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在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身体和精神都特别好，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太多的案子使他忙不过来。我哪怕打个小手势或使个眼神给光临我们寒舍的某些头面人物，便会受到责备，原因是不够谨慎。福尔摩斯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来追求，除了霍尔德尼斯一案外，他很少为自己伟大的功绩而索取高额报酬。他特别讨厌帮助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显得特别清高，或者说是非常倔强，因为他对这些人的案子不感兴趣；而有时候他常常连着好几个星期为一些普普通通的当事人奔波忙碌，尽职尽责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案子离奇古怪，有时还有动人的故事发生。这无疑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才智得到了考验和体现。
一八九五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福尔摩斯经办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案子。对红衣主教托斯夫突然死亡的著名调查（这项工作是在教皇陛下特别指示下进行的）和抓获那位臭名远扬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伦敦东区从此又少了个祸害），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随后又发生了彼德·卡里船长之死的疑案，也称伍德曼李庄园惨案。如果把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算全的话，就必须把这桩非同一般的案件加进来。
记得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朋友经常不回家。一到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手头肯定有案子。
那几天，有几个长得让人讨厌的野蛮人来访，并不时地问一些有关巴斯尔船长的问题，我马上想到这是福尔摩斯不想让人知道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而在某处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地办案。福尔摩斯在伦敦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住处。在这些住处里，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
他没有透露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既然如此，我只能不闻不问。有一天他没有吃早饭就出去了。我刚坐下来吃饭，就看见他头戴礼帽大踏步走进来，腋下夹着的雨伞像一把有倒刺的短矛。
“福尔摩斯！你就这样带着那把破伞在伦敦转悠吗？我的天，我真不敢想象。”我大声叫了起来。
“我一路跑到肉店，然后又跑了回来。”
“肉店？”
“是啊，我亲爱的华生，早餐前锻炼一下身体是非常有益的。现在我的胃口好极了，我敢打赌，你肯定猜不出我今天早上进行了什么样的锻炼。”
“我没有兴趣猜那些无聊的事情。”
他边倒咖啡边笑着悄悄对我说：“要是你刚才在阿拉迪斯肉店的后面，你就会看见一位穿着衬衫的绅士正把雨伞当成武器，疯狂地去戳一只挂在天花板上的死猪。我没费什么劲就把死猪戳穿了，我太高兴了。你难道不想试一试吗？看起来，你的精力和我一样旺盛。”
“我，我才懒得动呢！真弄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
“因为我觉得这与伍德曼李惨案有关。”
“我可以进来吗？”这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啊，霍普金斯，欢迎欢迎。昨晚收到你的电报后，我一直在恭候您。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我们的客人三十岁左右，虽然身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仍保持着那种穿制服时的笔挺，这就显得他非常干练和机警。我认出他是福尔摩斯寄予厚望的年轻警探，全名叫斯坦莱·霍普金斯。我们这位著名的业余侦探的科学办案方法，使这个年轻人像小学生一样对他充满了钦佩和敬意。看样子霍普金斯遇着麻烦事了，神情十分沮丧，一进门就坐了下来。
“先生，不用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昨天来伦敦汇报，晚上没有回去。”
“你汇报的案件现在怎么样了？”
“先生，失败了，完全失败了。”
“一点也没有进展吗？”
“丝毫没有。”
“啊！上帝，不管怎么说，我一定得查查这个案子。”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这个案子本来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却没有把握住，现在您查这个案子，我太高兴了。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帮人帮到底，您去我那里帮我好吗？”
“没问题，这个案子的侦察报告和已经掌握的证据我刚才都仔细看过了。顺便问一下，在做案现场发现的那只烟丝袋，上面有没有可追查的线索？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霍普金斯好像吓了一跳。
“先生，那海豹皮做的烟丝袋里，有死者的名字缩写字母，这肯定是他自己的烟丝袋。另外说一下，他以前捕过海豹。”
“可是他并没有烟斗。”
“是的，先生，在现场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的确极少抽烟，这些烟丝大概是为朋友准备的。”
