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明末散文家张岱
人会有许多时候需要填写个人的基本资料，其中的内容不外乎是姓名、性别、年龄、婚否、身高、体重、爱好、籍贯和联系方式等一干标志自己特征的东西，姓名、性别、年龄、婚否、籍贯通常是必选项，而其他的项目则会根据情况的不同，有时候跟随出现，有时候则“隐姓埋名”。
有心的人会注意到，在这一干内容中，有一项是跟随姓名、性别、年龄、婚否、籍贯出场次数最多的，那就是“爱好”。在许多需要你填写个人的基本资料的时候，你不得不填上自己的爱好特长，要说爱好特长多多少少算得上是种个人隐私，但要了解你基本资料的人却显得非常想知道你的这个“隐私”，而你也坦然愿意将这个“隐私”在自己填写的基本资料中体现出来。是因为这个“隐私”公布出来无伤大雅吗？也许，但更可能的是大家心中有一个默认的共识：爱好是一个从群体中识别出一个人的重要特征。
清朝人张潮在自己写的格言式的文集《幽梦影》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所谓癖者，嗜好也，爱好也。”张潮认为，花儿虽然可爱，但没有了蝴蝶的陪衬，便会失去了盎然生机；山岭虽然高险，但如果没有泉溪的伴奏，则会觉得缺乏灵性；奇石虽然可以玩赏，但如果没有青苔的点缀，便会让人觉得情趣索然；流水虽然清澈可鉴，但如果没有萍藻的映照，便会有浅薄之感；乔木虽然高大挺拔，如果没有藤萝的缠绕，便会显得单调而无人情；而人如果没有了爱好，便不会显出特色，便不能够使自己在他人面前明亮起来。由此可见，爱好不仅可以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也是一个人胜于他人的一个“利器”，它可以让一个人比其他的人看起来更优秀，更有“光环”。事实上，大凡那些光照后世的人几乎都是有癖好的，不管这些癖好是好是坏，是高雅还是有些上不得台面，都让后人听起来饶有兴趣，觉得前人其实更加亲切。传说三国时建安七子王糜的嗜好是听驴叫，在他死后魏文帝曹丕还专门召集了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大家在灵前大学了一把驴叫，那场面想来是滑稽可以，王糜的这个爱好不得不归于上不得台面的类型。相比较，李白对于剑、酒的爱好则要高雅得多，世人皆知“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在一篇文章中自述说自己“十五学击剑”，他在游历全国各地时也都是仗剑而行，剑最终是李白个性的象征，而酒则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在外人眼里，带剑的形象，嗜酒而赋诗，诗词壮丽，方才是李白，剑、酒已经和李白的心身合二为一了。由此，爱好于个人又成了一个最为浓缩的符号，形象地定义一个人的存在。
明朝文学家张岱还有一个关于个人爱好的说法，他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其意思说白了就是说如果没有癖好，人也便不可爱了，不生动了。按照他的说法，没有爱好之人便是没有真性情之人，没有爱好之人，便是无，爱好有无在此又成了衡量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标准。
自然，爱好的用处众多，它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或者变身为张潮所说的人头上的光环，让人明亮起来，或者变身为张岱所言的精神上的滋润，让人澄明起来，它还可以变身为一个人热情的聚集地，变身为一个人心灵上逃避的港湾。另外，爱好还可以带来“实实存在的利益”，这“实实在在的利益”便是在很多爱好至深的人中，最后是他的爱好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成为他一生的主业，让他达到了辉煌。李白便是其中的一位，其实他的诗歌、剑、酒都是他的爱好而已，他希望的是“做官”，是“仕途”，是“致君尧舜”，是“兼济天下”，他有幸遇到了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但他也不幸遇到了晚年的沉溺女色、任用奸臣、不思进取的唐明皇，所以他只有用畅游天下来疏解自己志向不得实现的郁闷，用诗歌、剑、酒来排解自己郁郁的心怀。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爱好往往“成阴”。
相信稍稍有些见识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曹禺，曹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剧作家，《雷雨》《日出》至今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剧作经典。曹禺一生与话剧结缘，他爱戏剧如痴，他也因戏剧而达到了人生的巨大成功，得享大名。然而，戏剧本来对于曹禺只是一个痴心的爱好，他原本的打算并不是以戏剧创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的，戏剧在曹禺的人生中是慢慢由爱好而上升到他一生的追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爱好左右人生的过程。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在天津，1922年秋，12岁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在这里曹禺对戏剧的爱好开始萌芽。南开中学是一个有民主精神的学校，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进入南开中学后，曹禺对戏剧的兴趣大增，1925年他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并成为重要骨干。在南开剧团，曹禺主要工作是演戏而不是他以后成名的剧本创作，这个时期他主演了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还有共深、丁西林、田汉等人的作品，在演戏的同时他也进行一些时事新剧的编剧，这可以算是他进行剧本创作的遥远的开端。
