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小姐到派出所去开证明，领结婚证书，刚好所长值班，就一边开证明，一边与年小姐话家常。看到年小姐姓年，所长问道：“你这姓很少啊！”年小姐无心闲扯，答道：“唔。”所长接着说：“县长也姓年，那你和他是亲戚了。”年小姐又未置可否，因为她没有心思与他闲扯，只等所长开完证明她就要走。但所长进一步推理说：“县长没有女儿，那你一定是他的侄女了。恭喜你，年小姐。”所长十分利落地把证明开完，又热情地把年小姐送了出去。
经所长之口，县长侄女结婚的消息，在县城很快传播开来。
年小姐回到单位，领导马上找她，说：“你是年县长的侄女，为什么不早说？现在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的实在很少，不错，不错。”接着又说：“考虑到你一贯工作认真、负责，因此，决定替你换一个工作，调你到局里办公室，调令不久就会下来，好好干吧，小年，前途无量啊！”
没有多久，房管局的副局长亲自找到年小姐，说：“对不起，年小姐，我们的工作实在太忙，要房子的太多，所以没有及早替你办好。我们讨论、研究了很久，现在没有很好的房子。只有江边新建的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你看合意的话……这是房子的钥匙，年县长那里还望小姐以后多多美言几句。”说罢起身告辞。
年小姐真是喜出望外，工作已经调动了，房子又解决了，真是双喜临门。看来，这县长的面子可真大！
有了房子，年小姐的婚事如期举行，参加的人很多。除了亲戚，还有各局室、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拿着礼品，早早地来了。因为他们想：县长的侄女结婚，县长肯定会参加。他们当然不愿放弃一个当面向县长讨好的机会。自然，礼品就相当丰厚了。
不过，等待像上文中这样的“误会”有点太消极，而单纯的“说谎”又有被捅破的风险。但真正的高手是决不会蛮干的，他们会在99%的“谎言”中加上1%的“真实”，制造这种“真实”的“谎言”，就不由得你不信了！
汉桓帝时，宦官张让权倾朝野。张让有个奴仆为他管家，扶风郡的富人孟陀使尽钱财结交这个奴仆。奴仆很感激孟陀，问他有什么要求，愿为他促成。孟陀说：“只希望你们一班人迎拜我一次。”那时，去求见张让的公卿大夫很多，车马每每堵满门前。孟陀有一天去谒见张让，被堵住前行不得。那个管家的奴仆远远看见，便率领家奴到路上去迎拜，与他同乘一车进宅。当时，宾客们非常惊讶，以为张让很看重孟陀，于是便争着去贿赂他。很快，孟陀便积聚了好几万钱财。
孟陀并没有真正交结上张让，但是，通过管家奴仆等人的迎拜，其造成的假相已达到了目的，眼见为实，此便是孟陀用心之所在。
借用假象，麻痹对手好办事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总是看重那些表面的、公开的东西，而假象则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许多人由于戒备疏忽、松懈之故，思想麻痹，斗志涣散，指挥不力，协调不好，反应迟钝，而造成战斗力削弱。因此，作为办事高手，要能“乘疏击懈”，要出其不意地在这种时机向敌人发起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神志混乱，失去抵抗能力。但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不会麻痹松懈，因此，在发起猛攻之前，往往要通过“假阳行阴”来迷惑敌人，使敌人麻痹，使自己养精蓄锐。“阳”是公开、暴露，“阴”是伪装、隐蔽。“假阳行阴”就是用公开的行动来掩护隐蔽的企图和行为。
举例来说，人们十分迷信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他们的内心中，有着一种对既定事实的认同，一旦事物表现出那些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景象，他们就会毫不怀疑。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美国导演阿伦·芬特偷偷地抢拍的镜头已在电视上流行数十年了，它的摄制过程就是依靠了正统性权力对不分性别、文化和背景的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在几年前放映过的一个片断里，芬特把特拉华州封闭了一个半小时。怎样干的？其实，他只不过是在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上放了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简单地写道“特拉华州封锁了”。
一串又一串汽车停了下来，驶离公路。莫名其妙的司机们出了车，来到芬特面前。而芬特这时正站在牌子下面，用潜藏的电影摄影机记录着这一事件，司机们异口同声地说：“喂！特拉华州发生什么事了？”
芬特只是用手指一下牌子道：“看牌子吧！”
司机们皱起眉头，搔搔脑袋，然后抿着下嘴唇，其中一位问：“你估计什么时候重新开放？我住在那儿，我的家在那儿。”
与这个著名导演相比，安禄山也是一个擅用假象办事的阴谋家。据说，安禄山在发起攻击之前，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
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憨直、诚笃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使，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待。可没想到，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您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如此谎言，本十分可笑，但由于安禄山善于逢迎，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
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在与自己的竞争对手相斗时，绝不说对方一句坏话。当面不说，背后也不说，不只不说坏话，而且还尽说好话，并在上司面前替对手说好话。因此，对手在失败之后可能始终都蒙在鼓里，而看不出在他甜言蜜语掩盖之下的“黑心”。