“就算是吧，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会把烟丝袋作为调查的起点，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你把这个案子发生的经过和主要情况再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案情。”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举着对我们说：“这是份可以说明死者彼德·卡里船长一生的年谱。船长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他捕捉海豹和鲸鱼可算得上是个老手，几乎没有失手过。他当上丹迪港的捕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是在一八八三年，一连几次出海都收获颇丰。为了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回忆，在一八八四年，也就是第二年，他就离开了海上。之后，他开始了好几年的旅行生活，直到买下了一个名叫伍德曼李的小庄园，旅行生活才算结束。他在庄园里住了六年，一星期前遇害。这个庄园位于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雷斯特住宅区。
“在日常生活中，他算是个严格的清教徒，他性格怪僻，不爱说话。有些时候与人格格不入，这显得他很特殊。他有一个妻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仆。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一喝醉了，就打人。他经常在半夜把妻子和女儿打得在院子里四处躲藏，直到全村人被惊醒，把他制服后为止。为此，他家的气氛很压抑，女仆们受不了这种压抑，便经常辞掉工作。
“有一次，老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的行为不端，他就殴打老牧师，因此遭到传讯。福尔摩斯先生，你很难遇到比彼德·卡里更残暴的人，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好人。据说，他当船长时性格就十分暴躁。他皮肤特别黑，留着一把又浓又密的黑胡子，周围的人都很怕他，他的同行都叫他黑彼德。邻居们对他也是又恨又怕，一见着他都绕道走，惟恐避之不及。自从他遇害后，我还没有听谁说过一句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死者有个小木屋，这点在调查报告中提到过，可能您的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一点。小木屋只有一间，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离他家大约有几百码吧。他天天晚上在小木屋里睡，可能由于怀旧的缘故，他把小木屋叫做‘小船舱’。这个‘小船舱’对于别人来说是块禁地，惟一的一把钥匙装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像铺床、收拾屋子之类的杂活从不用女仆插手，都是自己干。木屋的四壁都有窗户，但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挂着黑色窗帘的窗户从来没有打开过。其中有一扇对着马路的窗户。当晚上木屋里面亮着灯时，路过的人们便猜想着黑彼德是不是又在里面喝酒，并对它指指点点，案件调查中几点明确的情况就是从窗户得来的。
“福尔摩斯先生，有一个名叫斯雷特的石匠您还记得吗？他在出事的前两天夜里，大约是一点钟的时候，从弗雷斯特住宅区往家走。路过小木屋时，由于好奇，他透过树丛朝亮着灯的窗户望去，看到一个人头部的侧面像，而且还非常清楚。这个人留着短胡子，并向前翘着。
他对我发誓说，这个人绝不是彼德·卡里，因为船长没有那样的胡子，这一点他非常熟悉。
我对石匠的话表示怀疑，因为马路离窗户挺远，不可能看那么清，况且他还在酒店里喝了两个小时的酒。谋杀是在星期三发生的，而石匠说的是星期一的事。
“星期二那天，彼德·卡里又喝醉了，那张通红的脸使他看上去像一头凶暴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来回走着，嘴里还不知骂些什么，家里的女人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不寒而栗，在他回来之前都溜之大吉了。他像往常一样，深夜去了小木屋。凌晨两点，他的女儿听到了从木屋方向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他女儿晚上睡觉没关窗户，听得比较清楚，但她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她父亲喝醉之后经常大喊大叫。有个女仆看到木屋门开着的时候，已是早晨七点钟了。因为黑彼德令人望而生畏，所以一直到中午才有人壮着胆子去悄悄地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到了门口，那屋里的惨象把人们吓坏了，一个个掉头飞跑。回村后，有人报告了警察。不到一小时，我赶到木屋现场，接手这个案子。
“当我把头探进小木屋时，我也吓了一大跳。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平时办事非常冷静，但这一次我确实不能保持冷静。墙壁和地板上都是血，简直像个屠宰场，成群的绿头苍蝇嗡嗡地飞着。让人感到恶心。这个‘船舱’确实名副其实。屋子一头有张床，旁边有个水手柜，墙上有图表和地图，还贴着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非常醒目。在一个架子上居然还摆着一排航海日记。看着这一切，人们仿佛真的置身于船长的舱里。但屋里的惨象，又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中。一把钢制的鱼叉穿过船长的胸膛，深深地扎进身后的木墙上，让人觉得他像一只被钉在硬板上的硬壳虫。当然，他早死了，他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显得胡子更加向上翘着。人们都在小声议论着，猜想他为什么被杀。
“福尔摩斯先生，我运用了您常用的方法——不许任何人搬动任何东西，然后把屋外的地面和屋里的地板都做了详细的检查。但结果令我失望，没有发现任何脚印。”
“你真的可以确定你没有发现脚印？”
“先生，我可以对着圣经向您发誓，确实没有发现脚印。”
