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在华并购持谨慎态度，审核较严。自2002年加入WTO后，我国大幅度放宽外商在华投资的限制条件，如持股比例、转让技术的要求，以及放宽国有股权向外资转让的规定等，加上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给外资在华并购提供了方便条件。世纪之交，正是我国国有经济普遍处于困境、国家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国企改制攻坚战的时期。鼓励外资的政策，除“引进资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外，还被赋予了“优化结构、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的含义。片面的私有化外向化的改革思路、各地方政府的大力鼓励以及华裔“专家”的鸣锣开道，形成了合力，在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并购浪潮。目前，外资在华并购的行业主要在以下领域：一是轻工业及部分制造业。在已放开的制造业领域，由于外资强势竞争，已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挤压本国企业的市场空间，侵蚀本国企业收益，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的主导。在工业39个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他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6个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的绝对优势，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二是机械装备行业。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为加快地方所属大中型装备制造企业的改制进度，鼓励国外“战略投资者”参控股。其中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有的还承担国防任务），被纳入跨国公司并购战略的视野。装备工业是所有工业国家的产业核心和安全保障。试想如果外国企业试图并购通用、西门子、阿尔卡特、三菱，美德法日朝野是不可能答应的。三是其他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主要是贵金属矿、零售、现代物流（商业与运输网的结合）、邮政快递、城市供排水、农业加工等领域遭到严重并购。在农业加工领域，中国的大豆产业遭到并购的灭顶之灾。中国大豆曾占世界贸易80%，1997年后供求形势逆转，中国进口大豆现占全球1/3。2004年中国农产品采购团赴美，美方造势使芝加哥大豆价猛涨，中方企业买单未作套期保值处理，此后大豆期价回落，致使中国粮企巨亏。四大跨国粮商反过来大量收购中国粮企，中粮集团8个油脂加工企业均成为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控制了国内60%以上压榨能力（直至85%粮食加工能力），垄断了80%大豆进口货源，赚取高额流通利润。粮食加工环节被控，导致大豆采购价格低迷，大豆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安全威胁已现。
2.并购潮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经济安全
开放农产品市场给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生产将可能击垮中国农业产业。作为加入世贸的承诺项目，中国允许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而美国农业科技化、现代化、规模化程度相当高，大豆生产成本非常低。相反，中国大豆生产较为传统和落后，生产成本远远高于美国大豆，在美国大豆大量进入中国后，中国东北大豆彻底失去市场，定价权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东北大豆产地农民惨不忍睹。结果是导致中国大豆市场彻底溃败。这个教训是，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科技化、规模化程度非常低的情况下，轻易开放农产品市场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必然击垮中国农业产业。
中国的中西部是农产品为主的地区，仿照东部崛起时大量引进外资的做法似乎很难行得通。东部引进外资外商主要是来料加工，其实主要是赚取中国廉价资源、环境成本低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利润。而如果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中西部，且把重点瞄准中国粮仓以及其他农副产品，这将会给中国造成大的风险。外商凭借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诞生和成长的经验，很快将会打败中国分散、作坊式的加工企业，而最终实现掌控农产品供给市场的目的，到时候中国人的口粮可能掌控在外资手中。一旦彻底渗透到中国农副产品领域，且被外资掌控，沦入大豆的命运，那对中国13亿人口来说，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中国一定要汲取“大豆危机”的深刻教训，防止国际粮油巨头对粮食加工的渗透像“大豆危机”一样，控制加工和流通领域，直至对中国粮食领域的安全构成威胁。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已对中国经济主权与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具体威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民财富外流。一些案例表明，国有企业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因此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的投资开放程度比西方国家韩国更开放，外商在中国得到超国民待遇。过多让利就是国民权益和财富的净流失。二是形成外资主导或垄断市场，压抑本国企业。按产业控制理论，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是“零和博弈”。一旦某一领域的外资在东道国市场份额中占据了相对优势，则本国企业在该领域就失去了话语权或控制权。如泉州市41家国有企业被外资企业成片收购，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洗衣粉市场的一半、医药行业骨干企业的45%、轮胎重点厂一半以上。如此外资有条件操纵价格，打压或收编本国中小企业，囊括大部分收益。三是抑制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品牌的成长。行业骨干企业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平台，如果被外资并购，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或被外方收编成为为外资扩张中国市场的工具，再要恢复科研队伍和能力，需要花费成倍的时间与资源。如果放任跨国公司并购我国各产业骨干企业，国家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振兴升级的战略目标将落空，如果承担国防任务的装备企业被外资控制则威胁国家安全。
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的准入，都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开放。发达国家总是要求别国尽量向自己开放市场，而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的敏感行业实行最严格的控制。“平等竞争”是美好理想，但实际上，各国都是以保障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作为底线进行“竞争博弈”的。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各国对外资的安全管理机制，降低外资在华并购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三、金融安全事关国家核心经济利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系列金融危机表明：一国若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转型和对外开放，积累起诸多问题与矛盾，金融危机往往会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国家政治危机。因此，金融安全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从技术深度与战略高度全面重视金融安全。
（一）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心
