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淡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出身士族，王导之侄。其书法博采众长，兼善隶、草、正、行各体，正体以《兰亭序》为最；行书以《奉桔》为最；草书以《初目帖》为最。真迹无存，传世均为临摹本。
以书换鹅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王羲之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12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
据说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划着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划破了。经过勤学苦练，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
王羲之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
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
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幺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幺样？”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东床择婿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有一位大官，名叫郗鉴，他是个很爱才的人，为了给女儿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郗老大人动了不少脑筋。后来，他打听到王家子弟一个个相貌堂堂，才华出众，就想缩小范围，在这几个青年人当中选择一个做他的女婿。消息传来，王家子弟一个个兴奋而又紧张，他们早听说郗小姐人品好，有才学，谁不想娶她作妻子呢？于是，一个个精心修饰一番，规规矩矩地坐在学堂里，表面上是看书，心儿早就飞了。可是东边书案上，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只见他还象平常一样随便，好象压根儿没有这回事似的，仍在聚精会的地挥笔写字。这天，天气并不热，可是这个青年人却热得解开了上衣，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眼睛还一个劲地盯着面前的毛笔字，那紧握毛笔的右手，一时一刻也没有松开，有时还悬空比划着写字，那一副认真的神态，使人禁不住发笑。郗鉴派人在学堂进行了一番观察了解后，就回去了。在他看来，王家子弟一个个都不错，彬彬有礼，年青英俊，才华洋溢，简直没法说哪个最好，哪个较差。不过，要说表现不那幺使人满意的，倒有一个。
他坦胸露腹，边写字还边啃馒头，样子太随便了，好象对于老大人选择女婿这幺一件大事，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这郗大人听了回报，恰恰对那位举止“随便”的青年有兴趣。他详细问了情况，高兴地将两个手掌一合，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女婿。”郗老大人认为，这个青年不把个人的事儿放在心上，而是集中精力于书法事业，这正是有出息的表现，有这样的钻劲、迷劲，是不愁不成才的。这故事便成了“东床”的来历。
这里还顺带说一句，王羲之的夫人、郗鉴的女儿，她也是个书法家，对王羲之的帮助可大了。她的儿子王献之，后来也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这里面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呢。
在王羲之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天台山拜师
王羲之在兰亭修禊之前来到天台山，被神奇秀丽的天台山风景吸引住了，便在华顶住了下来。他尽情欣赏日出奇观和云涛雾海，这些山光胜景使他的书法也得到润色。他不停地练字，不停地洗笔洗砚，竟把一个澄澈清碧的水池都染黑了墨池就是这样得名的。有一天夜里，王羲之在灯下练字，练呀练呀，白纸写了一张又一张，铺得满地都是。夜深了他还逐个字逐个字细看着，思考着。对自己所写的字，他还不满足，又看又练，实在练得太疲倦了，握着笔伏在案上。忽然，一阵清风过处，一朵白云飘然而至，云朵上有位鹤发银髯的老人，笑呵呵地看着他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呀！”“哪里，哪里！”王羲之一边让坐，一边谦虚地回答。
他见这位老人仔仔细细地观看自己写得字，便请教说：“老丈啊，请您多多指正。”老人见王羲之一片诚心，说道：“你伸过手来。”王羲之心里纳闷，老人要做什幺呢？他见老人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便慢慢地伸了过去。老人接过笔，笑容可掬地说：“我看你诚心诚意学写字，让你领悟一个笔诀，日后自有作用。”老人说完，在王羲之的手心上写了一个字，然后点点头说：“你会更快进步起来的。”说罢去了。王羲之急忙喊道：“先生家居何处？”只听空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天台白云……”王羲之一看手心是个“永”字，他比呀划呀，写呀练呀，终于领悟了：横竖勾，点撇捺，方块字的笔划和架子结构的诀窍，都体现在“永”字上。白云先生授的真是好笔诀！此后，王羲之练得更勤奋了，他的书法也更加洒脱了，奇妙了。以后，王羲之回到绍兴，与文友在兰亭欢聚时，挥笔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书法珍宝《兰亭集序》。王羲之念念不忘天台山白云先生的“永”字笔诀，还诚心诚意地写了一部《黄经洞》，放在山顶一个突兀峭险的岩洞里，后人就叫它“黄经洞”。
书《兰亭集序》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示吉祥，这叫做“修褉”。据说，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诗唱和。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收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
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王羲之回家后又重写了数十遍，皆不如原稿，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爱重，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交弟子辩才保存，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636年），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兰亭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序》那“不激不厉”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吃饺子
一天，王羲之路过集市，见一家饺子铺门口，人声喧嚷，热闹非常。尤其是门旁的那两幅对联，分外惹人注目，上面写着“经此过不去，知味且常来”十个字，横匾上写的是“鸭儿饺子铺”。但是字却写得呆板无力，缺少功夫。
