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牛撇捺文集·民族情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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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有一种问类似《天问》

“问”有学问乎?有,而且大得很。孔夫子曾告诫弟子们,要“不耻下问”。中国的学术界素来将知识特别是某项高层次的专门知识称之为“学问”,把治学谓之“做学问”。可见“问”之重要,无“问”便无“学”无“知识”可言矣。

经过焚书坑儒、兴文字狱,经过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经过“读书无用论”“新读书无用论”的历史的层层推进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冲刷,国人对于“学”,兴趣日淡,但对于“问”,却兴趣日浓,且弄出了不少的名堂或曰“学问”。

有一种“问”类似《天问》。现时的政治,有时也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尤其是“反右”扩大化及“****”之后,人们不敢轻易言政,偶有对时局政策的不认同不赞赏处便以提问题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前一段时期,“左”风盛行,“左爷”们攻击改革,诋毁开放,一些有识之士慑于“左”威,只能忍气吞声,三缄其口。在形形色色的学习会批判会表态会上,实在躲不过,又不能一言不发,更不能信口雌黄,就只好提几个问题,诸如不改革中国如何发展,不怕制裁但人家果真制裁时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就业如何解决,不发展能不能稳定等等,恳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解答。不论答者如何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强词夺理,提问者不再吭气。提问本身早已表述了其思想。他们明白“天意自古高难问”的奥妙,提出问题,就没有期望得到满意的回答。

说中国人软弱,确实有软弱的一面。在政治方面,尤其软弱得可以。知识分子于政治,附庸风雅者固然有,但避之唯恐不及者也不在少数。即使与政治有染者,其本意初衷也不在政治。陶潜做了知县,但他留意的却是“桃花源”,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所以最终吟一曲《归去来辞》,弃官而去。郑板桥当了七品官,却醉心字画,厌弃政治,厅上大书“难得糊涂”。贵为蜀相的诸葛亮,曾躬耕南阳,本意“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封建社会的人们,于厌倦处想不通处便是归隐,便是不进科场,便是弃官归民。今日则有所不同,即便想不通,却难以“归隐”“去职”,因为人人要吃饭,去了公职却无“南山下”可以种豆,心里再窝囊,也只能“奉陪”到底。但现实的人们于软弱处却又有好转,不再“怕得要命”。于是于不满处便有了一阵阵沉默,一声声貌似求教的发问。一个明显的进步处,在于所谓“痛打落水狗”者少了,“墙倒众人推”者少了,助“左”之纣为虐者少了,而提问者多了。屈夫子大概未曾料到,几千年后的中国,人们除了吃粽子,还会补写《天问》。这是中国的良心,中国的大幸。

今日中国之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政坛上的“天问”大概不无关系吧。

(载《共产党人》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