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关中
这一年，关中非常宁静，没有兵乱，也没有地震和天旱。渭水依然穿过平原，它的泥沙有的沉淀，有的流逝，流逝的便进入黄河了。农民在渭水两岸耕作着，种麦的时候，他们种麦，收谷的时候，他们收谷，沉默的男人后面尾随着温顺的妻子和儿女。骊山依然秀丽，四面八方的人，从潼关过来的，从散关过来的，从武关过来的，从萧关过来的，多半攀登了骊山，洗浴了温泉。骊山并不雄奇，但它的华清池却舒服，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经在这里共度春宵，水泡着杨贵妃的凝脂，泡得她娇软无力。华清池的水仍是滑的，四面八方的人多半要洗浴一下，女士们和先生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华清池，脸腮又红又润，纤手悠悠地拢着头发，阳光之下，那些头发作诱惑的闪烁。1992年，关中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这一年，我走遍了关中，从桃花开的时候，到雪花飘的时候，我一直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那垒垒坟冢，散布在渭水两岸的土地上。我不是流放似的走遍关中的，我像蜜蜂一样，飞出蜂房。在野外采花，然后飞回蜂房。我的蜂房在西安，我从这里出发，步入唐朝，步入汉朝，步入秦朝，步入周朝。我当然看了半坡人和蓝田人，他们是关中的先民。在人类的故园徘徊，把思想投放到逝去的岁月，可以开阔胸怀，消除个人的愤怒和忧愁。一九九二年，我走遍了关中。
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我感觉不到多少时代的潮流，孩子是在院子戏闹，老人是在门口聊天，汽车围着钟楼旋转和拥挤。偶尔，田野有一声两声秦腔。声音吼得撕裂了空气，其中弥漫着压抑而获得发泄的快感，不过缺乏生气。如果这里溅起了一朵浪花，也是远方的潮流的折射。潮流在远方，潮流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和广州，潮流在华盛顿，或者在慕尼黑和莫斯科，西安只是一个古都，它的周围堆满了历史的瓦砾。从安全考虑，西安充当了中国一个战略重镇的角色，它可以控制其他辽阔的疆土。这个重镇的天空是灰色的，天空下面的土地是黄色的，它已经没有领先的那种风度了。曾经将关中映照得辉煌灿烂的是唐朝，它的国都长安城就建立在这里。唐朝终于衰败了，那是由人民的反抗引起的，人民的生活过于贫穷，他们就要起义。一个起义的首领朱温，是非常骁勇的，但他却投降了唐政府，这出于其野心。他果然挟持唐昭宗离开了长安城，并要营建洛阳。起义的人往往有巨大的破坏欲望，朱温就藐视长安城的重要。强迫拆除这里的建筑。把木头扔进渭水，通过黄河浮运而去。他随之迁徙了这里的居民，长安城便变成了一片废墟。公元907年，他的野心从胸膛跳出，自己称帝，宣告了唐朝的结束。长安城在关中的消失，使这里一片黯然，严重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离开了关中，时代的潮流不在这里涌动了。一旦丧失了国都的地位，它就显出一种苍凉，而且这种地位的丧失，似乎是注定的和永远的。一九九二年，我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为它惋惜，不过，我知道那是无可奈何的。
唐朝依赖关中，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鼎盛时代，中国人，谁不景仰唐朝！那时候，长安城居住的人口超过百万，它的城区可以将千年之后的西安包容其中。唐朝的科学技术，似乎没有多少成就。在天文方面，出了一个和尚一行，他制造的仪器，能够测量日影的长度和北极的高度。在医学方面，孙思邈的贡献在于他收集了众多的药方。唐朝的伟大，表现在它的开放和宽容。我总是感觉，唐朝人生活得自由自在，轻松活泼。唐朝制定了刑法。然而它似乎没有惊心动魄的严刑峻法，对于犯罪而处死的人非常少，在某年，全国竟不足三十名。妇女是解放的，她们的衣服，上身是衫，下身是裙，为了便于活动，裙子都很宽大。她们可以参加击球运动，可以骑马和下棋。社会对妇女推崇的美是丰满，妇女便将领口压了下来，露出自己明亮的肌肤。我想，唐朝的妇女一定是快乐的，在唐朝，没有什么束缚妇女的戒律。文人纷纷涌入长安城，他们希望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并做官效力国家。考试录取人才，是高明于以关系的亲疏进行所谓的人才选拔的。以自己之见，以集团之见，将英雄排斥于用武之地，是对民族的犯罪，这种鸡肠狗肚的作法，天地难容。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是重视人才的，尤其是唐太宗，他要尚书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报告没有，唐太宗竞勃然作色，怒斥这是对时代的诬蔑。文人拿着自己的诗歌在长安城朗诵，除了唐朝，中国没有一个时代出现了群星似的诗人和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最先登场，之后是陈子昂，接着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和杜甫。接着是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在散文方面，韩愈和柳宗元提倡清新质朴的风格，随之形成了一种古文运动。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敬重是感动人的。他们的友谊，我常常向往。