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简称藏医学或藏医。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流行于藏族聚居的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等省区；在国外，尤其是南亚地区如印度、尼泊尔等国，也较为流行。自20世纪以来，对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
形成与发展
藏医学产生在青藏高原，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特点。青藏高原为高寒地区，与外界交通极不方便，因而藏医学长期保持着它所固有的特点。在青藏高原，动植物品种较为稀少，药物多取自高山氧气稀薄环境中生长的耐寒动植物。早期藏医还吸收其邻近地区及古国的先进医药经验，使藏医学具有多种成分及来源的特点。在西藏，因为佛教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藏医学自奠基时期起就熏染了浓厚的藏传佛教的色彩。藏医的历史大致可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蒙昧时期
在原始社会，藏族的先民在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极为原始的医疗卫生经验。
古代吐蕃时期大约经历了28代，至公元6世纪中叶的朗日松赞，才进入有史时期。这段历史大约有1000年左右，是藏医药学的萌芽时期。
西藏最早的宗教是本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教，分三个派别，即笃尔本、伽尔本和居尔本，分别为人们卜卦祈福。上祀天神，下镇鬼魔，还能预测吉凶，为病人乞求神药，息灾送病，判断疑虑，为死者营建墓葬。这些在中国汉、藏文史籍资料中都有记载。如《史记·龟策列传》载：“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他们卜问的内容，就包括疾病及其治疗。从敦煌出土的藏文写卷就有“人神不悦，引来魔怪、妖精、瘟疫、厉鬼等。国王与尚论生命危险，凶”以及“属于‘火土’，身无病，生命平安，吉；……病人无须服药能愈”等记载。可见，在古代吐蕃时期对疾病已有所认识，也知道要用服药的方法来治病，尽管这还是通过巫师的占卜来进行的，但毕竟已经脱离了那种仅仅乞求于命运和完全愚昧无知的状态，开始积极地寻找对付疾病的各种办法和手段。《西藏王统记》所载在公元前1世纪或2世纪布代巩杰赞普时期“囊辛百脱坚（人名）以卜卦召福，祈神乞药……楚辛百村坚（人名）息灾送病……”正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描述。
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对付疾病的手段也逐渐多了起来。德西·桑吉嘉措在《藏医史》中记载：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已经会用酥油汁涂抹伤口、结扎脉口以治疗出血，而在学会用青稞酿酒以后，就利用酒糟治疗外伤，还知道饮食的益处和害处。
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之前，他的父亲朗日松赞就已经开始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医药知识。《西藏王统记》和《红史》都说：“朗日松赞（6世纪）时，从汉地（汉族居住地）传来医药和历算。”可以认为，从内地和邻近国家吸收其他医学体系的精华，促使藏医学产生了飞跃。由此看来，藏医在有史记载之前的一段漫长时间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医疗经验，只是还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
二、奠基时期
公元581年，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西藏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松赞干布励精图治，建立自成体系的政治、军事和法律体制，更重要的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自此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使吐蕃文化产生了飞跃的发展。当时，吐蕃王朝正处在汉、波斯、印度几个古代文明国家和地区之间，必然受其文化的影响。641年松赞干布向唐王朝请婚获准，文成公主入藏。这不仅是藏汉两个民族政治上的联盟和修好，更是先进的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对藏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开端。藏汉史书对这一重大事件都有较多的记载。《西藏王统记》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随带“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是吐蕃王朝首次大量接受外来医学的记录。这些医著由汉族医僧大天、藏族译师达玛郭夏译成藏文《医学大典》，这是已知藏医学中第一部医学专著，可惜已不复存世。
