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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中国卷·清朝时期(4)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因奢侈、淫乱、暴虐等缘由被废黜。一时间,诸皇子跃跃欲试,开始明争暗斗地争夺储位。仅仅是半年过去,康熙帝又以“虽被镇魔,已渐痊可”为由,复立胤礽为太子,争储风波暂时平息。然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再次下诏将胤礽废黜禁锢。

自康熙帝从第一次废黜太子开始,“九王争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几股势力中,皇长子胤禔最早失败,于康熙四十七年被圈禁。皇二子胤礽两次被废,“太子党”的势力也日渐衰败。皇三子胤祉整日舞文弄墨,身边聚集了一批修书的文人,实际上并未形成朋党,后来也因其属下犯案而声望下降。“八爷党”是实力最强、呼声最高的一派。皇八子胤禩善于笼络人心,在朝臣中的声望也最高,其余的皇子也多依附于他。然而,胤禩的行为令康熙帝非常反感。康熙帝曾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胤禩曾因结党争储被圈禁,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图谋储位。康熙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终于宣称与胤禩断绝父子恩义。

“九王争储”过程中,皇十三子胤祥、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等也因种种原因失宠于康熙帝。最终,只剩下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没有前科,依然具备争储条件。在这两人之中,朝臣和百姓都倾向于年轻有为的皇十四子胤禵,但是,康熙帝最终选择了已经45岁的皇四子胤禛。于是,满朝哗然,民间猜疑。人们不禁要问,胤禛是凭什么能在“九王争储”中胜出?

的确,皇四子胤禛在储位之争中势力不强,他并没有过人的才能,而且已经到了不惑之年。那么,康熙帝临终决定传位于他,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呢?据后世学者分析,雍正帝得以即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当争储的诸位皇子违反孝道、兄弟相残时,胤禛却始终保持了对康熙帝的尊重和恭敬,而且还能与其他皇子和睦相处。尽管也有学者揣测胤禛当时是假意斡旋于诸皇子之间,即位后却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然而,他毕竟在康熙帝生前维持了孝顺、友爱的良好形象。

其次,勤奋敬业,谨慎实干。康熙帝晚年,胤禛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做出了显著的政绩。事实证明,雍正帝即位后也非常勤政,在位13年之中共留下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常年不休息,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在雍正帝的努力下,“摊丁入亩”、创立军机处、“改土归流”等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都得以推行全国。

再次,雷厉风行,坚固可托。康熙帝晚年,由于过于仁慈,朝中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有所蔓延。他深深认识到了这一弊端,多次表示要传位于一个“坚固可托”之人。雍正帝雷厉风行,即位后果然大力整顿吏治,赢得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美誉。尽管他的暴政也受到了一些非议,但严厉果断的做法保证了清朝政治的稳固,对“康乾盛世”的过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康熙帝对胤禛之子弘历极为喜爱。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幼年时聪慧威武,被康熙帝称为“有英雄之气”。康熙帝特意为弘历选择最好的师傅,精心地栽培他。所谓“爱屋及乌”,康熙帝对胤禛也更为赏识。由此看来,雍正帝即位或多或少还沾了儿子的光。

荒唐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一直延续了百余年,其间遭到迫害的文人不计其数。而在这些惨遭迫害的文人之中,大多数是以“欲加之罪”陷入刑狱,最后含冤而死。清朝文字狱的陷害手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或牵强附会,或断章取义,或捕风捉影,一桩桩荒唐而残酷的案子谱写成中国历史上一曲哀婉的文化悲歌。

所谓文字狱,就是指统治者以知识分子的著作悖逆、用语犯禁为由或直接摘取字句罗织罪名,设置刑狱迫害知识分子。文字狱自古就有,到了明清时期尤为严重,其中又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年间大兴文字狱百起,雍正帝在位仅13年也兴文字狱近百起,乾隆年间发生文字狱多达130多起,其中有47起案件被判处凌迟处死和家人连坐。

