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之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课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却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余秋雨先生爆得大名久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便以几本戏剧理论著作在戏剧界与另一位先生并列享有“南余”之誉。斯时中国文化界刚从十年浩劫的苦寒中活过来不久，人们还多处在争着诉苦和索赔青春的激动情绪中，而余秋雨先生却抖手便甩出了几大本书，开始为自己的未来修桥铺路了。足见其聪明过人，勤勉过人，才气过人。
读余先生文章，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涉入”的意识，常不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期许于古人，如阮籍、嵇康、苏东坡、海瑞、李渔、鲁迅等，在夸着别人的同时，总觉得他在捎带地夸自己。
其实余先生的这篇文章最能说明他自己的生存形态和心态。“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在嘲弄了“慷慨激昂者”的同时，表现了自己“乐得酣睡”的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