其后，松赞干布邀请内地及邻近国家派医生到吐蕃王朝。邀请的医生除来自内地外，还有印度和大食（阿拉伯帝国）。《藏医史》记载，入藏的三名医生分别叫巴拉达札、加列诺和亨文海德。这都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象征性的名字。三人各自把自己的著作献给藏王，印度医生著有《新酥油药方》，大食医生著有《主要文集补编》，而内地中医则著成《汉地杂病治疗》。这些医书都被译成藏文。后来，三人又合著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书名《无畏的武器》，全书共七卷，内容包括了三种不同来源的医学。这是继《医学大典》之后第二部藏医著作。此书虽也相继失传，但它无疑对藏医学早期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8世纪初，藏王赤德祖赞也向唐王朝求婚。710年唐王朝以金城公主下嫁藏王。金城公主入藏时，也带去大量“伎工”及各种著作，其中也包括医生及医学著作。这些医著都被译成藏文。后来，汉族医僧摩诃衍和藏族著名译师毗卢遮那又综合译稿，编成《月王药诊》一书，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古代文献。此书反映了藏族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医学的先进经验。
约8世纪，藏王赤德祖赞及其后的赤松德赞曾先后邀请一些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名医到西藏交流。他们编著、翻译大量医书，如于阗（古西域国名，今新疆和田一带）的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汉的译著有《尸体图鉴》《甘露宝鉴》《杂病精解》《放血铁莲》和《汉地脉诊妙诀》《养生晶串》等。他在回国之前，把所著的各种医著精选一部分，编集为《黄色比吉经函》，后改称《佑王长寿经》，献给赤松德赞。后来，内地的东松岗哇又应邀给赤松德赞治好了病。藏王十分高兴，赐号塔西·东松岗哇，意为“四方三界中最好的人”，并赐地给他，从此，东松岗哇在西藏定居。赤松德赞为了发展藏区的医药事业，召选藏区优秀青年跟随东松岗哇学医。在名师教导下，九名青年通过努力学习，后来都成为名医。其中尤以宇陀·宁玛元丹贡布最为杰出。他多次到内地以及印度、尼泊尔游学，广泛吸收《医学大典》《月王药诊》《黄色比吉经函》等前代著作的精华，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8世纪末著成《四部医典》一书，成为藏医学史上最有影响的经典著作。此后，藏医学都是在《四部医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吐蕃时期实际上就是藏医学的奠基时期。
此外，从敦煌莫高窟发掘出来的一些古藏文医学卷子，其内容有的涉及火灸疗法，有的则是简易的疗法和方剂，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均不同，表明是吐蕃王朝早期的医学作品。
三、争鸣和发展时期
9世纪上半叶，宗教和政治斗争日趋剧烈。839年，藏王达磨即位，他大力反佛，灭佛寺及僧徒。不到三年，他被政敌所杀，吐蕃王朝崩溃，并逐渐形成割据的局面，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分裂，佛教又逐渐兴盛繁荣，称为佛教的“后弘期”，相对于达磨灭佛前的“前弘期”。在随后的三四百年间，王朝更迭频繁。经历了阿里王朝、萨迦王朝（9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等，每一阶段在医学上都有一些成就。阿里王朝时，从孟加拉聘请佛教大师阿狄夏入藏传法。他带来大量佛经，其中有不少医学著作，如印度寿命吠陀医学中的经典著作《八支心要集》即于此时传入西藏，并译成藏文，其注译本《月光》也同时译成藏文，这些著作对藏医产生明显的影响，其译者主要为洛杰·仁钦桑颇。
