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中，仅以“济远”、“广远”2舰与日本联合舰队对阵，“广远”先是受重伤，后又搁浅沉没；“济远”舰畏敌逃遁，致使运兵船“高升”号及饷银运船“操江”号均遭不测，损失惨重，北洋舰队为什么不派得力舰只护航？此疑众说不一。
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过。说，本来李鸿章命其派舰队护航，但是，丁汝昌借口“船少力单”
（《李鸿章未刊稿》）以致“不敢出头”，因而大拂李鸿章之意，遂决意“暂用不着汝大队去”（《甲午战争电报录》上卷，《东行三录》第143页），未能派出大队护航。丰岛事后，丁汝昌便因此受清廷处分，令“革职戴罪自效”。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不仅史论者言之，而且连民间话本，文学篇章中也时而提到，奚落丁汝昌。
另一种说法认为，咎在李鸿章。他不派大队出海护航，完全不因丁汝昌，而是他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认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理拙”（《李文忠公全集》，电稿，16卷，第3页）以致不作开战准备而遭日舰袭击。
原来，根据先已驻兵朝鲜牙山的清兵统带叶志超建议，李鸿章决定再派2000兵丁加强叶军。1894年7月19日，李鸿章制定了一个护航计划，命令下达丁汝昌：若租成“高升”号等3艘外轮运兵，只需已泊牙山的“济远”、“广远”、“威远”游护；若英轮不允挂英旗，或改用招商局船，则派海军主力“定远”八舰护送。丁汝昌接到命令后，按第二方案准备，“8船升火”待命，同时电告李鸿章“何日护商轮某处，请探明，先电知，免临时耽搁（《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5页）。可见，丁汝昌对全舰队出海护航是积极的。
7月20日，李鸿章接到情报，说“倭兵船11艘出口”佐世保港，遂决定派大队前往牙山护航。电告丁汝昌：“近日倭情屡变，其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
（《李鸿章未刊稿》）。
丁汝昌接电后，一面命令驻泊威海港内各舰升火待发（“汤汽”），一面电告李鸿章己准备就绪，候令起碇。
电文曰：“廿午电，顷敬悉。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广）甲、（广）丙九船，雷艇2艘，并承平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以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威防无船可留，请帅饬扬威速回，与平远，四炮船、二雷艇聊辅炮台御守。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无意。希速训示。汤汽，备便候电即可。”（《李鸿章未刊稿》）在这里，丁汝昌并没有反对派大队去牙山护航的意思，只是委婉地提出了两个看法：一是主张如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不同意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说法，因为我方“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这并非是害怕敌船，而是立足于当时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战术上的主动免遭惨败的决策；另外丁汝昌鉴于牙山一带岛屿星罗棋布，又深缩海湾之内，水域狭窄，既不便巡弋，也易遭敌舰夜间偷袭，所以提出了“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借以提醒上司注意，不可只待敌舰先开炮我再还击。仍是积极主动作战的态度，只是在口吻上易使人误会。
果然，李鸿章接电后于23日上午10时复电，语带讽刺地训斥曰：“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甲午战争电报录》上卷，《东行三录》第143页）。
这样，丁汝昌委婉反对李鸿章“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话，被李鸿章误认为是胆小畏战，不敢率大队护航出战。
丁汝昌多次到过汉江口，岂能不知牙山不在汉江内！丁汝昌所说，只是泛指，意在指出该处不易屯泊大型舰队，不便展开作战，有被动挨打之危险。所以，说因为丁汝昌畏战胆怯而致使李鸿章未能下决心派大队护航，这无论如何也是不通的。真正改变其大队护航计划的是两件事情所致：
7月22日，俄国参赞巴福禄来访。俄国公使喀西尼派巴福禄谒李鸿章说：“倭兵在汉城筑炮台，守城门，作据城状。商民逃尽，使馆不安。已电请国家派兵驱逐”（戚其章《论甲午丰岛海战的几个问题》）。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在朝行为引起国际公愤，日本不会即刻首先开战。
当日，清驻英公使龚昭瑗又来电给李鸿章，说英“劝倭退江城兵，倭未复”，英国政府电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如必执己见，以后有开战事，倭国一肩担当”（戚其章《论甲午丰岛海战的几个问题》）。李鸿章接此电后，更加认为“将来各国议开衅之罪，必问倭”，自己在外交上赢得了列强的支持；日本不敢挑起衅端。于是他改变了大队护航计划。事亦巧合，大队未出，丰岛失利，李鸿章借此诿过于丁汝昌，丁亦百口难辩，后之论者不察，也以此指责丁汝昌，实为极不公平的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