金融竞争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金融安全是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心，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所谓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其金融主权不受侵犯，金融体制不遭破坏，金融财富不会大量流失，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金融安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狭义理解是指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凡是影响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所有变量，都可看作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安全可在金融高度抑制下取得，但是牺牲金融效率的金融稳定、遏制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迟早会引发金融不安全。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促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同时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保持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因此，要想杜绝金融风险是不可能的，要想寻求金融的绝对安全也是不可能的。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严重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其表现：一是金融是财富分配的手段。在经济虚拟化状态下，那些掌握金融资源、在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机构、集团与个人，有可能通过操纵金融资产价格的涨落，将他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二是金融是经济强权的工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秩序的主导权、市场的话语权就是价格的决定权、利益的分配权，因此包括汇率、利率、股价、大宗商品价格等在内的各种资产的定价权，便成为各类经济主体努力争夺的目标。经济强权（巨型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寡头、经济霸权国家）不断利用在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弱小经济体（中小企业、中小资本、弱小国家）依附自己。三是金融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杀伤力量。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深，由商业交易而形成的债权与债务，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衍生产品的生成基础，使得当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规模迅速膨胀，远远超过全球GDP的总和。经济全球化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旦其生成基础或某个衍生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应，迅速形成大规模杀伤力，重创金融，同时也重创经济。因此，金融是把“双刃剑”，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增加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人们在关注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同时，必须着力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受冲击的绝不仅是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也很难幸免，金融危机往往会恶化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动荡已成常态，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劫后余生的亚洲国家正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认识到金融的强大威力，仅凭借导弹与强大的军队，未必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金融安全问题特别突出。2008年9月美次贷危机发展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美国向欧洲、从发达经济体向全球各地扩散。多国股指恐慌性暴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金融安全问题受到各国高度重视。美欧等国推出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中国也推出总额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然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2008年11月，美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专门讨论金融安全问题。11月22—23日，亚太经合组织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利马宣言》，承诺将密切协作，进一步采取全面、协调的行动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并主张国际社会应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影响下，我国经济困难明显增加，维护经济和金融安全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中国政府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并决定从2008年10月起到2010年底共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着力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会因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后一段时间会更加显现，必须要更加充分估计困难，更加周密扎实应对。
（二）当前中国金融安全态势严峻
起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之下，严重地恶化了当今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相关大国应对乏术，国际政策协调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股市、汇市、期市风雨飘摇。这对市场日趋开放、又适逢经济下行周期的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压力：内需疲弱，外贸下滑，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下岗，经济与社会矛盾凸显；与此同时，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储备缩水，汇市飘忽不定，银行坏账面临反弹，中资机构境外投资巨亏，经济社会矛盾越来越汇焦于金融。
1.外资垂涎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分析家认为，外国公司非常愿意向中国金融企业提供帮助，以换取进入这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机会。外国的投资银行已经从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中获利。承销、交易以及国内国外公司合并方面的咨询业务规模在不断扩大。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3年，短短的五年间，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房利美、房地美“两房”危机，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银行被收购到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这场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华尔街“焦尸”遍野，曾经被视为站在金融巅峰屹立不倒的欧美大银行纷纷告急，有些甚至濒临破产。然而，就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银行业爆发裁员潮、跨国银行欧美业绩明显缩水的阴霾下，跨国银行在中国业务非但没有收缩阵线，反而大幅增长，成为逆市增长的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