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其解释策略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至今学派林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每一种解释策略都涉及关于社会学的对象及其本质、社会认识的特点和方法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至今依然对社会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文就此进行了历史发展纵向的考察。该文认为，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社会类比成人体的有机体说，对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起到启蒙作用；德国人文主义对建立在牛顿的物理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加速了早期实证主义的解体；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倡导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为社会学中的人文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展开了社会学解释策略；美国的互动理论开辟了社会学解释策略的新途径。
社会公平本质解析
陈维荣（兰州城市学院）/《甘肃高等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3年第8期
该文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和借鉴吸收其优秀成果基础上，根据人们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厘定社会公平是反映和评价人们之间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范畴；并从“社会公平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和“社会公平也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样两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用大量篇幅分别分析了社会公平作为一种评价必须包括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依据和评价结果四个要素。其中，重点分析了公平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和其所应具有的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该文主要分析了作为反映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从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公平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特点及其社会公平意识对现存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所具有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和这些作用的具体实现过程。通过系统、深入地分析，阐述了公平的社会利益关系就是能促使社会生产力、社会和人最佳发展的利益关系，使社会公平和效率二者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公平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社会公平理论。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若干问题解析
王必达（兰州商学院）/《复旦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我国社会经济及其人口发展都正处在一个为时甚久的转变过渡时期，人口转变的地区差异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更加集中和突出。该文就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在家庭层次上，人口会找到它的适度规模，因为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乃出于对他们全面福利得失的考虑。从统计资料看，我国西部地区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据预测，在全国人口达到零增长后，西部地区人口仍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在未来50年内，西部地区的人口还将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人口变动的这种趋势必然给西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寻求适度人口是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按照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欠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根源在于子女“价格”（即父母养育子女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之后的差额）比较低。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看，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已超出适度规模，而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贫困多育的原因。在西部农村，人们生活世界的许多方面与市场相距甚远，生育对人们并不全然基于市场理性，生育还连带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因此，西部地区要降低人口出生率，求得适度人口，不仅要借助于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即人口控制的成功，而且还要依赖于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即通过文化的变迁，使人们在生育行为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
郭志仪（兰州大学）/《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1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这适合了当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章中认为，革命发生和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一普”以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6亿，这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计划生育开始扩展到农村。但由于当时特殊历史背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和主张。1956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形成，但随着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作者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并没有因为对“新人口论”的批判有多大影响，相反，是在复杂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而对计划生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错批一个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批判高潮在1959年底。而中国的前两次人口高峰增长分别在1952-1957年和1962-1968年。其实影响人口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历史看待我国人口政策的客观思路。
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评费孝通与利奇之间的理论分歧
傲东（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6期
该文通过对费孝通与利奇的理论分析，找出他们分歧之所在，有助于学者对我国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重述了对已故老同学埃德莱·利奇提出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这一命题，他批评了西方现代人类学研究常用“三分法来定式”的“一般认识历史的标尺”。费孝通认为江村在某些方面不能离开中国其他农村而“自成一格的独秀”，江村虽然不能代表全中国的农村，但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的一种类型，如果用类型的比较方法，通过对若干类型的参与观察，对若干类型的认识逐步接近中国农村全貌的认识。费孝通与利奇的焦点在于，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农村，“参与观察”能不能观察到复杂的中国农村的一些特征，其难点是依据什么样指标去区别整体与个别社区。对西方文明背景的人类学家来说，整体与个别社区两者都缺乏明确标准，两者的区分必须另找依据。江村调查对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概括程度如何？利奇怀疑微型研究是否能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实际上是怀疑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人文时空区别的相对性，由于他预设了一种整体或参考物，只能研究这个绝对彼岸世界的影子或变体。利奇用“对立符号或象征”去人为地创造时间间隔（对立）与空间间隔（对立），来区分某一社区类型或文化变迁经验基础。应该说费孝通与利奇的理论某些方面是相容的，“类型的比较”的可比较性与“对立符号或象征”的可变换性，开拓了研究复杂社会的人类学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