王羲之看罢，心中暗想：这样的赖字，也配写匾？又一琢磨：“经此过不去，知味且常来”。——好家伙！这里到底是什幺人的买卖，竟能如此夸口？走近一瞧，见铺内有口开水大锅，设在一道矮墙旁边。包好的白面饺子，好似一只只白色的小鸟，一个接一个地越墙飞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入滚沸的大锅。一锅下满，不用招呼，“小鸟”就停飞了。等到这锅饺子煮好，捞完，“小鸟”又排队一样飞来，准确无误。王羲之十分惊奇，就顺手掏出一些散碎银两，要了一大碗饺子，然后坐下。这时他才发现，饺子个个玲珑精巧，好象浮水嬉戏的鸭儿，真是巧夺天工的奇货！他用筷子将饺子夹起，慢慢地送到嘴边，轻轻地咬了一口。
顿时，清香扑鼻，鲜美满口。不知不觉间，把那一大碗饺子，全吞到了肚里。一顿饱餐之后，王羲之对自己说：这鸭儿饺子果然不错！只是门口那副对联的字写得太差，与这美味饺子实在不能相配，我王羲之何不乘此机会为他们另写一副对联，也不辜负我来此一场——想到这里，他便问店伙计：“请问店主人在哪里？”店伙计用手指着矮墙说：“回相公，店主人就在墙后。”王羲之绕过矮墙，见一白发老太婆坐在面板之前，一个人擀饺子皮，又包饺子馅，转眼即成，动作麻利极了。更令人惊奇的是，包完之后，白发老婆婆便随手将饺子向矮墙那边抛去，鸭儿饺子便一个一个依次越墙而过。老人的高超技艺，使王羲之惊叹不止。他赶忙上前问道：“老人家，像您这深的功夫，多长时间才能练成？”老人答道：“不瞒你说，熟练需五十年，深熟需一生。”听了这话，王羲之沉默了一会，好象在品尝这句话的滋味。然后又问：“您的手艺这样高超，为什幺门口的对子，不请人写得好一点呢？”老人气鼓鼓地说；
“相公有所不知，并非老身不愿意请，只是不好请啊！有的人写字刚有了点名气，就眼睛向上，哪里肯为我们老百姓写字。其实，照我看，他们写字的功夫，还不如我这扔饺子的功夫深呢！”王羲之听了，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难当。于是，他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恭恭敬敬地送给了这位老人。
王羲之当字
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很爱游山玩水，走进自然景物之中。那年春天，他去杭州探访好友，走到苏州地面，步上一座石桥，举目四望，见前边有一座小村庄，飘扬的酒旗在落日的余辉中闪光，袅袅的炊烟从茅屋顶上缓缓升起，三三两两的农人向村庄走去，这是一幅多幺美丽的图画呀，他有些流连忘返，在桥边停下，月亮升起的时候，村庄一片朦胧，更是一番景致，沽来一壶清酒，买了几盘小菜，自斟自饮起来，夜半时分，带着几分醉意，渐渐睡去。
第二天醒来，忽觉头上沉重，回到馆舍躺下就病了，书童请来了苏州的名医为王羲之诊治，王羲之整整病了一个月。出门时身上所带的盘费也已用光，要到杭州看朋友也不能了。
这怎幺办？他想了想，忽然记起，在他住的旅馆对面有一个当铺，他记得那个“当”字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何不写个当字去当了？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就叫书童铺纸磨墨。他写好一个当字，叫书童拿去当了，价格是3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也不当。书童来到当铺，展开王羲之的字，老板一看，果然是个好字，就问当多少钱，书童说3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板端详着，说：“好字是好字，只是带着病容，不值不值。”
书童回来把老板的话说给王羲之，王羲之说：“嘿，我看得起你你倒牛起来了，好！我就再写一个。”王羲之又写了一个字，让书童拿去，老板一看，说道：“这个当字比那个有力多了，只是带着孤气和怒气。就这吧，我要了。”交给书童30两银子。王羲之有了钱，又可以上路了。他来到杭州，见了朋友，朋友设了一桌好酒招待王羲之，在座的有一位朋友的亲戚，开着一个当铺，想求王羲之写个当字，当做招牌，王羲之说：“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当字，你去取回来就是了。”王羲之把当票掏出来，交给那人。那人带着银两就望苏州而去。到了苏州，见了当铺老板，就要回当。老板听他不是本地人，跑这幺远要回当，以为他是个疯子。
一看当票是真的，老板想坑他一家伙，算盘子一拨拉，连本带利开口要他40两，那人掏出40两给了老板。老板有点纳闷，明显是坑他，他却喜滋滋地掏出40两银子赎当。就问他：
“请问，这个字有什幺珍贵的？”那人说：“这是当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你老先生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老板急了。喊道：“你回来，我拿50两银子要了你的当字，要不100两，100两！”那人听都没有听，回到杭州，见了王羲之，交出了那个当字。
王羲之接过来看都没看，“嚓嚓”两下把那个字撕了个粉碎。那人可惜得不得了，一步晚了，没能救出那个当字。王羲之笑笑说：“生意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和气生财幺，这个字是我病好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发脾气的时候写的，带着几分怒气，不好，我现在再给你写一个，包准你挂出去能发财。”于是，杭州的朋友展纸磨墨，王羲之运气着力，挥笔写下一个很大的‘当’字。在场的朋友们无不称奇，人人都夸这个当字极好极好。这个当字经高级工匠刻制，挂在杭州城的通衢大道处，非常显眼，生意也非常热闹。从此以后，杭州城的当铺成了全国最出名的当铺。
教子习书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画画儿。
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
“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小献之听后心中沾沾自喜。
还有一次，羲之的一位朋友让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把字污染了，小献之灵机一动，一只小牛栩栩如生于扇面上。再加上众人对献之书法绘画赞不绝口，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献之的父母看此情景，若有所思。
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5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幺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3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书法传千古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辞官离郡，遍游东南山水，行至嵊州金庭，为秀丽山水吸引，乐而筑室，安居于此，在这里度过了晚年。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年～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王羲之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王羲之行书《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曾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
