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不可不知的历史常识大全集
4531400000006

第6章 中国卷·先秦时期(4)

稷下学宫的兴盛衰败,与田齐政权相伴始终,二者密切相关。现在学术界最为普遍的看法是:稷下学宫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闵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直到秦灭齐国,存在了150多年,对后世乃至今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稷下学宫由田齐王朝所兴办,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政治需要。田氏代齐后,历代君主都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以谋称霸各诸侯国。稷下学士为田齐君主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对田齐统治政治需要的需求。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礼贤下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以及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所以稷下学宫又带有社科院的性质。

稷下学士最主要的活动特点便是“不治而议论”,这一特点体现了当时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也就是“不任职”,学官虽然有上大夫的头衔,但并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以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实现所谓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所议论朝政,是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所进行,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并没有多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这对田齐国力的增强,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同时,稷下学宫各学派的学者也利用田齐所提供的优良政治环境,潜心研讨,互相争鸣,以取长补短,逐渐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对中国文化的融合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不同学派有名的著作,有些著作也在稷下学宫得以补充丰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些学派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而稷下先生以及各派著名学者往往是带着弟子们一起聚集到这里。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大量人才。比如荀子15岁便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孟子两次来到稷下讲学,时间长达30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名士就有千余人,有成就者不胜枚举。《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政权对这些才能之士,经常会录用为各级官吏,让他们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

刘向在《别录》中也有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里便是说各派学者经常会有定期的学术例会。每逢例会举行,各学派都要推选出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就直接为各学派提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为丰富、发展各家学说,以及获得政治上的重视有着积极的意义。各学派争鸣的议题更是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对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这类学术报告例会是百家争鸣的完整体现。

无论是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者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3000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非常宽容。各国对“士”都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最为突出。这时的稷下学宫是当时社会学术文化的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提倡黄老学说,但对各家学说并不排挤打击,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礼遇有加。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时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政见不同,但在稷下学宫深受重视。齐宣王也曾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是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虽然因政见不和,孟子离开了齐国,就在离开之前,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齐宣王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子,以资助他开课授学。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对“士”的政策非常宽容,允许其“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鸟儿一样,可以“择木而栖”,这就大大促进了各国人才的流动。比如商鞅在魏国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西行入秦,封官拜相。又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列大夫,但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去了燕国,被燕昭王封为太师。到了齐襄王的时候,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讲学,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并未受到非议。再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寻明主。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春秋战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稷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勇于探求与创新,为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就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个时期,各种观点相互并存,相互诘难,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现象。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政治因素。当时的社会正值大变革,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争林立。各诸侯国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夺得霸主的地位,竞相招纳贤士,利用不同的思想学说以求强盛国力,这就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2.经济因素。随着当时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人逐渐成为有闲阶层,也就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3.科技因素。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的世界都达到了领先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

4.文化因素。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败,饱学之士流落到了各诸侯国,其直接结果便是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原本贵族所垄断的文化学术,开始下移到民间,以至于“私学勃兴”。

5.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与政治权势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并不依存。各学派虽然是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但他们并非是政治势力的附庸,也并非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学派之间以及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虽相互斗争,但互有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老子

孔子

庄子

孟子

从三家分晋到战国七雄

东周时期,因诸侯之间相互兼并,导致某些诸侯国土地不断扩大。当时,食采邑的贵族有两类:一类是国君的儿子,按周礼规定,嫡长子得以继承君位,其余众子食采邑做大夫,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崔和庆等;一类是立有战功或政绩卓越的异姓人,如晋国六卿中范氏、赵氏和齐国陈(田)氏等。大夫的采邑与名位都是子孙世袭制,国君会在大夫子孙中选出一人或数人做卿,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后来,华夏诸侯国,如晋、齐、鲁、宋、郑和卫等国的卿也成了子孙世袭制。发展到后来,几家世卿几乎把持了国家政权,某些“私家”(大夫)变为强宗,而“公室”(诸侯国君)则逐渐式微。公元前562年,鲁国被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瓜分。到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四分公室,季孙得二,孟孙、叔孙各得一,季孙私属甲士已达7000余人。

在周朝初期的所有封国中,当属晋国的面积最大、力量最强,最有资格统一中国。后来,晋国实权渐渐落到范、中行、赵、魏、韩和智六家手中,但他们之间争权夺利而互相攻战。后来只剩韩、赵、魏和智四家,其中又属智伯瑶势力最大、最有野心。为了侵占韩、赵和魏三家的领土,智伯瑶把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请到家中,设宴款待。席间,智伯瑶说:“晋文公时期,晋国是中原霸主,后来霸主地位被吴和越抢去。现在,为了重振我们晋国的雄风,我希望我们每家献出100里土地给国君。”

韩康子害怕得罪智伯瑶,便首先表示赞同,把韩家土地和1万家户口交给国家;魏桓子虽然不愿意,但自己势单力薄,也不敢得罪智伯瑶,所以也愿把百里土地和9000家户口交给国家;过了一会儿,智伯瑶见赵襄子一声不吭,便以言语相威胁。赵襄子非常气愤,说:“土地是祖宗留给我的遗产,将它送给别人,我实在不敢打祖宗的主意。”智伯瑶听后当即翻脸,和赵襄子争吵不休。赵襄子最终拂袖而去。

