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敌人是妈妈。
我们那儿把比父亲年龄大的本家男人的女人喊“妈妈”，并且要在前面缀上她第一个儿女的名字。“芬妈妈”她的第一个孩子必定是个叫什么“芬”或者“芬”什么的女儿；“社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必定是个叫什么“社”或者“社”什么的儿子。妈妈是我伯伯的女人，是自家屋里人，我喊她“妈（三声）妈（四声）”，前面是不缀我堂姐的名字的。
我们家有三间上房，虽然是土墙，还不是立木，是安建。所谓安建，就是在房基上夯一圈土墙，在上面架了檩、担子、椽，铺了铲板，抹泥，上瓦盖的房。土墙里边没有柱子，房屋前面也没有凹进去的阶檐——这是上世纪洛南农村手头不宽裕的人家盖的房子。据我母亲说，这三家房子还是我父亲参加工作后省吃俭用盖的。我妈妈家仅有一家上房，紧挨着我家上房而建，并且用着我家的一堵山墙。此外，就是在这家房子的右前方有三间厦子房。当然了，她家三间厦房对面我们家也有两间厦屋。
我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儿子，妈妈一连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妈妈第三个孩子是个儿子，我记得是叫六斤的，可惜长到六岁却去了。
妈妈在房子和儿女上都没有占上风，就在话里话外，人前人后说我母亲的坏话。我母亲个头小，人又木讷，只会在背地里偷偷抹眼泪。那时候，我父亲在外地教书，三个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人带，加上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只能拿六分工，队上分的粮就不够吃。我们家大人小孩就都瘦。妈妈因为我伯伯在队上当保管，加上大女儿嫁的是个现役军官，总有接济，生活就比我们好多了。在我七八岁孩子的眼里，妈妈就是个大胖子，人高马大的，走路都把地踏得“咚咚”响。每当我看见母亲偷偷抹泪时，就在心里恨恨地诅咒妈妈“胖子胖，打麻将！胖子胖，打麻将！”
我知道，妈妈最恨人家喊她“胖子”，更听不得我们喊她“胖子”。背地里，人们都说妈妈的“胖”是伯伯拿了队上仓库的粮食吃胖的。人们都嫉恨妈妈的“胖”，但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说她“胖”，更没有人敢喊她“胖子”。我们几个男孩子，只在割草时，在没有人的沟里，大声喊“胖子胖，打麻将！胖子胖，打麻将！”这样高声野气喊一阵，就把心里对妈妈的怨气一喊而空。最解气的是有一次，我们知道妈妈病了，睡在厦屋里，就拿了一根木棍，从烟筒戳进去，一边捅一边喊“胖子胖，打麻将”。谁知一下子就戳透了，嘴里还没有喊完，妈妈就从那头抓住木棍，拽出去，打开窗子，用木棍来打我们。我们一哄而散。
这件事的结果是，妈妈把我母亲臭骂一顿，我母亲把我狠狠打了一顿。我母亲在妈妈走后，又搂着我大哭一场。
这种境况的改变是第二年。那一年，我九岁，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人都很高兴。更高兴的是，我这个妹妹比我们一家人都胖，小手像馒头，小胳膊像莲藕，还有那一张粉脸，整个就是一个大南瓜。妹妹长到七八个月时，就能把着窗台，站在后窗上看过路的人。我们家的后窗正对着的是一条大路，上工的、开会的社员、干部都像电影一样在我家后窗里闪现。有一天，我妹妹突然冲窗子外“啊啊”地喊。就有一个人看了看我妹妹，高喊，“嗨，小胖子！嗨，小胖子！”窗子里的我们和窗子外走路的人都惊讶了。一直以来，村里人是忌讳喊“胖子”的。谁喊“胖子”，妈妈就和谁急。但这次例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甚至当着我妈妈的面，喊“小胖子”的人是我们村的住队干部，公社的孟书记，虽然是副的。
我们一家人，包括我母亲，大哥和二哥都很高兴，在心里。我们高兴的理由不但是有人明目张胆地喊了“胖子”，而且这个“胖子”是我们家的人。
从此，我不管妈妈在跟前不在跟前，就抱了我妹妹喊，“小胖子，小胖子！打麻将，掷色子。”气得我妈妈直翻白眼。
村里人老远见了我母亲怀里的妹妹，见到我妈妈在一边，也是故意喊，“胖子！小胖子！打麻将，掷色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喊妹妹“胖子，小胖子”，并且故意当着妈妈的面喊，一是孟书记在我家吃管饭时曾经把我妹妹抱在怀里，一边逗弄，一边唱歌一样哼“小胖子，小胖子！打麻将，掷色子”。二是我伯伯在住队干部来了后就不再当队上的保管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我十岁的那一年，就在我妹妹扯开条长个子的那一年春天，住队干部孟书记回公社了。接替他的是公社武装部干事。这个干事和我妈妈的女婿曾经是战友。我伯伯又当上了保管。有一天，我妈妈直接找上门，用手在我妹妹脸蛋上拧了一把，开门见三说，我看小丫（我妹妹的乳名）不胖啊！以后少喊“小胖子小胖子”的。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喊过“小胖子”，更不用说“胖子胖，打麻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