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足人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欠了朋友的人情，还的时候，要还足，甚至还更多。你的人情大于他的，他就会记着新的人情，朋友之间的账，永远也算不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算不清的账，无疑成了与朋友之间联系的一种纽带。
朋友之间的情谊，是用人情在维系的，所谓“人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做人情方面，一定要看得开，决定去做的人情，一定要做足。
直话巧说，灵活自如
在办事中要灵活自如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不断探索多种语言风格。有些话，非直言不讳不行，但生活中并非处处都要“直”，有时候把话说得巧一些，这样的语言表达效果会更佳。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在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逐渐自大起来，而且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没有当年争夺霸权时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了。
一次，楚庄王得到一匹身躯高大、色泽光鲜的骏马，心里高兴极了。楚庄王便从此一心扑在这匹马身上，每日里嗜马如命。不料事与愿违，没过多久，这马便死了。楚庄王非常痛苦。为了表达他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金殡玉葬，以大夫礼葬之。
楚庄王的决定一发布，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许多忠直之士以死相谏，但楚庄王主意已定，谁也无可奈何。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突然从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之声，楚庄王惊问是谁，左右告之是侍臣优孟。于是，楚庄王立即传令优孟进见，问道：“爱卿，何故大哭？”
优孟一边抹眼泪，一边哭哭啼啼地说道：“堂堂一个楚邦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大王将自己所爱之马以大夫之礼下葬，不但不过分，而且规格还嫌低了。我请大王应该将爱马以国君之礼葬之。赐以玉雕棺材，好木头做棺椁，而且要全国老幼抚土掩埋。通知邻国来唁悼。这样让诸侯们也好知道大王您看重马而轻人。这不是很明智的举动吗？”
优孟的话音刚落。群臣一片喧哗，以为优孟之说，十分荒唐。楚庄王一听，却沉默不语，细细品味优孟话中的真意。寻思良久，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说以大夫之礼葬之，确实太过分，但话已传出。现在能怎么办？”
优孟一听，马上接口道：“我请大王将死马交给厨师，用大鼎烹饪，放上调料，煮熟后，马肉让群臣饱餐一顿，马骨头以六畜之礼下葬。这样，天下人以及后世就不会笑话您了。”
楚庄王找到了一个台阶下。群臣大吃了一顿马肉，事情也就此了结了。优孟的能说会道，劝阻了楚庄王荒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大臣劝谏不成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心有余而“口”不足。
优孟因侍奉楚庄王多年，深谙楚庄王的性情，知道此时的楚庄王，忠言直谏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获悉群臣劝谏失败之后，采取一种“直话巧说”的策略，先顺着楚庄王之意说下去，自然地在依从中露出揶揄、讽刺之意。先指出楚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度，无坚不摧，任何事情都办得到，应该以人君之礼葬马。这些话在楚庄王听来自然舒服，甚至感谢优孟对自己爱马之情的深刻理解。这样一步一步说下去，楚庄王也不是傻瓜，当然懂得其中的真正意思：大王以国君之礼厚葬爱马，这着实是“贵马”之举，但是在它的反面是“贱人”。优孟正是从称赞、礼颂楚庄王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意思——讽刺楚庄王“贱人”的昏庸举动，从而把楚庄王逼入死胡同。不得不回头，改变自己的决定。
直话巧说是一种高明的办事方法，通常，你直接说可能起不到想得到的效果，而当你换一种方式，办事的目的就达到了。按理说，与人办事时应该做到坦诚，不说假话，直来直去。而且在现实中，人们口头上也一向把直来直去的性格，作为一种美德，倍加赞赏。但是，更多的人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当你换一种方式说，将话说巧，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这事可能就会办成。
朱元璋称帝后，要册封百官，可当他看完花名册后。心里又犯起了愁。因为功臣有数，但亲朋不少。封吧？无功受禄，群臣不服；不封？面子上过不去。军师刘伯温看出朱元璋的难处，又不敢直谏，一来怕得罪皇亲国戚，惹来麻烦，二来又怕朱元璋受不了，落下罪名。但想到国家大事，不能视而不见，最后，他想出一个方法，画了一幅人头像，人头上长着束束乱发，每束发上都顶着一顶乌纱帽，献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接过画，细品其味，忽然哈哈大笑道：“军师画中有话，乃苦口良药。真可谓人不可无师，无师则愚；国不可无贤，无贤则衰！”，原来，刘伯温画的意思是，“官（冠）多法（发）乱！”刘伯温此举，不但未伤害到朱元璋的面子，不犯龙颜，还道出了谏言：官多法必乱，法乱国必倾，国倾君必亡。画中有话，柔中有刚，也算是做到了直话巧说的高境界，使听者懂得话外之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社会中，要想获得办事的成功，必须懂得把话说巧的道理。最好在说话时巧妙地拐个弯儿，千万不要信口直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尊，需要面子。直来直去，实际上就是故意不给人面子，使对方心中不快，以致造成双方关系破裂，把事办砸。