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古往今来，王羲之的金庭故居和临沂出生地、绍兴成名地一样为世人所敬仰。嵊州市王羲之故居景区面积达30平方公里，设金庭观历史文化保护区、书法朝圣区、山林田园风光区等4个主景区，以形成集中外书法交流、朝圣、修学、研究与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区。现新建、重修的金庭观、三清殿、右军祠与书圣后裔聚居地——华堂古村等，已初步形成以书法朝圣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区。
顾恺之
顾恺之（346年～407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省无锡县）人。东晋时期杰出画家。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工诗赋，擅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有很大影响。现存古画珍品《女史箴图》。
精于绘画
他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恺之很小就博览群书，崭露才华。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擅画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才绝”是说顾恺之聪颖，多才多艺；“画绝”是说顾恺之擅长绘画；“痴绝”就是顾恺之对艺术研究专心致志的精神。与陆探微、张僧繇并“画界三杰。
顾恺之学画师从卫协，最善于图画人物，东晋的大名士谢安认为顾恺之的人物画是前无古人的。其笔法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细看则六法兼备；设色以浓彩微加点缀，不晕饰，运思精微，襟灵莫测，神气飘然。兴宁中在建康瓦棺寺壁作《维摩诘像》，容貌清羸，神态忘言，轰动一时。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毫，倍觉有神采。又为谢鲲造像，布以石岩之中，可谓别出心裁，其对此自云：“此子宜置丘壑中”。画中兴帝相列像，妙极当时。唐代张怀瓘对其画评价甚高，云：“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史称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为“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画迹甚多，有《司马宣王像》《谢安像》《刘牢之像》《王安期像》《阮修像》《阮咸像》《晋帝相列像》《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桂阳王美人图》《荡舟图》《虎豹杂鸷鸟图》《凫雁水鸟图》《庐山会图》《水府图》《行三龙图》《夏禹治水图》等。其中《雪霁望五老峰图》被推崇为山水画开创之作。现存《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均为唐宋人摹本。
《女史箴图》现存传为原作的两种摹本：一为唐代以前的摹本，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绢本，水墨着色，纵25厘米、横349厘米；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摹本。《女史箴》是西晋张华所作的同名文章，属于教育宫廷妇女的道德箴言，据说本意是讽刺当时放荡暴戾的贾后。顾恺之这一《女史箴图》画卷，描绘一系列的动人形象，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
画家的笔墨是“简澹”的。古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些线条的联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
《洛神赋图》是以曹魏大诗人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为题材创作的巨幅绢本着色画卷。《洛神赋图》北宋摹本，绢本，水墨着色，纵27厘米、横572厘米。曹植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跟着曹操大破袁绍的时候，得到甄氏女子，曹植喜爱甄氏，曹操却把甄氏许配给曹丕。一次曹植到京城朝见，得知甄氏已抑郁而死，心里非常难过。当他在归途中经过洛水时，更激起了他对甄氏的怀恋之情。追想宋玉所讲的神女故事，作了叙事赋一篇，名《感甄赋》，以后被魏明帝改名为《洛神赋》。赋中抒发曹植在爱情生活中的感伤情绪。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极为有名的一篇韵文。顾恺之就以此赋为题材，画成《洛神赋图》。
画中顾恺之巧妙地把诗人的幻想在造型艺术上加以形象化。例如；洛神曾多次出现在水面上，手持麈尾，衣带飘飘，动态委婉从容。她似来又去，含情脉脉，表现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惆怅的情境。曹植头戴梁冠，身穿宽衣大袖，在打着华盖的随从者的簇拥下，有着贵族诗人的优雅风度。
这幅图表现的主要是洛神的美貌、光彩以及她和曹植若即若离的关系。画面上身穿红色长衣，坐在洛水边上的曹植，身后有三名侍者手持宫扇，二名侍者手捧诗书。曹植面对日益思念的洛神，流露出非常爱慕的神情。洛神“奇服旷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梳着高高的云髻，手持麈尾，以依恋之情望着曹植，他们好似在互相交谈。
《列女图》（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本）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作，服装构图及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的。宋代版画插图本的《列女传》曾经清代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图卷相似，但增加了背景。也标为顾恺之图，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印证，至少可以看出，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间）的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而助有于了解南北朝绘画的历史渊源。
绘画理论成就突出
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封了一橱自己的作品存在桓玄处，竟被桓玄从橱后全部窃去，以致引起桓玄的惊喜：“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他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可见他的绘画之吸引力，修建瓦棺寺时他认捐了百万钱，就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顾恺之在金陵（今南京）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洁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色。这一幅维摩诘像，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受到称颂。同时，这一记载也说明中国流传的佛教图像，不是完全模仿外来的艺术。另外，顾恺之曾在画裴楷的肖像时，颊上加了三毫，据说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借助于细节，加强肖像的神态。也有记载，他故意把谢鳃画在岩石中间，可见他曾企图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