“霍普金斯，你听说过会飞的动物会作案吗？我经手过许多案子，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罪犯有两条腿，他一定会留下脚印。真难以想象，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会在一间溅满血迹的屋子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由此可以看出，你并没有仔细检查现场所有的东西，再狡猾的罪犯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年轻的警长被我朋友一番讥讽后，脸红一阵，白一阵，皱着眉头对我们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太蠢了，居然没想到去找您，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当时屋里确实有几样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那把用来谋杀的鱼叉便是其中之一。从现场看，那把鱼叉应该是被人从架子上一把抓下来的。架子上还有两把鱼叉，只有放第三把鱼叉的地方空着。鱼叉的木柄上刻着‘SS，海上独角兽号，丹迪港’的字样。由此可以推测，凶手和死者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愤怒中，凶手顺手操起置人于死地的武器——鱼叉。由于彼德·卡里穿着衣服，而且凶杀发生在凌晨两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死者与凶手有约会，桌上的一瓶罗姆酒和两只用过的杯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你分析得不错，这两个推断都分析得很有道理。屋里除了罗姆酒外还有其他酒吗？”福尔摩斯问道。
“有，水手柜上面的小酒柜里还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这些酒瓶没被打开过。显然没有人喝过，因此，这些没喝过的酒对我们用处不大。”
“话别这么说，我看小酒柜还是比较重要的。”福尔摩斯说，“好了，关于酒就到此为止吧，你再给我们讲讲其他你认为与此案有关的物品吧。”
“桌上放着一只海豹皮烟丝袋。”
“它在桌子的什么位置上？”
“在桌子的正中央，我已经把它仔细检查过了，袋子翻口里面有‘P. C.’样的字母，里面有半盎斯水手们常抽的味道辛辣的烟丝，做袋子的海豹皮上还有毛，没有加工过，上面还有根小皮绳可以把它系住。”
“太好了！还发现了什么？”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外面已经磨得起了毛的黄色笔记本，翻开后，可以看见里面的纸张也发黄了，这说明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有人名的字母缩写“J.H.N.”和日期“1883”。福尔摩斯把它摆在桌上，非常仔细地检查着。我和霍普金斯的目光也越过他的肩膀，盯着笔记本。笔记本的第二页上印有“C.P.R.”三个字母，再翻后面，连着都是数字，再往后翻，在写有国家和地名的地方后面都有一些令人不解的符号和数字。
“对于这些符号和数字你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问。
“这些符号和数字容易让人联想到交易证券的一些凭证。我认为‘J.H.N.’或许是某个证券拥有者的名字缩写。‘C.P.R.’也许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缩写。”
福尔摩斯说：“想一想，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简称是不是也是‘C.P.R.’？”
斯坦莱·霍普金斯一拍自己的脑门，小声的骂着自己真愚蠢。
“您说的对极了！”他大声嚷嚷着。“我们只要弄清楚‘J.H.N.’三个字母代表什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查过证券所的所有凭证，发现在1883年证券所所有经纪人名字缩写都不是‘J.H.N.’，可我觉得‘J.H.N.’是个突破口。福尔摩斯先生，这三个字母也许就是凶手的代码，这一点您必须得考虑到。另外，我认为记录大量有价证券的笔记本应该算做案发现场的重要物证，请告诉我们这次凶杀的真正起因吧。”
案情的发展完全不是福尔摩斯想象中的那样，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说，“这本没有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笔记本，使我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我得重新考虑这个物证的重要性。对了，你追查过笔记本里记录的证券了吗？”
“现在正在取证。我认为这些有价证券的主人也许都在南美洲，因为距离较远，可能得花相当一部分时间，才能查出这些证券拥有者的姓名及他们的简历。”
福尔摩斯想从那个发黄的笔记本中发现些什么，他一直在用放大镜仔细研究着。
“这儿有点不干净。”他说道。
“先生，我对您提起过，笔记本是从沾有血迹的地板上拾起来的。”
“血迹在笔记本的什么部位？上面还是下面。”
“是下面，也就是与地板接触的那面。”
“这就说明在凶杀之后，笔记本才落在地板上的。”
“您分析得对极了，福尔摩斯先生。而且我还敢肯定，这个笔记本是凶手在忙于逃跑时不小心跌落的，它掉的位置说明了这一点。”
“我猜想你没有在案发现场找到这些证券，对吧？”
“确实如此。”
“你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吗？”
“因为屋里的东西仿佛没有被翻过的痕迹，所以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有意思，真有意思，”福尔摩斯嘴里念叨着，突然他问，“现场是不是还有把刀子？”
“是的，先生，确实有把刀子，它就在死者的脚旁边，刀还在刀鞘里放着。刀子是死者的遗物，他的太太证明了这一点。”
福尔摩斯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认为我有必要去现场调查一下。”福尔摩斯开口说道。
“太感谢您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这个决定终于让我可以松口气了。”斯坦莱·霍普金斯又跳又叫，兴奋得不知该干什么好了。
“走吧，咱们该出发了。”福尔摩斯对年轻的警探摆了摆手。
“霍普金斯，你去叫辆马车。华生，如果你能和我一起去，那就再好不过了。本来一个星期前就该去，那样将对我们的案件有重大突破，但是现在去还来得及，在现场也许还能发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