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事最怕的就是不敬业，心里面时刻想着一个“私”字，即使费了天大的力气，也是事倍功半。私心是做事之大敌，不可不戒。
左宗棠一生戎马生涯，驰骋南北，尽忠国事。到了晚年，他又被召入京师，在中枢任职。中央是个权力争夺激烈的地方，尤其是李鸿章对他颇多掣肘，但左宗棠在其位即尽其责，仍为国事忧劳。
左宗棠入京执掌总理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当时朝中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比作北宋重臣司马光。左宗棠看到日本正企图效仿西方列强，向我索要种种特权，他非常愤慨，表示不能一味容忍退让，“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他要改变总理衙门以往媚事外国的软弱形象。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见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吐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由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了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隶管辖，左宗棠需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量，可是李鸿章只是表面应付，内心并不配合。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墩、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地，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四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与英国驻华公使协商，欲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左宗棠痛陈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是，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扭转形势的，他也感到痛心和无奈。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但他却被政敌排斥出中央，调任两江总督。他不以个人荣辱为意，而是尽力多做实事，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
左宗棠生活俭朴，家教甚严，他要求亲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要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他胸怀坦荡，人格受人尊敬。
左宗棠在历史上是一个刚正、爱国、务实、有魄力的形象，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做到“视公事如己事”。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也应该是这样的：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去办，多办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为了一己之私，当然要大搞表面工程，当然要勾心斗角，当然要拉帮结派。这样的人多了，事情不可能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