折射。潮流在远方,潮流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和广州,潮流在华盛顿,或者在慕尼黑和莫斯科,西安只是一个古都,它的周围堆满了历史的瓦砾。从安全考虑,西安充当了中国一个战略重镇的角色,它可以控制其他辽阔的疆土。这个重镇的天空是灰色的,天空下面的土地是黄色的,它已经没有领先的那种风度了。曾经将关中映照得辉煌灿烂的是唐朝,它的国都长安城就建立在这里。唐朝终于衰败了,那是由人民的反抗引起的,人民的生活过于贫穷,他们就要起义。一个起义的首领朱温,是非常骁勇的,但他却投降了唐政府,这出于其野心。他果然挟持唐昭宗离开了长安城,并要营建洛阳。起义的人往往有巨大的破坏欲望,朱温就藐视长安城的重要。强迫拆除这里的建筑。把木头扔进渭水,通过黄河浮运而去。他随之迁徙了这里的居民,长安城便变成了一片废墟。公元907年,他的野心从胸膛跳出,自己称帝,宣告了唐朝的结束。长安城在关中的消失,使这里一片黯然,严重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离开了关中,时代的潮流不在这里涌动了。一旦丧失了国都的地位,它就显出一种苍凉,而且这种地位的丧失,似乎是注定的和永远的。一九九二年,我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为它惋惜,不过,我知道那是无可奈何的。

唐朝依赖关中,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鼎盛时代,中国人,谁不景仰唐朝!那时候,长安城居住的人口超过百万,它的城区可以将千年之后的西安包容其中。唐朝的科学技术,似乎没有多少成就。在天文方面,出了一个和尚一行,他制造的仪器,能够测量日影的长度和北极的高度。在医学方面,孙思邈的贡献在于他收集了众多的药方。唐朝的伟大,表现在它的开放和宽容。我总是感觉,唐朝人生活得自由自在,轻松活泼。唐朝制定了刑法。然而它似乎没有惊心动魄的严刑峻法,对于犯罪而处死的人非常少,在某年,全国竟不足三十名。妇女是解放的,她们的衣服,上身是衫,下身是裙,为了便于活动,裙子都很宽大。她们可以参加击球运动,可以骑马和下棋。社会对妇女推崇的美是丰满,妇女便将领口压了下来,露出自己明亮的肌肤。我想,唐朝的妇女一定是快乐的,在唐朝,没有什么束缚妇女的戒律。文人纷纷涌入长安城,他们希望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并做官效力国家。考试录取人才,是高明于以关系的亲疏进行所谓的人才选拔的。以自己之见,以集团之见,将英雄排斥于用武之地,是对民族的犯罪,这种鸡肠狗肚的作法,天地难容。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是重视人才的,尤其是唐太宗,他要尚书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报告没有,唐太宗竞勃然作色,怒斥这是对时代的诬蔑。文人拿着自己的诗歌在长安城朗诵,除了唐朝,中国没有一个时代出现了群星似的诗人和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最先登场,之后是陈子昂,接着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和杜甫。接着是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在散文方面,韩愈和柳宗元提倡清新质朴的风格,随之形成了一种古文运动。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敬重是感动人的。他们的友谊,我常常向往。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李白与杜甫,相会而倾心,相隔而怀念。文人的心灵相当自由,喜怒哀乐。纵情挥洒。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作诗发表,竟没有人检查和干涉,我如何不惊叹,如何不羡慕!在唐朝,佛教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融化,它已经不是生硬的印度佛教了。当然,唐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是统一的,唐政府打击过佛教势力,甚至拆除过佛教寺院,然而,佛教与道教终于能够平起平坐,齐头并进。如果执意要铲除佛教,实际上是容易的,统治阶级对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图处理。佛教得以盛行,显然是一种吸收,缺少恢宏的气魄,是不能接纳它的。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长安城一片欢腾,唐太宗还接见了他。武则天登基,是以佛教之光炫目的,是僧人给她制造舆论,所以她极力倡导佛教并抬高之。儒术认为天命不可违抗,但佛教却断言人有因果报应,这就扩展了人的精神,为各界所欢迎。佛教使中国的建筑和雕刻得以发展,西安大雁塔,敦煌莫高窟,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唐玄宗反对佛教,但他却喜欢胡乐胡舞,而且并没有对其他地域的文化做一概排斥。唐朝的舞有健舞,有软舞,健舞快速,软舞柔慢,这都让我想入非非。书法艺术在唐朝当然是一个高峰,欧阳询和颜真卿,怀素和柳公权,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普通人的生活怎样呢,贫富对立,似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都会发生。酒肉发臭,路有死骨,这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安史之乱,宏观考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必然,而微观考虑,则是权力阶层腐败和争斗的下场。所有的权力阶层。都有腐败和争斗,如果没有,那么它便是共产主义了,然而,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造。唐玄宗拥有的是泱泱大国。他陶醉于江山的巩固,沉溺于美人的温柔,竞没有洞察安禄山是有野心的,这是他的粗疏。不过,唐玄宗拥有的确实是泱泱大国,在长安城,文人随便到酒肆豪饮。一般百姓,也习尚踏青,而且喜欢斗鸡、赛马和养鸟。一九九二年,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我周围的田野已经收割了麦子,阳光照着稀落的杨树,风吹着夏天的云。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思索,我问自己是不是夸张了长安城的生活,是不是美化了一个封建帝国。我感觉那个帝国确实有一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它基本上没有剿杀文化。在中国,随之出现的其他封建帝国: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对人的思想都进行着防范,文字狱,言论罪,比比皆是,在它们文化的广场上,闪烁着狰狞和阴暗的目光。这些封建帝国的君主,缺乏一种自信和襟怀,在他们的时代,当然就创造不了一种辉煌和灿烂。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府的态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萎靡。

