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时期，一个背叛的诸侯有扈氏带兵入侵，夏禹派他的儿子伯启去抵抗，结果伯启失败了。他的部下很不服气，要求继续攻打，但是，伯启说：“不必了，我的兵比他多，领地也比他大，却被他打败了，这一定是我的德行不如他、带兵方法不如他的原因。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力改正过来才是。”从那以后，伯启每天很早就起床工作，粗茶淡饭，照顾百姓，任用有才干的人，尊敬有品德有能力的人。过了一年，有扈氏知道了伯启这样的德行，不但不敢再来侵犯，反而自动投降了。
伯启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凡的位置上，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自我为关键，最终得到了天下人的认可。布朗宁说：“能够反躬自省的人，就一定不是庸俗的人。”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在性格、逻辑、处事方面总有缺憾与不足，这就需要学习自我反省来洞察自己的言行。真正的低调者会不断地反观自己、不断地反省自己，这是值得极力赞扬的。自我反省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很看重的一种为人品格，它是低调修身的重要方面。孔子尚“日三省其身”，更何况常人乎？学会自我反省，才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身心修养；学会自我反省，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获得人生的更大进步。
人一旦出头了、发达了，就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被人品评，被人臧否，也可能被人算计。因此，越是位居显要处，就越要经常反躬自省，越要讲究低调做人，融入大众之中。唯此，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3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嫉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3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念及当今军事形势之严峻，日夜惶恐不安。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不过是大清帝国一颗棋子，心想：他想要实权，休想！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欲哭无泪。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了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如潮水般席卷而来，朋友吴敢把这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推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锋芒太露，伤己伤人。面对朋友的规劝，曾国藩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反思。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之所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开幕布公，一针见血，从而遭人嫉恨，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常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那时，湘军人物官居督抚高位的便有10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所授。
但树大招风，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也随之而来。
颇有心计的曾国藩应对从容，马上就采取了一个裁军之计。不等朝廷的防范措施下来，他就先来了一个自我裁军。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曾国藩意识到，鸡蛋是不能与石头碰的，既然不能碰，就必须改变思路，明哲保身。
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2年之间，已筹到550万两白银。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结束，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
他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即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曾国藩深谙老庄之法，他对清朝政治形势有明了的把握，对自己的仕途也有一套圆熟通达的哲学理念。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表露说：“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曾国荃字沅辅）所统近二万人，季（指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天人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正是由于曾国藩居安思危，在功高位显之时能洞悉世态人情之险，从而以退为进，保持一种低调通达的作风，才确保和成就了他终身的功德。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1次，就要以10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曾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来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
因此，我们万不可因一时的得意就麻痹大意，认为自己“福大命大”，而应该时时反躬自省，修身立德，这样才能确保长久的安顺。
虚心有容，方能有所成就
一个虚心的人，一个自知贫乏不足、心里头有空间容纳教导的人，往往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诲，得到更多的东西，取得更大的成功！
虚心就是不自满，就是敞开胸怀，能学他人之长，反省自己之短。
“虚心方能容人，虚心方能容物”。只有自觉不满，才能使心灵去容纳更多的事物。虚心不满使自己的心灵处于一个时时能容物、容人的状态。当一个人的心虚如谷川时，就能容纳更多，便能成大器。相反，若一个人自满，便再也容不下新的东西，没有多大容量，就成不了大器。
一个满怀失望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一位知名画家的家中，他对画家说：“我一心一意要学丹青，但至今也没能找到一个能令我心满意足的老师。”
画家笑笑问：“你走南闯北十几年，真没能找到一个可以做你老师的人吗？”
年轻人深深叹了口气说：“许多人都是徒有虚名啊，我见过他们的画，有的人的画技甚至不如我呢！”
画家听了，淡淡一笑，没再说话，只是请他坐下喝茶。年轻人坐下后，画家开始往年轻人的杯子里倒茶，越倒越多，杯子满了，画家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年轻人急忙说：“满了，满了。”画家像没听到一样，继续向杯子里倒茶，杯子里的茶水溢了出来，年轻人连说：“您没看到杯子已经满了吗？”