康熙年间,最著名的文字狱便是《明史》案。浙江湖州人庄廷购得明末朱国祯所撰的《明史》,作为自己的著作出版。书中在论及明清之际的历史时使用了南明年号,并称清军为“夷寇”。后来,一个叫吴之荣的知县敲诈庄家未遂,便将此事揭发出来。因《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的达到几千人。康熙二年(1663年),直接参与校对、刊印、售卖甚至买书的加上庄氏一门男子70多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18人被判凌迟处死,已死的庄廷被挖出并断头戮尸,其父庄允城死于狱中,被剁成肉酱,时任知府被判绞刑,前任知府畏罪自杀后,仍被从棺材中拖出砍为36块。《明史》案开了以“逆书”挟私报复的先河,此后类似案件频发,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乾隆年间的《字贯》案等。

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中将“陛下”写为“狸下”,雍正帝大为震怒。后来,雍正帝派人追查徐骏的著作,发现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便认定徐骏暗讽清朝统治者,且有复辟明朝之心,当即判处斩立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借《易经》、《诗经》典故出题,有“维民所止”字样。雍正帝看后认为查嗣庭居心叵测,竟敢让“雍正去头”,便下令将查嗣庭逮捕入狱。他的亲族中也有不少人受到株连,其后,查嗣庭死于狱中,仍被斩首戮尸。

乾隆年间出现了一份假冒忠臣孙嘉淦名写的奏稿,直接批评乾隆帝施政不当,在各省传抄很广。乾隆帝获悉后大发雷霆,下令各省追查元凶。结果全国大动干戈地查了一年仍没有结果,最后竟找了一些无辜文人治罪,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后期,江苏文人徐述夔写作的《一柱楼诗集》被告发,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子。此时徐述夔已经去世,乾隆帝仍以此大做文章,将与徐述夔和诗集有关的人统统治罪。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只因生前曾为徐述夔作传,竟然被开棺碎尸。

历代文字狱原本只针对忤逆帝王或存心谋反的文字,而清朝文字狱除此之外,还特别重视汉族文人表达民族气节、贬损满族等方面的文字。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非常担心汉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对于汉族文人指责统治者“不修孔孟之学”、“发自蛮荒之地”等论调尤为忌讳。因此,清朝大兴文字狱,一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禁止人们抨击当局、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二是为了压抑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汉族文人的气节。于是,有些文人尽管并无忤逆言辞,只要表现出一点民族气节也会被论罪,有些文人的著作硬生生被曲解为歧视满族,统治者借此“杀一儆百”,令天下缄口、人人自危。

随着文字狱越发疯狂,朝臣、百姓纷纷借文字狱报复仇家、清除异己,“逆书”、“逆诗”不断涌现,皇帝也往往难辨是非,从而造成冤狱横生。甚至连皇帝也常借文字狱除掉心头大患,如雍正帝惩办年羹尧,定罪就有“狂悖”一条。到了乾隆末年,文字狱才逐渐平息。这曲文人的悲歌终于落幕,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残暴的年羹尧

浩瀚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经常会看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其实也并不能怪帝王这样无情,有时候也是这些立了不世功勋的功臣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结党营私,甚至也显露出要过一下当皇帝的瘾,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便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例子。

清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上的罪名最多,高达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5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特殊的一项罪名。年羹尧确实是一个出了名的屠夫和杀人魔王,他的军法之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清人名人轶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在军中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的时候,年羹尧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道:“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暴。

上面记载的这件事情并不算什么,好歹还没出什么人命,这位叱咤风云的年大将军凶残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数不胜数。有一次,年羹尧好朋友的儿子穆香阿等10名侍卫犯了“恃宠傲上,藐视营规,大闹官解,咆哮军帐”这些“按律该斩”之罪,一个不剩地全被砍了脑袋。

在征战的过程中,年羹尧对俘虏的政策只有一个,那便是杀。西宁大捷年羹尧一次就屠杀了10万战俘。如果这10万人手拉手,长度从青海可以排到北京。可是,一夜之间,竟被年羹尧全部杀死。