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李白与杜甫，相会而倾心，相隔而怀念。文人的心灵相当自由，喜怒哀乐。纵情挥洒。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作诗发表，竟没有人检查和干涉，我如何不惊叹，如何不羡慕！在唐朝，佛教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融化，它已经不是生硬的印度佛教了。当然，唐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是统一的，唐政府打击过佛教势力，甚至拆除过佛教寺院，然而，佛教与道教终于能够平起平坐，齐头并进。如果执意要铲除佛教，实际上是容易的，统治阶级对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图处理。佛教得以盛行，显然是一种吸收，缺少恢宏的气魄，是不能接纳它的。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长安城一片欢腾，唐太宗还接见了他。武则天登基，是以佛教之光炫目的，是僧人给她制造舆论，所以她极力倡导佛教并抬高之。儒术认为天命不可违抗，但佛教却断言人有因果报应，这就扩展了人的精神，为各界所欢迎。佛教使中国的建筑和雕刻得以发展，西安大雁塔，敦煌莫高窟，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唐玄宗反对佛教，但他却喜欢胡乐胡舞，而且并没有对其他地域的文化做一概排斥。唐朝的舞有健舞，有软舞，健舞快速，软舞柔慢，这都让我想入非非。书法艺术在唐朝当然是一个高峰，欧阳询和颜真卿，怀素和柳公权，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普通人的生活怎样呢，贫富对立，似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都会发生。酒肉发臭，路有死骨，这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安史之乱，宏观考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必然，而微观考虑，则是权力阶层腐败和争斗的下场。所有的权力阶层。都有腐败和争斗，如果没有，那么它便是共产主义了，然而，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造。唐玄宗拥有的是泱泱大国。他陶醉于江山的巩固，沉溺于美人的温柔，竞没有洞察安禄山是有野心的，这是他的粗疏。不过，唐玄宗拥有的确实是泱泱大国，在长安城，文人随便到酒肆豪饮。一般百姓，也习尚踏青，而且喜欢斗鸡、赛马和养鸟。一九九二年，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我周围的田野已经收割了麦子，阳光照着稀落的杨树，风吹着夏天的云。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思索，我问自己是不是夸张了长安城的生活，是不是美化了一个封建帝国。我感觉那个帝国确实有一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它基本上没有剿杀文化。在中国，随之出现的其他封建帝国：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对人的思想都进行着防范，文字狱，言论罪，比比皆是，在它们文化的广场上，闪烁着狰狞和阴暗的目光。这些封建帝国的君主，缺乏一种自信和襟怀，在他们的时代，当然就创造不了一种辉煌和灿烂。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府的态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萎靡。
唐朝的鼎盛，招引了日本的使者，他们纷纷到长安城来学习，着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唐朝与朝鲜的交往是友好的，商人交换着各自的特产。波斯人频频在中国经营。他们带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送来波斯的宝石和香料。阿拉伯与唐朝在冲突过程之中俘获了一些唐朝的士兵，从而在这些士兵那里得到了造纸术，随之传到了欧洲国家。阿拉伯的统一，归于伊斯兰教，它的先知为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穆罕默德的传教是艰苦的，他出走麦加又回到麦加，才确立了伊斯兰教，这一年是公元630年。这一年，唐太宗正致力于他的贞观之治。关于欧洲，它仍处于僧侣的统治之下，理智停滞，迷信盛行，人过着病态的禁欲生活。并日夜向上帝祈祷，以逃避想象之中的地狱的折磨。直到唐宪宗称帝之时，那个赫赫有名的查理，才跪在教堂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并开始奖励文化，使这里有了微弱的明亮，它仿佛是给一个黑屋打开了透光的洞口，可惜它不久就关了。