唐朝的鼎盛,招引了日本的使者,他们纷纷到长安城来学习,着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唐朝与朝鲜的交往是友好的,商人交换着各自的特产。波斯人频频在中国经营。他们带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送来波斯的宝石和香料。阿拉伯与唐朝在冲突过程之中俘获了一些唐朝的士兵,从而在这些士兵那里得到了造纸术,随之传到了欧洲国家。阿拉伯的统一,归于伊斯兰教,它的先知为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穆罕默德的传教是艰苦的,他出走麦加又回到麦加,才确立了伊斯兰教,这一年是公元630年。这一年,唐太宗正致力于他的贞观之治。关于欧洲,它仍处于僧侣的统治之下,理智停滞,迷信盛行,人过着病态的禁欲生活。并日夜向上帝祈祷,以逃避想象之中的地狱的折磨。直到唐宪宗称帝之时,那个赫赫有名的查理,才跪在教堂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并开始奖励文化,使这里有了微弱的明亮,它仿佛是给一个黑屋打开了透光的洞口,可惜它不久就关了。

唐朝的统一,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之上。隋朝是短命的,然而,它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对于中华民族,它的作用是为一个饱满生命的孵化提供了合适的窝。一九九二年,我从秦岭走到鄂尔多斯台地,从西府走到韩城,我想凭感觉,从关中人的相貌发现民族融合的痕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在北方,凶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曾经入主关中,而众多的汉人,则从关中和广阔的中原迁徙到长江之南。少数民族多半自萧关而来,汉人常常经过武关,到关中来讨伐他们。公元354年,桓温便率军进攻在关中为主的氐人,然而他们坚壁清野,桓温被迫退出。居于关中的王猛,为桓温分析了一次形势。他一边口出良言,一边手摸虱子,桓温以为奇,但王猛后来却做了氐人的宰相,帮助氐人治理长安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战争,使这片土地血腥弥漫,怨恨汹涌。在一段时间,长安城的居民不足百户,尸骨纵横,杂草丛生,猛禽飞于天空,野兽游于地面,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生活仿佛要回归关中。公元416年,将军刘裕从氐人手里收复长安城,要返回南方谋事,关中汉人恐怕氐人卷土重来,竟哭着挽留刘裕。但民族之间的融合却艰难地发展着,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羡慕儒术,重要的是,通婚在悄悄进行,其结果必然培育新的生命。关中人属于北方人,然而,他们的身材不是高大而是适中,动作不是灵活而是强硬,他们的脸盘是扁圆的。胡须是丰茂的,眼睛是细长的,他们拙于辞令,易于发怒,他们带着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影子,这些匈奴人、鲜卑人,或者羯人和氐人,都化在汉人的肉体和灵魂之中了。我在扶风县、陇县,在旬邑县、彬县,在蒲城县、华县,在这些地方的乡村,我看到农民总是无声无息地干活,妇女的腮是红的,腰是粗的。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岐山的一家旅馆,风挟着秦腔穿窗而入,我难以安眠。我默默地想:关中人的保守和忠厚是源远流长的,它发生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为逃避兵祸,迁徙于长江之南的汉人,以上层社会为主,他们带去了北方先进的技术。文明的习惯,使那里得以开发,可自己却沉溺在铺张和声色之中。隋文帝的士兵,就是在一口枯井抓着陈后主的,而陪他左右的则是两个多情的女子。尽管社会动荡,不过毕竟,华佗在行医,曹操在吟诗,王羲之挥毫作书,祖冲之演算数学,阮籍和嵇康在清谈。在北方,情歌和牧歌,会飘荡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帐篷。

在中国分裂和混乱的时候,罗马文明度过了它的光荣岁月,这是在公元5世纪。这个阶段还在欧洲确立了基督教,它对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帝国,曾经对基督教迫害了二百年之久。基督教的活动,在于它将谦让与爱,作为主要道德,这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穷人接受了。奥古斯丁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年轻时代沉溺于声色,竟难以自拔,甚至订婚之后,仍拒绝不了一个情妇的勾引,经过上下求索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之剧,要在末日审判并宣告结束,一部分人进天堂,一部分人入地狱,这都由上帝决定。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对罗马的入侵,是这个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它使我想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对汉人进犯,并作比较。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我从平凉回到西安。我作的笔记是这样的:罗马人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占领了罗马人的地盘,汉人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使汉人转移到长江之南去了。遭武力征服,这对罗马人和汉人是相似的,然而,结果相反,这就是:在中国,汉人用它的文明同化了野蛮民族,在欧洲,野蛮民族把罗马文明变成了废墟,并使欧洲处于恐怖的僧侣统治之下。我不知道是汉人的文化伟大还是罗马的文明脆弱,这是一个疑惑。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娄敬的建议,不过娄敬是一个戍卒,尽管有其道理,刘邦仍很犹豫,他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刘邦很清楚,张良是智慧之人,没有张良,也许就没有汉朝。张良认为,关中属于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可以通过渭水,补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回旋,尤其是关中四关,能够临制诸侯,进利于攻,退利于守。一九九二年,我几乎走遍了渭水两岸的所有县城和乡镇,我感觉不到一点天府之国的印象。渭水已经肮脏,其他河流干涸的干涸,断裂的断裂。土地是黄的,飞尘落向稀疏的杨树和槐树。树一般都长在村子,大地几乎是赤裸的,夏天,我走在穿过田野的小路,我感觉空气沉闷而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