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有务实的精神，不能为了政绩只搞表面工程。左宗棠很有务实精神，他在西部时，很注意西部经济建设，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特点，鼓励当地人民种棉、畜牧，发展纺织工业。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还十分关心西部建设，他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少很好的举措，发展当地生产。这也传为佳话。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看到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沃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命令地方政府严禁种植罂粟，鼓励农民广种棉花，并教农民学习纺织技术。这是他做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从此，陕西向西至玉门关，道路两旁全是柳树，连绵数千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时称“左公柳”。
唐代诗人王之涣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光绪五年（1879），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政绩，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做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一万九千余亩，获粮数千石。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左很满意，认为此绒可与“洋绒”媲美，鼓励他继续把这项事业做下去。左宗棠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让它采办设备。
光绪四年（1879），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光绪五年（1880），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可惜的是，由于管理不善，冗员太多，产品质量不精，该局在创办后仅四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