贾充是魏晋时期司马氏家族的心腹，当年，司马昭发动政变时，就是他指使人杀掉了魏国皇帝曹髦。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称帝以后，对他格外宠爱，授予他尚书、车骑将军等高官显位。贾充则对上献媚邀宠，厚脸讨好巴结，对下拉帮结伙，对不肯服从自己之人打击陷害，朝野的正直人士对他无不十分厌恶。
侍中任恺有治国之才，日理万机，有条不紊，而且秉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深为司马炎所赏识和器重，遇有军国要事，经常同他商量。任恺对贾充十分反感，这使贾充很是不安，因为侍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可以直接向皇帝反映大臣的善恶、朝政的得失。贾充总担心任恺会在皇帝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便想将任恺从皇帝身边挤走。
可是，司马炎对任恺十分敬重，说他的坏话必然不信，怎么才能够做到既不像是攻击任恺，又能将他调离皇帝身边呢？贾充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推荐任恺去给太子当老师。按照封建朝廷的制度，太子的老师不许过问朝政，只能留在东宫陪太子读书，而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教育，给他当老师肯定是劳而无功。这样一来，即使任恺离开了皇帝，还会使他因为教育失败而失去司马炎的信任。于是，贾充便向司马炎极力夸赞任恺如何忠贞正直，如何才学过人，是给太子当老师的最佳人选。司马炎倒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任恺为太子少傅，但原来所任侍中一职，依旧保存不动。贾充枉费心机，懊恼不已。
但贾充不肯善罢甘休，他的同伙又给他出主意说：“让任恺去干选拔官吏的差使吧，这件事情工作繁重，需要经常去全国各地巡视，就不可能留在皇帝身边了。而且所选之人，三教九流，龙鱼混杂，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想挑他的毛病也容易得很。”于是，贾充故伎重演，又一次在司马炎面前称赞任恺如何如何地公正无私，如何如何地知人善任，为朝廷选拔官吏之事由他主持最为合适。这一回司马炎觉得贾充说得有理，便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
毫无疑问，任恺当吏部尚书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接近皇帝的机会也少了。于是，贾充便整天在司马炎身边伺机诽谤，造谣诬陷，终于使任恺丢掉了官职。
借梯上楼，善于借助别人的力量
俗话说得好：“好风凭借力。”一个人要想办事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外，还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事半功倍。应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策略称为“借梯上楼”法。
对于想获得成功的人来说，这里的“梯”指的是他人的能力，如名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的地位、名望、财富或权力，而“楼”则是指你要获得的某种较为理想的目标。
一般来说，无论引荐者的名望大小、地位高低，只要对你的成功有所帮助，他就是你登上高山的好梯子，他的威信和影响对你都有用处。一般人对权威和名望有一种可靠、信赖的感觉，因而他们常常会从推荐者身上来估量被推荐者的能力和人格。这种透视现象可以帮助你步向成功。
引荐者的名度越高，你就越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上司的赏识。唯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你的事业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否则，你就会被埋没，而枉有一身能耐。
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人们所处机构的层次不同，便严重影响了社会对自身的评估。处于声望较低机构中的人，尽管其才能或成果是一流的，却往往不能得到施展和承认；而相反，在声望较高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可能其才能或成果是二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但却容易人尽其才，被承认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美国著名科学家杰里加斯顿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波顿效应”。
在“波顿效应”的阴影下，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优秀人才。英国的地质学之父史密斯，是生物地层学的创始人。他原是个标尺工出身的工程师。他编绘的“英国地层表”被埋没了20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认为他是个出身卑贱、无人知晓的测绘人员。我国陆家羲的数学论文在国内一直不能发表，这与他只不过是包头市九中的一个普通教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波顿效应”的阴影，使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成果得到承认呢？寻求权威、名人。因为他们身居上层，任居高位，因此，他们的举荐、提携颇具分量。
可是，如何得到权威、名人的举荐、提携呢？自古以来，就有伯乐识千里马之说。从古至今，众多的“千里马”都是得益于众多的“伯乐”而得以奔腾万里的。
1929年的一天，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应几位朋友之邀，去参观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画展。