此时期的另一重大发展是发掘出《四部医典》原稿。该书著成后，由于赤松德赞听从天竺高僧莲花生“为了使佛法永存”的主张，将书秘密埋藏（一说是达磨灭佛时埋藏的）。大约在1012年，红教的德敦·查巴旺嘎在桑耶寺乌兹经堂的瓶形殿柱内发现埋藏的《四部医典》，使这部沉睡200多年的典籍重见天日。从此，历代医家对该书不断进行研究、注疏、增订，并吸收藏医以外的知识，使其内容大大丰富。其中尤以11世纪左右的宇陀·萨玛元丹贡布的工作最为杰出。他是8世纪老宇陀的第十三代孙，也曾到各地学习医学。他的著作很多，有《脉学指要》《医疗实践简论》等，但他的最大功绩在于对《四部医典》做了十分详尽的修订、整理和补充，并根据该书的内容，编纂了一套《四部医典》的诠释，其中有些至今仍流传于世。萨迦王朝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昌狄家族的成员对藏医学做了不少研究，所著《解剖明灯》和《药物蓝图》，都绘有一些图谱，对于藏医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49年建立的帕摩竹王朝，对西藏地区的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藏医学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其中以北派和南派为主要代表。北派由著名藏医强巴·南杰扎桑创立。他的知识广博，除了对《四部医典》进行诠释的《所需所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著作。北派由于地域等自然条件的关系，善于应用温热药物，所用方剂药味较多，治疗风湿症有丰富经验，擅长放血及艾灸技术。北派的伦汀·都孜吉美是一位绘制藏式挂图的医生，他的关于药物等方面的挂图，为后世绘制成套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打下了基础。藏医南派的出现，较北派略晚一些，其代表人物是舒卡·年姆尼多吉。这个学派擅长应用清热解毒药，对温热性病症具有丰富的治疗经验，所用方剂的药味较少。较有名的著作是《千万舍利》和《草药性味》。南派最著名的人物是舒卡·洛珠给布，他的重要著作是对《四部医典》主要内容进行诠释的《祖先口述》，此著作至今仍为医家学习和研究《四部医典》的重要参考书。
南北两学派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对《四部医典》性质的争论。以舒卡为主的南派认为，《四部医典》是西藏医学家的著作，而以强巴为主的北派则认为这是一部佛祖授予的教诲。这个问题牵涉到西藏医学的起源，尤其是《四部医典》的来源，也是后世医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藏医不同学派的争鸣，对于促进学术发展，提高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繁荣时期
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西藏地区出现一段不稳定局面。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权力斗争，青海和硕特蒙古部信奉黄教，进兵西藏“卫教”，消灭信奉白教的嘎玛王朝，建立甘丹颇章王朝。这个王朝中比较有成就的是五世达赖。他重视发展科学，他的摄政王德西·桑吉嘉措在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医学的政策和措施，使藏医学得到较大的发展。
五世达赖先后设立培养藏医接班人的机构数处。如在拉萨北郊的哲蚌寺设立“医学利众寺”，招收优秀青年喇嘛学习《四部医典》；还在日喀则恢复了业已停办的“神医云集寺”，培养《四部医典》的优秀学者。不久，德西·桑吉嘉措在拉萨设“药王山医学利众寺”，位于布达拉宫对面的铁山上，至今遗迹犹存。他命令各地，各个寺庙都要选送至少一名优秀的青年喇嘛来学习，就此培养出一大批藏医人才，其中有不少著名的藏医学者。
德西·桑吉嘉措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和注释。他凭借其政治地位，广泛研究历代各注家的著作，并根据亲身经验，对这部医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对那些有争议的、比较难懂的问题进行了通俗的注解和诠释，于1686年完成巨著《四部医典蓝琉璃》，篇幅比原著增加一倍以上，内容通俗易懂，成为后世学习《四部医典》的重要入门参考书，也是一种标准的注释本，流传至今。
此外，桑吉嘉措还主持绘制了一整套说明《四部医典》内容的彩色挂图，用形象的图画把该书的内容通俗地表达出来，便于教学推广。这套挂图共60幅。他还根据《月王药诊》中尿诊、火灸等内容以及药物的新鲜标本，补充绘制19幅挂图。总共79幅挂图是古代各传统医学中少有的，具有珍贵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这个时期的另一重要著作是蒂玛·丹增彭措编著的《晶珠本草》约著成于18世纪，19世纪才得以刻版问世。它是集藏药学大成的著作，在藏医药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