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同奎，著名化学家，字星术，浙江省德清县人，1876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在年少的时候就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1902年，清政府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招生复学。京师大学堂最初只设仕学馆和师范馆，俞同奎考入师范馆（头班生）。第二年，沙俄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爆发了抗俄运动。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集会抗议，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谴责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要学古代太学生“伏阙上书”，俞同奎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慈禧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镇压这班学生。管学大臣张百熙尽力保护，献策建议将“捣乱分子”赶出国去，获取慈禧的批准。于是选出47名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俞同奎等16人被派赴西欧各国，张耀曾等31人被派赴日本，1904年启程出国。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开端。
出国后，俞同奎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深造。在留学期间，俞同奎经常思虑祖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原因，他认为是科学落后、工业不发达所致，于是萌发了“以科学之宏力，谋我国之富强”的信念。
1910年，俞同奎回国后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任理科教授兼化学研究所主任，主讲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14年，学校成立教科书编委会，俞同奎任化学教科书主编，还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负责学校各科的教学工作。他经常教育学生，要珍惜自己难得的学习科学的机会，担负起发展祖国科学、拯救中华民族的责任。俞同奎为培养人才，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在授课前经常备课到深夜两三点钟。他治学严谨，被邀到别的大学讲化学课时，都是重新备课，以适合该校学生的需要，从不用过去的讲义。上课时提前10多分钟到教室写板书，授课时黑板上已写满了化学公式。学生们说：“上俞先生的课，没有人好意思迟到。”
1920年，俞同奎到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任校长，兼任有机化学教授，当时用英文课本。他讲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容易被学生接受。这期间，俞同奎除在北京工业学校担任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外，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定量分析等课程。
1922年，俞同奎与陈世璋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号召（中国化工学会前身），不久创办了《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俞同奎任总编辑。
他多年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和学术团体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辞辛劳，长期的辛勤劳作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但是为了研究，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有一次竟晕倒在讲台上，经医生劝告，他离开学校，到南京任教育部大学生就业委员会主任，负责安排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
“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南京去昆明，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后方液体燃料的技术研究和质量管理工作。当时，由于日军封锁，后方汽油缺乏，需用其他液体燃料代替。当时成立了许多私营燃料公司，生产汽油代用品，后方汽车全用这种代用品。俞同奎工作非常认真，严把产品质量关，决不让运送抗日物资的汽车因液体燃料质量不合格而半路抛锚，对产品不合格的厂家从不姑息迁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俞同奎任文化部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1956年改任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从事文物古迹的维修与保护工作，直到退休。
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
早在留学欧洲期间，俞同奎就深深感到欲振兴中华，使化学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培养大批的化学人才，普及化学教育。当时，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我国根本没有中文的化学书籍，而当时懂外文的学生又太少，因此必须编写中文的化学书籍和教材，而首先碰到的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问题以及度量衡的译名。当时他和陈传瑚、李景镐等留欧学生在完成异常繁重的学校功课后，还利用业余时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根据化合物的性质、音译等等，确定中文化学名词的字形、读音等，对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提出过许多方案和建议，编写的化学名词手稿达2000多页。回国后，俞同奎负责中国化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此后中文化学书籍陆续出版，为化学名词的命名和开展化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俞同奎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亲自编写和组织编写了许多教科书，其中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应用化学》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化学教材。俞同奎主要讲授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是中国最早讲授化学课程的教授之一。当时在北京大学化学门任教的除俞同奎最年长外，还有王兼善、郭世馆、陈世璋和丁绪贤等老一辈化学家。他们为中国早期的化学教育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学校设立了评议会，由各科的部分著名教授组成，作为全校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俞同奎被选为评议员。1919年，废“门”改“系”，各系成立了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俞同奎被聘任为化学系首任主任和教授会主任，对化学系的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亲自做了规划，并筹建化学实验室，购置化学仪器、药品等，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早期的教学和实验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其他大学化学系的创建做出了示范。