雍正元年,在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反叛战役中,年羹尧残忍屠杀西宁的喇嘛寺僧,两大寺庙共达5000人之众,无一幸存。当时他的军报是喇嘛寺僧参与了反叛,说自己“杀敌甚众”,但后来彻查他的罪状时,真相却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好杀成性,想要以此立威。

年羹尧不仅在治军和战争上很残忍,他还以严厉的军法来治家。

有一次,年羹尧邀请江苏一位姓沈的举人到家中教导他的儿子,并安排了8名书童专门伺候。每天8名书童都要跪着递奉茶杯和洗漱用具,沈举人感到很不自在,因此一再要求自己来做。为首的书童非常害怕地说道:“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将军那样才可以,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恐怕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洗漱架上。不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羹尧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个眼色,侍卫便把为首的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又有一日,年羹尧与沈举人一同进餐,饭里有稻谷皮,沈举人便用筷子将稻谷皮挑了出来,年羹尧用眼睛暗示随从的人把厨师斩首。过了不久,献上头颅,并且说:“这位厨师择米不精,留他有什么用呢?”沈举人大吃一惊,以后便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一次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沈举人正在假山后散步,突然不远处一阵惨呼声传来,沈举人便问书童这是怎么回事。书童说:“年将军凯旋归来,正在厅堂里对部下考功过、定赏罚。”沈举人说:“我们且去看看。”书童不敢不从,便带着沈举人偷偷地潜伏在厅堂后面窥视。

当时只见厅堂之内,年羹尧高坐在上,下面兵士林立,刀斧耀眼,旁边则有文官根据记录在逐一报告诸人的功过。念到功多的,则立刻换上应升的品服,酌酒赐座。而念到过多的,那就麻烦了,年羹尧沉着脸,喝令立刻推出斩了。年羹尧为人严苛,赏少罚多,被杀被罚者数不胜数。

见到这个恐怖场景,沈举人在后面看得脚软,不觉晕头转向,碰到门屏倒地不起。年羹尧听到厅后有声音,便前来查看,只见沈举人依然倒卧在地,几个书童扶不起来。年羹尧从容地问道:“是谁告诉先生这事,让先生受到了如此惊吓。”

沈举人早就见识过年羹尧的残忍,不敢吐露实情连累那些书童,便说:“是公子告诉我的。”沈举人心想,虎毒不食子,年羹尧总不会去为难自己的儿子吧。年羹尧去后没多久,仆人和侍女们仓皇跑进来,跪到沈举人面前哀求道:“大将军正在鞭打公子,快要打死了,夫人求先生赶紧去救他!”沈举人急得团团转,说:“我不能进内室,这可怎么办啊?”仆人说:“大将军素来敬重先生,只要先生说马上要见公子,大将军也许会放他过来。”沈举人便让仆人赶紧前去,没多久,仆人便把公子抱了过来,小公子全身已经被打得满是鞭痕,奄奄一息了。沈举人怕年羹尧继续发怒,便命仆人将公子的卧具搬到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养好伤才放回去。

年羹尧草菅人命、残忍成性,又妄自尊大,“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嫉恨,不得善终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乾隆改弊政

自从清军入关到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统治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康熙、雍正两个皇帝励精图治,都为清统治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以及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帝即位之初,首先面临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

雍正即位之后,对政敌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一时之间,皇室内部的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尽管雍正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由于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的政敌释放出狱,并恢复他们的爵位。同时,乾隆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遗留的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恢复了年羹尧“滥冒军功案”中被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之后,又把受这两个案件牵连的文字狱人员,全部释放回原籍。

除此之外,乾隆还对雍正朝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豪绅之间紧张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地方豪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严重地损害了清政府的利益。雍正上台后,对违法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这种打击,虽然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清政府和地方豪绅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清政府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乾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豪绅而制定的严苛制度。

雍正以“严猛治国”,严有余而宽不足,政令苛刻且复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执中两用,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曾对大臣们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乾隆认为《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他再三鼓励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不许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矫枉过正。

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以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