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郁达夫作品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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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一二 八 ”的当时

“一二八”沪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那前后,刚为了已故诗人徐志摩的未亡人小曼的生活问题,日日在和徐新六,宋春舫,邵洵美诸先生商谈,小曼还住在福煦路的那一间后门临马路的住宅里。“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小曼那里,坐到了十二点过才回我的静安寺路的寓所,同路者,还有邵洵美和李青崖的两位先生。

在前几天,上一位十九路军的干部家里去吃饭,我们还谈起这一个问题,敌人的无理要求的问题;知道是中央一定只有屈服的一条路,大家还垂头丧气,狂饮了一回闷酒而散场。

所以以各方面的情形来推测,总以为这一次,又该是十九路军倒楣,除退出上海外,别无法子的。中央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中央,而敌人又是如此贪酷凶暴的一个敌人。

所以在“一二八”当天的晚上,一直到夜半,我们这些沪西的住民,还没有晓得是在天通庵近边,已发生了战事。

二十九的早晨,情形就大不同了,上海三百万的住民,都被拂晓的飞机大炮声惊醒,个个磨拳擦掌,想和敌人拼命,当时谣言蜂起,有说是租界当局,在偏袒敌人的;有说是中央投降日本,派兵来夹击十九路军的,所以租界上的住民,尤其是一般智识阶级,都是悲愤填膺,想和政府,和租界当局,也来一个严厉的武装谈判。

当时的大概情形,在一九三二年,记得曾经写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影像虽则还历历在目前,但与这一次的徐州战事,九江战事,武汉外围的战事来一比,却觉当时的沪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前奏。

一阵战乱初期的兴奋状态过去之后,是清醒的工作时期了;第一,我就开始去探听寄寓在北四川路的许多友人的下落。因为在这中间,有鲁迅的三弟建人,被敌人打伤的谣言,所以开始就去找寻鲁迅。

探问了三天,终于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楼上,找着了鲁迅全家;我们以后,就打算做一点实际可以帮助这次抗战的工作。

征求物品、金钱,输送医药材料、军火、钢盔、手榴弹,以及救护伤兵难民等等,已经有人在分头去做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大力,所以先只写了些文字,在域内的报上;后又由全体的文化工作者联名发了许多向世界各国文化团体及作家,邀请共同打倒暴敌的宣言和书简。当时巴比塞还没有过世。罗曼·罗兰,纪德,以及俄国的作者协会,都有了回电,寄来了主持公道正义的文章,于是出一小型定期刊物的计划,也就草草的定下。这时候在上海的中共执委,负宣传之职的人,有两个,一是余泽鸿,一是广东梅县的青年,由他们那里,更传来了许多东方大学的同志的消息,以及他们的论文,决议案等,所以,出刊物的兴致,更加浓厚了;印刷,发行,以及征稿等事,是由姚蓬子在那里跑的。

我的寓居,也成了一个变相的难民收容所;在四川路寄寓的许多没有钱的文化人,都上我这里来做食客了。这时候,田汉住在打浦桥,丁玲住在法界尚贤堂后的一条横街上,我们日日见面的,就是这几个人。

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候也会放声大哭。每天总一早就起床了,晚上要闹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上床。有时候也有坐到天亮的日子。像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了停战约定签字的时候为止,接着,又是高丽志士击毙敌酋白川的一场风潮。

因“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非要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试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是敌人的惯技。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来提防。小儿病的发作,无关大计的局部小问题小意见的磨擦,以及为个人的名利打算的攻击与拥护等,都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引擎。我们先要把目光放远大来,充实我们的实力,然后再有计划地来试行反攻。近代战争是多方面的。兵火战之外,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也同样的重要。凡此种种使我们在平时原已经看到的弱点,经“一二八”的一场战事的证实,尤其觉得是铁样的事实了。而最可痛的,是同胞中间的那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的不容易拔除;只想利用,或牺牲了他人来建筑自己的名誉财产的这一个倾向,在“一二八”当时也很浓厚,其后一直仍旧苟延下来,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斩草除根地去尽。

“一二八”的旧痛,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七年了;在这七年之内,我们虽则还没有得到能一口气吐尽郁愤的机会,但目下则倭寇死伤已经到了百万左右,倭国民穷财尽,崩溃就在目前,我们只教能坚持到底,再苦斗一年半载,甲午以来的耻辱,就可以一举雪尽。要紧的,不在开始,赛跑的决定是在终点。我们唯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心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