俞同奎作为北京大学最早的学生和教授之一，在该校学习工作多年，对北京大学怀有深厚感情。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时，他应邀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的文章，回顾了他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学习、生活和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1958年，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时，学校特意请他回校参加庆祝活动，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俞同奎作为北京大学最老的一位校友，他亲眼看到60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参加这次大会，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并写好了一份讲稿。但在开会那天，当这位82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上台讲话时，由于高度兴奋而不幸当场中风，半身不遂，从此退休。
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的发起人
俞同奎在留学欧洲期间，与李景镐、吴匡时、陈传瑚等于1907年12月24日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化学学术团体，俞同奎历任临时书记、会长兼评议员，他对该会的创建、组织和开展学术活动作出了贡献。
该会成立时，曾印刷章程3000份寄发四方。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抛砖引玉，使当时欧洲各处的留学生共创支会；二是希望祖国人士尽调查的义务。当时调查的课题有“卫生为文明事业之起点”，“玻璃为文物之美观”，“糖、酒、火柴为人生日用所必需”等。因会员散处四方，因此，特定每年暑假举行一次年会。俞同奎主持召开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夏第一次年会（1908年7月27日至8月10日在英国伦敦召开）并任会长，在会上做了上半年的工作报告。会议拟定按英华、法华、德华（分上、中、下）三编出版词典，俞同奎提议先决定元素名、无机化合物名和有机化合物名。会议决定出版中国化学会留欧支会季报，俞同奎、陈味轩等8人为主笔人。另外，会议还讨论了编译教科书以及推广支会、振兴国内化学事业等问题。
为古代建筑修整事业作出贡献
从1947年起，俞同奎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文化部成立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他继续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对北京的132个名胜古迹作了考察和研究，并对首都的新城规划、古建筑和名胜古迹的去留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看法。他提出要做到不让一处“横遭破坏”，也不让一处“滥竽充数”，提出了5条必须保留的古建筑标准：①具有悠久历史的宫殿、苑囿和名胜古迹；②与革命有关的建筑；③明代以前的原建筑；④建筑式样特殊，可供学术研究与参考者；⑤建筑内部附有不可分离的文物，具有高等艺术价值者。
1956年，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改为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俞同奎担任所长。这时他已年逾八旬，但仍对维修和整理中国的文物古迹辛勤筹划，不遗余力。尤其是对北京地区的一些重要文物古迹，认真组织普查、修复，无论是宫殿园林，还是寺宇寺庙，他都亲自勘查、访问，提出维修方案和保护措施。他认为从一个民族的建筑艺术，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可供研究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不加以珍惜、保护，势必逐渐毁灭。
俞同奎对古建筑的寿命问题、损坏原因、现存古建筑的破坏情况、古建筑的保存原则、保存方法以及古建筑工程等问题，曾做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提出的一些做法和见解，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品德高尚廉洁自守
抗日战争期间，俞同奎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别人都说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但俞同奎始终廉洁自守、大公无私，从未收过大小礼品。他在一个枢纽机关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了8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依然两袖清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俞同奎在多年的教学活动中，经常教育学生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自己是这样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俞同奎欢欣鼓舞，他多年来渴望的祖国繁荣昌盛、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每次去天安门观礼，他都感慨万千，为祖国的今天而感到自豪。他常跟女儿说起在“中华民国”时期他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事。当时他在大学任教授，有人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并说若参加国民党有了政治靠山，他在国外学习多年，凭他的资历及名望，可以步步高升，不然，一生只能当穷教书匠。但俞同奎表示，为了培养人才，他才由国外回来，当“穷教书匠”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乐事，因此他拒绝参加国民党。为了让在国外的大女儿也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他接连写了几封长信，动员在美国奥立根大学工作的女儿俞锡璇回国。当时，俞锡璇的导师对她的工作很满意，曾多次挽留，但女儿在爸爸强烈的爱国心的感召下，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返回祖国，她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营养卫生学教授。
俞同奎生活俭朴、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他不惜花自己的钱为祖国培养人才。著名的机械学家陈继善从小聪明好学，12岁时就由故乡福建来到北京，住在俞同奎家，俞家培养他10多年，直到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考上公费留学为止。
1962年2月28日，俞同奎病故于北京。文化部文物和古建筑修整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早年为教育界耆宿，晚年领导古代建筑修整事业，年高德劭，在治学、为人和处事态度上，堪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