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儿街方圆三十里没有人不知道林生的名号的。
林生的诊所开在桥儿街最背的中学巷子。这个巷子的东面原来是小学的一段土垒的院墙，后来掀倒了盖成一溜儿红砖灰瓦平房。再往上就是中学的五间灰砖红瓦平房，紧挨着就是中学的大门了。巷子的西边是几间没有修盖的土房，低矮、破败。这几间房的右首就是文化站四间同样低矮的红砖灰瓦门面房。整个巷子长不足百米。
林生的诊所就开在文化站的房子里。单扇门连着扇一米高的窗子，房子的宽度就定了。房子的进深是一个两米长的木头条椅和一米宽的单人床加起来的长度。窗子底下是林生看病的一张条桌，三个抽屉那种，漆成朱红色。
没有门头，也没有招牌。林生的生意却特别好。
林生最拿手的是给小孩子看病。大多时候，门前都有人抱了孩子在转，牵了孩子一眼一眼望着巷子的尽头，林生才不紧不慢地从巷子的那头走来。他身上永远是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左上口袋插一支黑色钢笔。头上戴一顶上世纪70年代的深蓝色军帽。
林生从上午十点开门到下午五点关门，他房子的病人就没有减少过。摸额头、看手掌、用镊子按了舌头看舌苔、打针、取药，用林生的话说，上个厕所都要跑着去的。
林生的生意好，对面小学的门面房就又开了两家诊所。一家是街后马娃村的老马，老马的门头上招牌是“中医世家”。据老马自己说他祖上三代都是行医的。另一家是街西十里地的国营厂子医院的退休医生，门头招牌是“国营四零六厂医院主治大夫”。
这个不足百米的巷子一下子开了三家诊所，林生的生意当然就没有原来好了。知情人说，林生的药价高，原来是他一个人在这儿看病，病人就认宰了。现在三家，另外两家的药价低，病人自然就跑到那儿去了。有好心人就对林生说，你也把药价压一压，比他们低，你原来的病人不就过来了。林生笑了笑没有说话。又有人说，老马给病人开药一次只开一天的，同样的药比林生这儿还便宜。林生听了，还是一笑了之。他给病人开的药仍是三天的，价也是原来的价。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吧，来林生这儿看病的人又多了。抱了孩子的母亲、牵了孩子的父亲都说，在别处看病钱花了病没看好，还是林生这儿管用。
暑假里，林生上医学院的女儿来给父亲帮忙。这一天，林生有事来迟了。在他来迟的这段时间里，女儿坐诊。奇怪的是，这个医学院的高才生给孩子很认真地检查了，开了药方，取了药，孩子的家长就是不取药，不掏钱，也不走人。满屋子的人只是问，林生咋还没来？林生该来了吧！林生的女儿很尴尬地笑。她知道纵使她的医术再高明也代替不了父亲在患者心目中的位置。她只有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尽量快点来。
林生这儿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老马站在他的诊所门前，自言自语地说，怪了，同样的四环素，同样的安乃近，咋就林生用了就起作用，我用了病人就说不起作用呢？那个退休医生戴了深度眼镜看了林生房子外边挤不进屋里看病的人群，也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老马说，说啥，林生他是“神婆子”啊！他的手在娃头上一摸，娃的病就好了。
女儿也不解，晚上没人了，就问父亲这中间的缘故。林生还是一笑，行医和做人一样啊，要真！女儿还是不解。林生说，我的药是专门去西安药材公司进的。老马的药是那些搞推销的人给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