虽然是南开剧团的骨干，虽然对演戏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热爱，但曹禺并不打算以此作为一生的事业，毕竟在当时这不是他和他的家庭所认为的最好的选择。在高中毕业之前，曹禺面临着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此时曹禺心中盘算着：升大学是肯定的，但是考哪个大学，选择什么专业呢？曹禺的父亲万德尊也在盘算着，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去从政了，他坚决不能让儿子再重蹈自己的覆辙。他希望曹禺不要像自己那样，从官场的腐败和尔虞我诈的角逐里讨活计，那是太冒险了。万德尊盘算曹禺还是去学医，考医科大学，将来去当医生。
在曹禺的盘算中，虽然没有确定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但他毕竟年轻，年轻人总是充满着色彩斑斓的人生幻想。曹禺从小就想当演员，想做发明家。因此曹禺一度倾向于去做演员，但是做演员，特别是话剧演员，是没有职业剧团可去的。何况，怎么能一辈子当演员呢！如果把演员当作终生职业，别说像自己这种官僚家庭，即使一般家庭都是很难通过的。演员的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演新戏同当职业演员不是一码事。于是，曹禺告诉自己，虽然自己爱演戏，但自己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也许考虑写剧本。事实上，在曹禺演戏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写戏的念头。他也正在酝酿剧本创作，如果真能写出好的剧本来自然是好的。如果能够做一个剧作家自然也是好的，但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似乎也并不能够将写剧本作为一生的事业，而只适合作为一个爱好和梦想。这样在曹禺自己的心中，他对于自己高中毕业以后的未来思前想后，似乎这也可那也可，又似乎这也不可那也不可，总是迟疑不定。
有一种情势叫做火烧眉毛，事到临头不得不选择。眼看着高中即将结束，曹禺还没有做出决定。曹禺的父亲万德尊自然非常着急，他既然已经决定让曹禺去学医便希望达到目的，为此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李梦庚，请李梦庚去说服曹禺。请李梦庚告诉曹禺，在大城市当一名医生，那是极受人尊重的，医生是铁饭碗，谁都会生病，谁都会找人治病，哪朝哪代都需要医生，是万人求的职业，何况又可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曹禺最终接受了劝说，他决定去考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医学学府，报考的人多，竞争的人多，录取者却寥寥，所以要考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曹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为此做了最认真的准备，但世事往往难料，结果出来了，他因为物理化学成绩稍差而名落孙山。后来，曹禺又考过一次协和，依然没有被考取。看来，他和医学是没有缘分的。
1928年6月，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第21届毕业生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9月，他被保送进入了南开大学政治系。他最终没有学父亲为自己指定的医学，也没有学自己喜爱的戏剧。戏剧看来只能作为自己的爱好而存在了，无论演戏还是进行剧本创作。曹禺进入南开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10年历史的新兴的高等学府了。从曹禺度过中学时光的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的路程不算远，走到南门外大街，经过海光寺、万德庄、六里台，就到了荒芜冷清的郊区八里台了。这里，既看不到高高的院墙，也看不到一个遮拦的铁丝网，更看不到密集的建筑群。墙子河沿着校园流过，河上架起一座新式的拱桥，这就是南开大学的标志了。跨过桥去，就是校园。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圆形的时钟，来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它，它是南开人运行的指示计。大中路的左侧有一座庞大的古钟，和时钟相映成趣，远古钟上还刻着《金刚经》。人们都喜欢在古钟前面拍照，留下珍贵的纪念。
虽然没有进入自己喜欢的戏剧专业，也没有考上自己曾经为之精心奋斗的医学，进入南开大学以后，曹禺心情还是有些兴奋。毕竟大学的新生活也许将给自己带来新的希望和追求。在南开大学里，曹禺并不是一个交际广泛的人，他的他生活的圈子从表面看来十分狭窄，从家到学校，他刻苦地攻读，更加奋发地吸取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领域。
不过，曹禺对于大学的课程却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每次去上课都显得不情不愿，甚至感觉厌烦。曹禺一点也不喜欢政治系的课，他不愿意去听那些政治经济之类的枯燥学问，对于比较政治，比较议会制度，把各种议会制度拿出来比较，论其短长，评其优劣一类的东西丝毫提不起兴趣，这些对他来说真是太难入耳了。即使上课的教师都是留学外国回来的教授、讲师，也不能引起曹禺的半点兴味。当时何濂教授的经济学课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但曹禺也同样感到枯燥无味。对专业知识感觉乏味直接结果就是对爱好的进一步加强。在大学里，中学里对戏剧的喜爱变成了对戏剧艺术的迷恋，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的迷恋。这个时候，曹禺的心早就同戏剧凝聚在一起了，无论他有多少兴趣，多少爱好，但戏剧就像磁石一样，把它们都吸收过来。