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揣摩如何表现嵇康的诗句的时候，他体会到：画“手挥五弦”弹琴时的外形姿态，虽然是手的细小动作，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画“目送飞鸿”，想凭目光的微妙表现传达出对于天边云际有所眷恋的、捉模不定的迷惘的心绪，则是比较难的。这些就都是顾恺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企图细致地描绘微妙的心理变化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界限。另外，他也曾明白地谈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了描绘眼睛是人物画艺术中的最重要的技巧。以上都说明顾恺之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艺术的新发展。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
3篇画论。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顾恺之着有《启蒙记》3卷，另有文集20卷，均已佚。但仍有一些诗句流传下来，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等，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充满诗情画意。
顾恺之的《论画》一文，都因相传错脱，不易通读，只能揣其大意。其中谈到前人所画的：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穗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夏殷与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竹林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等作品，都是评论这些画中人物形象和神情表现的优劣。而全篇最前段，特别谈到：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谢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里他指出理解对象的深入的程度以人物画要求最高，对于山水画也很重要。
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讲临摹的方法，以及选绢、着色、布局、画山、画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保存了一些作画的经验。他又一著作《画云台山记》，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但文字中有很多错乱，但大致可以看出是描述一幅分为三段的云台山图。云台山是道教的祖师张道陵修道成仙的名山。这幅图描绘天师张道陵以跳到深谷中取桃子来考察其弟子们，其中唯赵升、王长二人信心最坚。文章中又描述了画中的山石涧流的险峭之势，山峰上有孤松，山中穿插着凤鸟“婆娑体仪，羽秀而详轩尾翼”，白虎“匍石饮水”等。这篇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山水画的内容和风格。早期山水画是包含了神仙怪异的因素的。
陶渊明
陶渊明（365年～427年），东晋诗人。字符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陶侃曾孙。少好读书，兼谙玄佛。初为州祭酒，继为参军、彭泽令，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去官隐居，至死不仕。以田园诗着称，诗文清新飘逸，《归田园居》、《饮酒》、《桃花源诗》等为代表作，今存《陶渊明集》。
仕途生涯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着，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
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辞官隐居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
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
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
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身体愈来愈弱，宋元嘉四年十一月与世长辞。亲友们用俭朴的仪式安葬了他，认为他具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颜延之《陶征士诔序》），为他立谥号“靖节征士”。
陶渊明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杰出诗人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
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
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幺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南朝梁萧统曾辑陶渊明的作品为《陶渊明集》8卷，北齐阳休之曾在此基础上增补为《陶潜集》10卷，北宋宋庠曾重新刊定《陶潜集》10卷本。但上述各本均佚。现存版本主要有清代光绪年间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等。注本主要有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清代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近人古直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以作铭志《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
心为形役之悲。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
‘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
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居家涉园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
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一个人孤独到象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交往出游之忧。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幺呢？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委心乘化之愤。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所述，《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
一分《骚》”（《己亥杂诗》）。