实话实说，应该是办事的一条准则，但这条准则有时候并不能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当你将直话进行一番修饰，或换一个角度巧妙地表达出来，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你会发现，这种直话巧说的技巧，是非常有利于办事的。
引而不发，吊足胃口
所谓的引而不发是指：拉开弓却不把箭射出去。比喻善于启发引导，也比喻做好准备暂不行动，以待时机。有些时候在与对手竞争时，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我们可以适当制造形势却不轻易松口，让对方着急紧张，以致再次妥协。引而不发，吊足对方的胃口也是一种策略。
1984年，我国上海某无线电厂进行技术改造，需要从日本引进框架模具生产线。卖方是日本的某厂，该厂的设备属世界一流，该厂委托某商社作为商务代理。而某商社也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公司，它的业务渠道广阔。为了交易成功，该商社的一位部长与某厂厂长一同前来我国上海参加谈判。谈判前，日本某厂已经获得我国政府部门批准的进口用汇额度情报，这对我方来说极为不利。
谈判一开始，日方报价为350万美元，经我方代表努力，反复讨价还价，价格逐渐降至293万美元。这个价格基本上符合引进方的要求，应该说是可以成交的。但我方主谈估量了当时的情况，凭他的经验，认为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下调的可能。于是，我方主谈对日方代表说：“贵方在设备的报价上做出了不少努力，我们深表感谢。可问题是经过我方核算比较，还是觉得有些高，希望贵方进一步考虑，明天上午报一个更优惠的价格。”第二天上午9时，双方在日本某商社的上海事务所继续谈判。某商社的部长发言说：“经过反复核算，价格实在是不能再降了，再降就亏本了。我们总不能做亏本买卖吧？”我方主谈听后郑重地说：“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的谈判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能成交我们很遗憾。不过，贵方为了这个项目曾多次来上海，我们深表感谢。”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座位，我方的其他谈判人员也纷纷离开谈判室。
我方主谈在告辞时对商社社长说：“今天晚上6点，我方在上海大厦宴请，欢迎光临。”
日方由于此事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情况，心情不好，答道：“主谈先生，宴请，我们不去了，好吗？”
我方主谈十分冷静：“我方安排今晚的宴请活动，事前是征得贵方同意的。至于去不去，贵方自行考虑。”
这次谈判仅仅用了29分钟，谈判没有成功。虽然我方代表对于这亟待上马的项目心急如焚，但也为主谈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走为上”的谈判策略充满了信心。
在晚上的宴会桌旁，我方主谈很随意地问某商社的部长：“上午我们离开后，你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这位部长急急地说：“不瞒你说，上午你们一走，我们就进行了紧急商量。某厂表示再降价就亏本了，可不降价你们又不答应，为了促成这笔交易，我们商社愿意从佣金中拿出5万美元，不知贵方能否接受？”
我方主谈听了之后一阵高兴，可表面不露声色地说：“今晚我们好好喝一杯吧！业务上的事嘛，既然贵方愿意做出让步，那就明天再谈。”
本来某厂厂长买好了回日本的机票，可为了第二天的谈判，决定延期一天返回。
结果，在第二天的谈判中，日方决定再让价5万美元，最后以283万美元成交。
1985年，江苏仪征化纤工业公司总经理任传俊主持了一次和原联邦德国吉玛公司的索赔谈判，对手是理杨·奈德总经理。索赔的原因是化纤公司引进的圆盘反应器有问题，中方提出索赔数是1100万马克，而德方只同意赔300万马克，差距甚远。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长时间僵持不下。此时，任传俊建议休会，并提议第二天陪理杨·奈德在扬州游览观光。在风景宜人的扬州大明寺，任传俊对德方代表介绍说：“这里纪念的是一位为了信仰六渡日本，双目失明，终于达到境界的中国唐朝高僧鉴真。今天，中日两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他。你们不是常常奇怪日本人的对华投资为什么比较容易吗？那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人重情谊。”接着，他对理杨·奈德笑着说：“你我是多年打交道的朋友，除了彼此经济上的利益外，就没有一点儿个人之间的感情吗？”
理杨·奈德十分感动，在以后继续进行的谈判中，任传俊开门见山地说：“问题既然出现在贵公司身上，为索赔花费太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反正是要赔偿嘛……”理杨·奈德耸耸肩说：“我公司在贵国中标，总价值才1亿多美元，我无法赔偿过多，我总不能赔着本干。”这时，任传俊抓住江苏仪征化纤工程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化纤工程这样一个事实，当仁不让地说：“据我得到的信息，正是因为贵公司在世界上最大的化纤基地中标，才得以连续在世界上几次中标，这个账又该怎么算呢？”巧妙的反问让理杨·奈德一时语塞。接着，任传俊诚恳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愿意赔多少？我们是重友谊的，总不能让你丢掉饭碗。而你也要为我想想，我总得对这里1万多名建设者有个交代，你说对吗？”结果，“同意赔偿800万马克，”理杨·奈德说，“我付了钱，可我心里痛快！”
做事时，若与对方出现争执，且已达到了互不相让、横眉冷对的局面时，为了避免直接冲突，制造一些形势，扰乱对方心理再让其感到局面不利，最后，装出退步的样子，给对方些甜头，往往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引而不发，吊足对方的胃口，把握时机一举拿下，这不仅不伤和气，而且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