画家住了手，淡然一笑说，“你也知道满了不好再倒，可你自己就像这只杯子一样，里面已装满，你若不先把自己的杯子倒空，怎能装下别人给你的新茶？”
年轻人的心里没有容量，因而如故事中的茶杯一样，不但他的心中装不下任何新的东西，他的眼里也看不到可容纳为己有的东西。知道不足，才能好学，才能进步。若自负自满，只会故步自封，难成大器。
虚心就有容，有容就能容纳，容纳之后还会生长，还会变化。“学而始知不足”，器量不断增加，成就也不断增大。
著名艺术家梅兰芳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伟大代表，他的艺术高雅脱俗，有独特的气质韵味，人们用“大气、大度、大方”来形容“梅派”艺术。
梅兰芳是一位谦虚有德的艺术家，他就是靠着虚心好学，一点一滴地积累文化底蕴，才成为了中国戏曲界的大器。
梅兰芳广拜名师，向秦稚芬、胡二庚学花旦戏，向陈德霖学习昆曲旦角，向乔蕙兰、李寿山、陈嘉梁、孟崇如、屠星之、谢昆泉等人学习昆曲，向茹莱卿学习武功，向路三宝学习刀马旦，向钱金福学小生戏，也曾受教于王瑶卿。在与这些技艺非凡的名演员的合作之中，他广泛汲取中国戏曲艺术的精华，在很多传统剧目的演出中，他都虚心听取意见，以新鲜的理解去填补艺术空白，使旧戏焕发出新的艺术意味。
梅兰芳除了能虚心向同行学习、听取同行的意见外，还认真采纳广大观众的意见。
有一次，梅兰芳在一家大戏院演出京剧《杀惜》，演到精彩处，场内喝彩声不绝。这时，从戏院里传来一位老人平静的喊声：“不好！不好！”梅兰芳循声望去，见是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于是，戏一落幕，梅兰芳就用专车把这位老先生接到自己的住处，待如上宾。
梅兰芳恭恭敬敬地说：“说我孬者，吾师也。先生言我不好，必有高见，定请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老者见梅兰芳如此谦恭有理，便认真指出：“惜娇上楼与下楼之步，按‘梨园’规定，应是上七下八，博士为何八上八下？”梅兰芳一听，恍然大悟，深感自己有疏漏，低头便拜，称谢不止。以后每每演出，必请老者观看指正。
梅兰芳的谦虚，不仅使自己的艺术造诣更进一步，也使自己的德行操守胜人一筹，受人敬重。
虚心的人懂得人生无止境，事业无止境，知识无止境，因而才能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海不辞水成其大，山不辞石成其高；虚心才有容，有容方成大器。
一个人越虚心，心胸越开阔，装载的容量越大，就越能成大器。
（第四节）言语低调，说话一定要慎重
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纠纷大多是说话不慎引起的，话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办法收回了。所以，低调的人绝不会轻易对别人评头论足，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必须仔细地思量一番。
低调说话，别人就会接纳你
如果你低调说话，别人就会很容易地接纳你、喜欢你、帮助你；反之，若你不懂分寸，说话冒失，不讲原则，就会人人讨厌你，事事为难你。
说话是人类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说话在交往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沟通过程中，如果想让他人更好地理解你，你首先要表达好自己的意见，不仅要表达清楚要说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人去揣摩你语言的深层含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更在追寻言语表达的真谛，低调说话势在必行，因为低调说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为人处世的智慧。低调说话者懂得“打鼓打在点上”，他们话虽不多，但句句足以让人思索和斟酌。
春秋时，齐国的晏子经常用非常聪明的语言来劝谏齐景公。一次，齐景公的一匹爱马暴死，齐景公大怒，命令手下把养马人用刀肢解。这时，晏子刚好在齐景公身旁，见刀斧手持刀而进，便问齐景公：“尧舜当年肢解人时，是从谁的身躯开始的？”齐景公听出晏子是在委婉地批评他，但他又不愿赦免养马人，就说：“把他下狱吧！晏子说：“好，但先让我代您说说他所犯之罪，这样才能让他心服。”齐景公说：“可以。”于是，晏子就开始历数养马人三大“罪状”：“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了，这是死罪之一；死的是国君最喜爱的马，这是死罪之二；你让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百姓闻知，必定怨恨国君，邻国闻之，必轻视我们的国家，这都是因为你使马死了造成的，这是死罪三也。来人，将其下狱！”齐景公明白了道理，说：“把养马人放了，不要因此伤害了我的仁政。”
言语上的趾高气扬、放荡不羁是做人的大忌，而低调说话正好可以收敛自己过分的言行。如果不低调说话，去说大话、摆架子、耍威风，到头来只能遭到别人的鄙夷和陷害，那么，人生必将要经历更多的挫折和压力。年轻的毕业生经常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当他们刚到一个单位任职时，往往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还不了解公司的全部情况下，就猛地“烧了一把火”，结果不是“烧”得不是时候，就是“烧”错了地方，不但费力不讨好，结果还被领导冷落和排挤。
2000年，一个很有才能的硕士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在校期间，他学习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和学院领导的器重。老师们都一致认为他能力突出，肯于动脑，将来一定会在学术领域有一番作为。毕业后，理所应当地，他被分配到了一家著名的研究所里，所里的气氛很融洽，刚刚来的领导就很多事情与他商量，并嘱咐说：“有问题直接提。”这回，这位高才生觉得遇到了伯乐，是自己施展才华的时候了。
在一次全所的交流会上，这位高才的硕士生毅然地站立起来，他对所里的弊端，从工作程序、用人机制、长期规划到领导的工作作风，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还制定出了改进计划。同事们和领导都很震惊：一个刚刚来工作一段时间的研究生怎么说话这么的狂妄自大呢？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在之后工作的两年里，他再也没有被安排做实质性的工作，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近他，都很讨厌他。最后，他被迫离职了。后来，几番职场的起伏让这位高才生终于懂得了低调说话的重要性。
在许多场合，有一些话不好直说、不能直说、也无法明说，于是，旁敲侧击、绕道迂回，就成为了低调者所采用的方法。
在南朝时，齐高帝曾与当时的书法家王僧虔一起研习书法。有一次，高帝突然问王僧虔说：“你和我，谁的字更好？”
这问题比较难回答，说高帝的字比自己的好，是违心之言；说高帝的字不如自己，又会使高帝的面子搁不住，弄不好还会将君臣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糟糕。
王僧虔的回答很巧妙：“我的字臣中最好，您的字君中最好。”
皇帝就那么几个，而臣子却不计其数，王僧虔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高帝领悟了其中的言外之意，哈哈一笑，也就作罢，不再提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