王献之
王献之（344年～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书法家。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献之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承父学书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
‘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43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与父书艺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
“右军用笔‘内’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外拓”的意义，“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也能“外拓”，当是“内”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当是“外拓”为主“内”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
“有人说羲之‘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
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
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
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
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
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成就卓著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辞官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
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
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
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它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王献之的遗墨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着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
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着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宣和书谱》曾着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
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俯，明代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了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王珣
王珣（350年～401年），字符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山东临沂）人。王导孙，王洽子，王珉兄。弱冠与陈郡、谢玄俱为桓温属员，温甚敬重之。授封东亭侯，累官大司马参军、散骑常待、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尚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卒后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献穆。
王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以才学文章见称于武帝。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其词翰为时所重。善行书、草书，《宣和书谱》云：“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又云“珣词翰为时宗师，然当时以弟珉书名尤着，故有‘僧弥（王珉）难为兄’
之语。”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题王珣真迹》云：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传世书迹有行书《伯远帖》真迹及《淳化》《大观》等丛帖所刊之草书《三月帖》。
王珣出身于东晋王氏一族。祖父王导、父王恰均精于书法，“书圣”王羲之是其堂叔。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王珣，他的墨迹自然倍受重视，何况他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十分难得的名人法书真迹，且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一直被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视为稀世瑰宝。
《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典范之作，通篇用笔精熟，疏朗飘逸，从平和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洞窥到东晋一代的“尚韵”书风，那种追求完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和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有密切关联的。
董其昌称之为“尤物”，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这么评价《伯远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确，《伯远帖》为我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它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很多法帖相近，不过更瘦硬、开张，有自家面目。清人姚鼐赞云：“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
清高宗弘历把《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定为“三希帖”。他还在《伯远帖》上题跋褒扬，于空白处补绘树石。弘历还以“三希”为名，编刻大型法书丛帖，这就是著名的《三希堂法帖》。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伯远帖》是晋王珣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
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