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下属，既要以远大的理想和光明的前景鼓舞他，也要使他得到优厚的利益，这两者都不可偏废。
曾国藩训练湘军，强调训练和训话并重。训练是培养战斗力，训话则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点，开创了中国军事训练的先河。有了这两方面的保证，湘军不但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当时中国最善战的军队，同时，因为湘军的地缘特点，它的凝聚力也最强。
曾国藩深知，没有钱什么事情都不好办。在他留下来的文字中，经济问题一直是他最头痛的问题，如果读过这些东西，对曾国藩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了。
光谈高调，没有饭吃，无论是什么圣贤豪杰都撑不过七天。要想让人死心塌地地跟随你，首先也要让人吃饱肚子。这是曾国藩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把这种想法也用在了驭人上。他的做法是，除了用思想教育增强凝聚力外，还要用“利”来争取人心。在具体的用兵过程中，通俗地说，就是多给钱，多发银子，使得湘军的官兵待遇要比别人优厚。有了这一条，湘军将领和普通士兵毫无牵挂，无不勇敢善战。湘军之所以能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深入的调查，曾国藩发现，绿营兵之所以腐败无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军饷太少了。绿营步兵月饷为一两五钱银子，绿营的守兵月饷为一两银子，绿营马兵月饷为二两银子。这么一点儿钱，在清朝初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到了道光年间，由于米价上涨，就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因此绿营士兵不得不经常走出军营去谋生，军事训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战斗力也就每况愈下。不但是普通士兵，绿营军官也是入不敷出，为此常常克扣军饷，喝兵血，这样一来，绿营士兵的收入更低了，造成军心极不稳定，即使没有战争，也形同散沙，根本无力对抗太平军。
有鉴于此，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就十分重视士兵的军饷问题，他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一个偏高的标准。大致是：操演日每日一钱，出征本省每日一钱四分，出征外省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增加。养伤银分为三等，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分两等，征本省土匪三十两，征外省太平军六十两。
可以发现，湘军士兵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的三倍多。而将领的收入更高，各种收入加在一起，营官每月为二百两银子，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银子，五千人以上者为五百二十两银子，万人以上者为六百五十两银子。当时普通老百姓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几两银子，湘军的军饷显得过于优厚，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认为“章程本过于丰厚”。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标准一公布，湖南的农民纷纷参加。不过曾国藩并不是什么人都收，他所收的，只是那些朴实少心窍的人，勇敢而不畏艰难的人。在作战过程中，他还不断裁汰，重新招募，随时调整，补充新鲜血液。
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了丰厚的收入，湘军士兵除了个人生活之外，贴补家用也没有问题。没了后顾之忧，操练起来也比较安心，战斗力很快提高。同时，由于各级将领的收入大大提高，克扣军饷的事情也逐渐减少，起到了“养廉”的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做法曾经进行过总结，他说：“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在鼓励手下的办法中，物质刺激是最直接的方式，特别是对那些贫苦无依的湖南农民，“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曾国藩的事业，就在这些人的冲锋陷阵中建立起来了。
李鸿章用人，比曾国藩更注重实际利益。这是由他的办事风格决定的，也是和淮军集团的组成人员分不开的。淮军最初的十一位营官，大都出身于地主团首、降将和盐枭，他们投靠李鸿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功名利禄，大道理对他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充分发挥了曾国藩办湘军的一个特点，用更为优厚的利益吸引这些人，利用部下自私自利的思想，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李鸿章曾经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淮军刚办的时候，衣衫褴褛，饷用匮乏，到了上海，李鸿章多方搜罗军饷，千方百计充实军力。军队保障越来越好，淮军不但战斗力大大增强，人数也急剧上升。原来在薛焕等人手下的残兵败将，被收编到淮军中以后，竟然人人成了不怕死的“勇士”。
优厚的利益也吸引了很多原来的湘军将领对李鸿章的效命。程学启和黄翼升是曾国藩临时拨给李鸿章加强实力的，随着淮军的壮大和曾国藩面临形势的危急，曾国藩屡次命令李鸿章把这两个人调回来。李鸿章尽量拖延，而程学启和黄翼升则干脆拒绝听从，说湘军从来没有梗调之事。二人之所以不愿回来，主要是因为在淮军中油水更多。由于李鸿章的活动，曾国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这两个人，为淮军的迅速壮大，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