没过几天,智伯瑶起兵攻打赵襄子,并亲自率领中军,让韩为右军,魏为左军,三军直奔赵城。赵襄子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最后逃到晋阳(今山西太原)闭关固守。整整打了两年的仗,智军就是无法攻破晋阳。

智伯瑶看无计可施,十分恼火。一天,智伯瑶到晋阳周边察看地形,发现晋阳城东北有条河,水势湍急。他当即就想出了筑坝蓄水、水淹晋阳全城的办法。

大水冲击晋阳城后,赵襄子和谋士张孟谈探讨对策,说:“目前百姓情绪还算稳定,可只要水势再往上涨,全城就难保了,这可怎么办呢?”张孟谈分析说:“攻城不如攻心。我看韩和魏把土

知识链接

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

屈原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湖北秭归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诗人。在楚怀王时期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楚怀王被害死后,屈原怒不可遏,于是便劝谏楚顷襄王招贤纳士、远离佞臣,他希望楚顷襄王能够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但楚顷襄王却听信谗言,将屈原革了职,放逐到了湘南。最终屈原在汨罗江自杀。后人为纪念他,就将每年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在这一天,人们举行吃粽子、赛龙舟等各种风俗活动。屈原生前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离骚》。

地让给智家,都是不情愿的。或许我们可以派人游说,把韩和魏两家争取过来,一起对付霸道的智伯瑶。”

赵襄子同意后,当夜就派张孟谈出城,直奔韩、魏两营。攻打赵襄子的这段时间,韩和魏两位大夫很是担忧自己的前途,经张孟谈一说,都同意合力对付智伯瑶。

第二天深夜,智伯瑶在营帐里睡得正香时,突然听见一阵喊杀声。他起来一看,发现床下全是水,便以为大堤决口的水从晋阳城漫过来了,心里万分高兴。可走出帐外一看,他就傻眼了,整个兵营一片汪洋。士兵们给突如其来的大水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还不等智伯瑶缓过神来,韩、赵和魏三家大军便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打得智家军措手不及。智家军被砍死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智伯瑶也死于乱军之中。

韩、赵和魏大败智家军后,乘势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三家派使者去见周天子,要求封他们为诸侯。周天子见木已成舟,只好同意,封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人为诸侯。

此后,韩、赵和魏都成为了中原大国,并与秦、楚、燕和齐合称为“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秦国内政混乱,国力渐渐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外交地位很低。当时,魏国因国力强大,常常侵犯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即位,称秦孝公。秦孝公即位后,决定求贤变法,征召人才,励志图强。卫国的没落贵族公孙鞅(即商鞅)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往秦国。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见到了秦孝公。他向秦孝公讲述霸王之道后,秦孝公极其佩服,于是决定重用商鞅,为秦变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在秦国施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虽然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但商鞅深知,新法要在全国得以顺利推行,必须先取信于民,否则定会失败。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商鞅派人把一根3丈长的木头立在南门,并发布告示:要是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10金。但人们都不相信做这么简单的事能得到这么高的酬劳,所以一直没人去搬。后来,商鞅便把赏金提高到50金。当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果然拿到了那50金的赏钱。后来,这事很快传开,人们对商鞅建立了信任。取得信任后,商鞅立即公布了变法内容:

1.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农民分成十家一什,五家一伍,并按照编制编入户籍。只要一家犯罪,另外九家必须把其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一并腰斩。若是告发,则给予奖赏。这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就是生产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此外,还规定凡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儿子成人后各自为家,否则就要缴纳双倍赋税。

3.奖励军功,按功授爵。商鞅把爵位分为20个等级,级别的晋升以在战场上立功为前提,砍下敌人一个脑袋,晋爵一级;斩敌首两个,晋爵二级。这一规定激起了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欲望,从而大大增强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4.统一度量衡。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现今的0.23米,1升约合现今的0.2升。此外,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和尺的度量衡。度量衡准则统一后,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5.推行县制。商鞅废除了分封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和聚。这一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6.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阡陌”,指的是“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其相应的纵横道路。纵向分布的称为“阡”,横向分布的称为“陌”。“封疆”只能是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总的来说,“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相当于今天的土地承包制。这一规定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商鞅的一系列变法,给秦人灌输了一个思想:人生只有两件大事,即耕田和打仗。商鞅通过给秦人灌输这样的思想认识,让秦国的农业不断发展,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商鞅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后现代”的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较为先进的。在先进的管理模式下,秦国国富兵强,生产力在七国之中遥遥领先。

然而,尽管秦国有发达的农业,但其有限的领土仍无法支撑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为此,丞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在咸阳宫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先夺取西面的巴蜀还是攻打东面的韩国。最后,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觉得巴蜀是一块富庶之地,可以用巴蜀的资源来养活自己强大的军队。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颇具远见的决定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为以后统一全国铺平了道路。

合纵与连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