在南开大学时，出于对戏剧的热爱，曹禺将主要的精力从自己厌倦的经济学课程中抽出来，而去从事自己喜欢的演戏和戏剧创作。在南开大学有一门戏剧课，开课的老师是张彭春，他对戏剧有深厚的研究。曹禺自然是这戏剧课的一员，张彭春对于这个在中学时演戏便非常有名的学生也很欣赏，总是抓他排戏演戏。1929年，为了迎接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虽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于是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曹禺。这是曹禺第一次接触剧本的改编，《争强》的改编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由此，曹禺开始将自己对戏剧爱好中的演戏和剧本创作中的重点由前者转移到后者。
其实说到这种转变，其最早还可以追溯到曹禺在南开新剧团反串女角演出《娜拉》之后。这个时候，曹禺心里起了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曹禺曾这样说：“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
将对戏剧的爱好固定在剧本创作之后，曹禺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诉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杨善荃。杨善荃比曹禺高两个年级，岁数也比曹禺大，他看过曹禺演的戏，很欣赏他的才能。对于曹禺要自己创作剧本的想法，杨善荃极力支持，他热心地辅导曹禺学外文，把英文单词写成卡片贴在曹禺的床头上，同时他还把自己珍藏的很多外国剧本借给曹禺，并与曹禺讨论剧本创作的问题。曹禺曾经回忆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是，我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我记得跟杨善荃谈过，谈得很乱，头绪也多，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杨善荃很鼓励我。他说，一个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来的，总得搞很多次，反复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来。杨善荃作为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还把他收藏的戏剧书借给我看，他特意买了英文的编剧法之类的书送给我。”
爱好的终点是事业，特别是在主业不能够让自己提起兴趣，自己又没有任何的客观理由非得将主业进行下去的时候。曹禺在南开大学虽然能够得到老师的欣赏去演戏，去改编剧本，虽然能够找到一个好友兼“大哥”为自己的戏剧创作提供精神的鼓励，书籍的借与和彼此的讨论，但对于戏剧一日比一日的热爱，对专业课程一日比一日的厌倦，让他终于决定要将自己的爱好转为自己的一生的事业。1930年曹禺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8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专攻西方语言文学。在此期间，曹禺广泛涉猎欧美文学作品。他曾被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分着迷，还非常喜欢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剧作。所有这些作家都给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以影响，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表现力。当然，曹禺仍然是中国戏剧的热烈爱好者。课余他经常同靳以还有新结识的巴金一起看戏，观赏了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余叔岩、刘鸿声等人的精彩演出，他对昆曲和曲艺也很入迷。这些传统艺术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同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933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前夕，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雷雨》最终于1934年7月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并在之后得到了郭沫若的大加赞赏，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一举奠定了曹禺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在清华大学毕业前，曹禺参加了清华大学留美考试，但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便去了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门从事戏剧研究。至此，戏剧创作成为了曹禺一生的事业，他对戏剧的爱好转变成了自己的主业。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撬起地球的支点也许并不存在，但是撬起人生的支点确是存在的。爱好只是作为爱好，它可以是获得自信的一个有力支点，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人生的一根拐杖，而爱好一旦转变成为一生的事业，它便是人生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支点了。曹禺对于戏剧的爱好在中学时已经生发，但他最终生发出创作剧本的想法，并将这种爱好最终转化为一生的事业是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里完成的。大学是培养个人爱好的最佳时刻，大学以前的时刻，一个人并不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他往往盲从于父母或周围伙伴的主意，他往往屈从于父母或老师的主意，加之少年心性，所以爱好并不是爱好，往往稳定不下来。而大学里则与此不同，大学是一个长时间的生活期间，人的知识进行最后的储备，人的思维开始固定，人对自己认识开始清醒，人试图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此时培养的爱好往往能够成为一生的爱好。