宽敞的大厅里，尽是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不少作画者墨守成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毫无新意。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痛快。忽然，一幅挂在角落里的画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他仔细端详品味着画面上那对虾，只见它体态透明，须尾舒展，生动逼真，笔法娴熟。这位观赏过许多艺术珍品的画坛大师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当他得知此画的作者竟是一位年逾六旬、木匠出身的老头儿时，不由得感叹一声：“我为这个怀才不遇的人感到惋惜，真没想到，在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啊！”这位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几天后，徐悲鸿就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从此，画坛又添一星。
萨洛蒙·安德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探险家，为了得到北极圈内有关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他组织了一次北极探险。
1895年，经过周密计算和安排，安德烈在瑞典科学院正式提出乘飞艇到北极探险的计划。在此之前，安德烈曾在美国学习了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理论，并且制造过由气球而发展起来的飞艇，有关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曾引起轰动。计划虽已拟好，但随之而来的便是经费问题，由于人们对此不信任和不关心，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提供经费。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说起。
安德烈整天奔波，挨家挨户去找那些大富豪和大企业家，但有谁愿意投资一项与己毫无关系的事业呢？又有谁愿意投资一项也许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冒险事业呢？安德烈每天总是失望而归。
经过很长时间的奔波，总算有一位好心而开明的大企业家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他甚至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同时，他还向安德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希望这项冒险计划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是不是削弱了这次探险的意义呢？
安德烈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决定让安德烈继续去募捐，扩大影响。但是，尽管安德烈想尽办法，人们的反应仍然很冷淡。安德烈非常着急，情急生智，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探险计划写成一篇极其详细严谨的论文，用大量证据论证了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及其意义，然后，他请那位开明的企业家想方设法把这份文章呈献给国王。
经过很多周折，国王终于见到了这篇文章，他对这个大胆的计划感到很新奇，于是召见了安德烈，并询问有关探险的一些具体情况。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最后，安德烈要求国王象征性地提供一些小小的赞助，国王慨然应允。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新闻界对国王关注此事予以报道。既然国王都对这件事感兴趣，那么，许多名流、富豪也都跟着对探险一事纷纷予以关心，捐赠了大笔费用。此外，许多普通民众也因此开始对这项计划感兴趣了，大家都明白了探险的意义。安德烈的事业终于不再是他一个人苦苦奔波的事业，而是变成了一项公众的事业。安德烈终于成功了！
巧借他人的力量和威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韬略。安德烈正是借助国王的力量，才使自己的探险之旅取得了成功。
利用爱心，借完同情再借爱
同情和爱心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在现今社会，这些也都成了借力者赖以成事的武器。
你有没有与人谈话时，对方突然哭起来的经验？这是你的不幸。想想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事？当你和先生、太太、子女为某件事争论不休，你占据了情、理、法而让对方毫无辩解余地，对方突然泪流满面求你饶恕时，你怎么办？你会想：“好啊，这会儿你无话可说，任凭我处置了吧！”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人会说：“噢，对不起，别哭嘛，我不是故意的，或许我火气大了些。”甚至更进一步道：“别哭了，我答应你就是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钱在桌子上，自己拿去买东西吧！”
不仅仅是女人的眼泪，男人的眼泪有时比女人的更有用。这是因为一般人都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一旦哭起鼻子来，那一定会使在场的人丢盔弃甲而逃。
日本国会有一次在讨论政治伦理问题时，中曾根首相为了征询田中角荣的意见而和他会晤。在谈话中，田中前首相感叹地说：“我听孙子说，在学校，同学们都讥笑他，所以不想上学了。我心里很难过，爷爷的错误竟要孩子来承担。”说罢，己是泪流满面。
中曾根首相看了，不禁也热泪盈眶，并立刻告诉田中角荣：“我们必须在政治与伦理间订立规范。”
后来，敏感人士认为，中曾根首相被田中角荣的眼泪蒙骗了。以下还有一则相关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