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林肯也恰好出生在这一天）出生在英国什鲁斯伯里，由于创立了自然选择生物进化论而闻名于世。他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医学，然而医学和解剖学在他的眼里都是枯燥无味的，于是不久便转入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剑桥历来体育活动丰富，在剑桥，骑马、射击这样的活动远比所学的课程更令他欣喜不已。但是他的一位教授却对他印象深刻，于是教授推荐他担任英国猎犬号军舰探险航程上的博物学家一职。起初父亲反对儿子接受这一职务，认为这样的旅行只不过是这个青年人推迟安心做正经工作的另一个借口。但最终老达尔文被说服了，他同意儿子做这次旅行，因为这是西方科学史上最有价值的海洋航行之一。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乘猎犬号起航。在随后5年的历程中，猎犬号做环球航行，以并不匆忙的速度环绕南美海岸，考察荒无人烟的加拉戈斯群岛（即科隆群岛），访问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一些其他岛屿。在这次漫长的航程中，达尔文目睹许多自然奇迹，发现了大量的化石，观察过无数种植物和动物，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做了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几乎为他后来的全部工作打下了基础；他从中得出了许多主要的思想，找出了能使自己的学说被普遍接受所需要的丰富而有力证据。
达尔文
1836年，达尔文返回故乡。在随后的20多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使自己跻身于英国主要生物学家之列。早在1837年达尔文就确信动物和植物种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地质史的过程中进化。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进化的原因是什么。1838年他读到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该书对他建立起通过生存竞争而进行自然选择的观念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启发。达尔文甚至在系统阐述了自然选择原理之后，也没有急忙发表他的思想。他认识到他的学说注定要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他花费较长的时间来为他的假说认真地收集证据和充实论证。
达尔文早在1842年就写出了其学说的纲要，1844年他正在着手写一部巨著，但是1858年7月正当达尔文仍在补充和修改他的伟大著作时，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当时在东印度群岛）送来一份简述他自己的进化论手稿。华莱士的学说在每个要点上都与达尔文的相同！华莱士完全独自地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他把手稿送给达尔文，目的是想在发表前征得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的意见和评论。这是令人窘迫的，完全可能引起一场令人不快的优先权之争。但是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纲要于翌月作为一份共同的论文递交给了一个科学团体。
出乎意料，这份论文的递交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达尔文翌年发表的论著《物种起源》却引起了一场强烈的反响。事实上可能没有哪一部科学论著像《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即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简称《物种起源》那样引起科学界内外同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直到1871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当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祖先和性选择》。该书提出了人类是由像猿一样的动物演变而来的思想，这对白热化的争论来说无异于烈火添柴。
达尔文没有参加有关其学说的公开辩论。原因有二，其一是他自乘猎犬号航海以来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恰加斯氏病一直困扰着他的健康。他在南美由于受昆虫叮咬而患上了这种病；其二，进化论的支持者们拥有一位达尔文学说的得力的申辩人和衷心的捍卫者——托马斯·H·赫胥黎。1882年在达尔文逝世时，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他的学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事实上达尔文并不是物种进化学说的创史人，在他以前就有不少人提出过这种假说，其中包括查理自己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和法国博物学家让·拉马克。但是这些假说从未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因为其申辩者对进化方式所做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而达尔文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不仅能提出进化的可能方式——自然选择，而且也能提出大量极具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有必要向世人申明的是达尔文学说的发明没有依赖于遗传学说，因为实际上没有依赖任何遗传学说的知识。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里，人们对特别特征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方法都一无所知。尽管在达尔文撰写和发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那些年月里，雷戈尔·孟德尔正在从事研究遗传规律，但是孟德尔的著作恰恰是对达尔文的著作做了如此完美的补充——却一直被忽略到1900年，此时，达尔文的学说已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现在对进化学说的了解比达尔文的学说更加完全——遗传和自然选择相结合。
达尔文的学说对人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当然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达尔文使整个生物学科发生了革命。自然选择确实是一项非常广泛的原理，人们试图把它应用到许多别的领域中去，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也许，甚至比达尔文学说具有的科学或社会学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宗教思想的影响——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许多年间，很多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达尔文的学说会逐渐使宗教信仰遭致毁灭，他们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尽管基督教徒对宗教感情的总体下降存在许多其他因素（达尔文自己变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
甚至从非宗教的观念来看，达尔文学说也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再不像曾一度那样在事物的自然体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我们现代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许多物种中的一个，我们承认我们有一天会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由于达尔文的工作，赫拉克赖脱“除变化外再没有永恒可言”的观点得到了远比从前更为广泛的接受。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总体解释所获得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对科学有能力回答一切物质问题的信念（虽然不是所有的人类问题）。达尔文的术语“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已进入了各族人民的语言中。
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