当然，培养一个影响终身的爱好，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爱好极可能成为自己的一生的成就，成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也不在于她可以成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成为自己的逃避风雨的另一个世界，成为自己放松的港湾，最重要的是因为爱好可以蕴涵自己的热情，培养自己专注的精神，让自己的得到放松的同时，时刻可以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专注的习惯，重新投入到自己的主业中。曹禺在南开大学里的另一番经历便可以告诉我们这些。
在南开大学时，出于对戏剧不可摆脱的痴迷以外，曹禺还对体育发生了兴趣。不过他喜欢的体育项目不是体操，不是球类，也不是跳高跳远，他迷上了马拉松。在体育中，马拉松是一个最锻炼耐力和意志的项目，必须要经过持久而艰苦的锻炼才能适应起来。在南开大学，曹禺每天清晨起来，出校门朝着海河的方向跑，先是跑到法国桥，再逐渐地延长距离。曹禺的身体并不好，跑到一定距离，就支持不住了，好像就要倒在马路旁边。但是熬过去一阵儿，似乎又觉得可以坚持下来，反而产生一种轻松感，曹禺对这种感觉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加大了运动量，接近终点时，他实在觉得自己不行了，心脏负担已经承受不了，满眼冒金星，差点就摔倒在地了，他咬着牙，默默地鼓励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忍耐，再忍耐！”硬是这样熬过来了，跑到了终点。对于这一段经历，曹禺是这样回忆的：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是春天，我练习马拉松跑，从南大出发，经过法国桥，朝着塘沽方向跑，到一个俄国公园再折回来，约摸有几十里路。开始跑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眼看就要瘫在马路上了，这就是所说的“极限”吧！但是咬着牙坚持过去，就又跑得轻松起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一种人生的体验，就是坚持这么一阵子，难关就度过去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疲倦极限”，人在锻炼中一跨过这个限度，反而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一种新的适应力，跑得反而更加轻松自如。曹禺亲自体验到它，就带来一种人生的启示和领悟。对于马拉松的爱好不但锻炼了曹禺的身体和意志，竟然也为他带了关于人生的启迪。这也许便是爱好的另一个作用吧。
培养一个爱好，影响终身。培养爱好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不同于玩物丧志，而是对自己性情的一种陶冶，是对一件事物真诚地全身心投入，是在主业之外找到另一个精神寄托，是为自己提供一种在主业失去以后由爱好上升为主业的可能，是为自己提供另外一种启迪。
爱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喜欢读书破万卷，有人爱好拜访名山大川，有人喜好京剧越剧，有人偏好字画古董邮票收藏，有人则整天舞文弄墨吟诗作画，正如古人王糜喜欢驴叫，李白喜欢诗酒，如此种种方显人之百态。君不见，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一旦谈起自己所擅长所熟悉的领域，也可能会变得眉飞色舞、眉开眼笑、手舞足蹈。爱好，可爱的力量！伟大的力量！
曹禺小资料：
曹禺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他从小爱好文学和戏剧，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参加南开新剧团，演出中外剧作，显示了表演才能，并广泛涉猎新文学作品，开始写作小说和新诗。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广泛接触欧美文学作品，深为古希腊悲剧作家及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人的剧作所吸引，同时也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几十年来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之一。
1933年大学毕业后，曹禺入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翌年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禺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禹广泛参加国内外的多种社会和文化交流活动，曾赴各地工厂、农村参观访问。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禺选集》、《曹禺论创作》、《曹禺戏剧集》等。他的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