唐朝的统一，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之上。隋朝是短命的，然而，它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对于中华民族，它的作用是为一个饱满生命的孵化提供了合适的窝。一九九二年，我从秦岭走到鄂尔多斯台地，从西府走到韩城，我想凭感觉，从关中人的相貌发现民族融合的痕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在北方，凶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曾经入主关中，而众多的汉人，则从关中和广阔的中原迁徙到长江之南。少数民族多半自萧关而来，汉人常常经过武关，到关中来讨伐他们。公元354年，桓温便率军进攻在关中为主的氐人，然而他们坚壁清野，桓温被迫退出。居于关中的王猛，为桓温分析了一次形势。他一边口出良言，一边手摸虱子，桓温以为奇，但王猛后来却做了氐人的宰相，帮助氐人治理长安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战争，使这片土地血腥弥漫，怨恨汹涌。在一段时间，长安城的居民不足百户，尸骨纵横，杂草丛生，猛禽飞于天空，野兽游于地面，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生活仿佛要回归关中。公元416年，将军刘裕从氐人手里收复长安城，要返回南方谋事，关中汉人恐怕氐人卷土重来，竟哭着挽留刘裕。但民族之间的融合却艰难地发展着，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羡慕儒术，重要的是，通婚在悄悄进行，其结果必然培育新的生命。关中人属于北方人，然而，他们的身材不是高大而是适中，动作不是灵活而是强硬，他们的脸盘是扁圆的。胡须是丰茂的，眼睛是细长的，他们拙于辞令，易于发怒，他们带着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影子，这些匈奴人、鲜卑人，或者羯人和氐人，都化在汉人的肉体和灵魂之中了。我在扶风县、陇县，在旬邑县、彬县，在蒲城县、华县，在这些地方的乡村，我看到农民总是无声无息地干活，妇女的腮是红的，腰是粗的。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岐山的一家旅馆，风挟着秦腔穿窗而入，我难以安眠。我默默地想：关中人的保守和忠厚是源远流长的，它发生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为逃避兵祸，迁徙于长江之南的汉人，以上层社会为主，他们带去了北方先进的技术。文明的习惯，使那里得以开发，可自己却沉溺在铺张和声色之中。隋文帝的士兵，就是在一口枯井抓着陈后主的，而陪他左右的则是两个多情的女子。尽管社会动荡，不过毕竟，华佗在行医，曹操在吟诗，王羲之挥毫作书，祖冲之演算数学，阮籍和嵇康在清谈。在北方，情歌和牧歌，会飘荡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帐篷。
在中国分裂和混乱的时候，罗马文明度过了它的光荣岁月，这是在公元5世纪。这个阶段还在欧洲确立了基督教，它对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帝国，曾经对基督教迫害了二百年之久。基督教的活动，在于它将谦让与爱，作为主要道德，这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穷人接受了。奥古斯丁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年轻时代沉溺于声色，竟难以自拔，甚至订婚之后，仍拒绝不了一个情妇的勾引，经过上下求索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之剧，要在末日审判并宣告结束，一部分人进天堂，一部分人入地狱，这都由上帝决定。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对罗马的入侵，是这个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它使我想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对汉人进犯，并作比较。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我从平凉回到西安。我作的笔记是这样的：罗马人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占领了罗马人的地盘，汉人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使汉人转移到长江之南去了。遭武力征服，这对罗马人和汉人是相似的，然而，结果相反，这就是：在中国，汉人用它的文明同化了野蛮民族，在欧洲，野蛮民族把罗马文明变成了废墟，并使欧洲处于恐怖的僧侣统治之下。我不知道是汉人的文化伟大还是罗马的文明脆弱，这是一个疑惑。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娄敬的建议，不过娄敬是一个戍卒，尽管有其道理，刘邦仍很犹豫，他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刘邦很清楚，张良是智慧之人，没有张良，也许就没有汉朝。张良认为，关中属于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可以通过渭水，补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回旋，尤其是关中四关，能够临制诸侯，进利于攻，退利于守。一九九二年，我几乎走遍了渭水两岸的所有县城和乡镇，我感觉不到一点天府之国的印象。渭水已经肮脏，其他河流干涸的干涸，断裂的断裂。土地是黄的，飞尘落向稀疏的杨树和槐树。树一般都长在村子，大地几乎是赤裸的，夏天，我走在穿过田野的小路，我感觉空气沉闷而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