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是汉朝非常有名的丞相，他在地方上做太守时，政绩有口皆碑，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后来，因为他的政绩显著，在建平三年被朝廷提升，担任了丞相的最高官职，还被封为新甫侯。他做事都是出以公心，常常向哀帝直言劝谏，得到了哀帝的敬重。
不久，历史上那个“割袍断袖”的男主角董贤出现了，并且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哀帝的极大宠爱，被招为驸马，受到宠信，哀帝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这个自己心爱的人，便设法要对他大加封赏。但是他又对执掌朝政的王嘉有所畏忌，所以他写好了诏书，派人先送去给王嘉看，希望他在私底下先同意诏书上的内容。但是，王嘉一看到这份诏书，大为生气，联合了朝中的御史大夫就上奏劝阻，表示出自己坚决的反对。哀帝看到王嘉不肯通融，也没有办法，便暂时停止了封爵行动，也没有对王嘉怎么样。可是，这件事过了几个月后，王嘉又再一次上奏，直言功谏皇上不要再对奢侈淫威的董贤赏钱赐地了，这一下哀帝就很不高兴了。后来，他还是借着祖母傅太后去世的机会，下诏书增加董贤的封地，王嘉再次直谏，终于触怒了哀帝。
后来，哀帝与几个亲信大臣讨论如何惩治王嘉，给他随便编造一个“误国罔上”的罪名。大臣们都认为王嘉位居高位，不宜公开逮捕，尤其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犯什么大罪，就更不能在朝廷上堂堂正正地审问他。于是，哀帝就派专使到丞相府逮捕王嘉入狱，实际上是想暗示他提前自杀。
专使到达丞相府，府上的幕僚知道后都哭泣不已，便进药酒给王嘉吃，王嘉不肯吃，这决不是怕死，而是他不愿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丞相府的主簿对王嘉说：“自古以来，位居极品的丞相是不能对簿公堂受人审问的，您还是自杀吧。”
专使早已经得到了皇帝的密旨，在丞相府的大堂上坐等不走，等着王嘉赶快自杀好回去复命。主簿又一次进奉毒酒劝饮，王嘉接过酒掼在地上，对幕僚们说：“我官至三公位，如果在职守上有负国家，就应当在大街上公开伏法示众。我堂堂的丞相难道是一小辈吗？怎么可以吃毒药悄悄自杀！”说完，他装束停当，出来见专使拜受诏书，又自己坐上吏员坐的小车，去掉车盖不戴官帽，准备跟随专使到廷尉那儿去了。专使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押送到了监狱。负责审理案件的廷尉收了王嘉的丞相大印，将王嘉送入大牢。
哀帝听说王嘉没有按照自己的希望自杀，却乘车去廷尉那儿下入监狱要对簿公堂，心中大为恼怒，便把案子交给大臣们处理。
办案的官吏审讯时，问王嘉为什么不顾颜面，一定要这么做时，王嘉回答说：“办案要公正必须获得真实可靠的证据，我见前任的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的案子时，他不是认为东平王应该死，而是要让有关官员了解事实真相以示办案的慎重之意，并派驿马快递传送囚犯至长安复查，且复查的时限，绝不会超过判处死刑的日期，也绝没有脚踏两船待政局变化讨好刘云的意思。皇上误解了他而将判罪，后来总算有幸遇到了大赦。梁相、鞠潭、宋泊凤这些办案的官员都是贤才，如果朝廷不重用他们，实在是一大损失。我是从为国家爱惜人才出发才报奏皇上极力保举的，并不是存私心包庇他们。”
办案的官吏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认为自己犯了罪，辜负了朝廷，甘愿被捕入狱，而并不是受人冤枉进入监狱的？”
王嘉仰天长叹说：“我侥幸充当了宰相这一重职，却不能辅佐君王举荐人才，斥退不肖之徒，这就辜负了国家信任，我死有余辜。”
官吏又问：“你说的贤才和不肖之徒指的是谁？”
王嘉回答说：“我所说的贤才，就是前任宰相孔光，前任大司马何武，我无法举荐他们；不肖的恶人，就是高安侯董贤父子，他们奸邪专扰朝纲，我无法将他们斥退。我的过错太大了，所以即使死了我也毫无怨恨。”这话后来传到了哀帝的耳朵里，听到王嘉说自己所喜欢的董贤是奸臣，更加憎恶王嘉了，下决心决不宽恕他。
王嘉也知道皇帝一定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心思，他觉得自己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于是，他在牢中绝食二十余天，最后呕血而死。
哀帝的外戚、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素来就很敬重王嘉的品行，对他的死十分惋惜，哀帝知道后就罢免了丁明的官职，让董贤来代替。
王嘉一心为国，最后却惨死在狱中，实在是太冤枉了。幸好据史书记载，在王嘉死后，哀帝在查询了狱吏与王贤的讯答案卷，有所感悟，把王嘉推举的贤才孔光、何武委任以要职。王嘉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举荐人才，真是可敬可叹！
王安石与司马光缘何反目
王安石（1021～1086年），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二年进士。王安石21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任翰林学士，两次被召入京，第二年升为参知政事，不久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1019～1086年），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20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司马光曾在京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并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从私人情谊上讲，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当融洽，是当时号称“嘉祐四友”中的两位。但由于两人在推行新政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熙宁、元丰的变法期间，成了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
虽然两个人生年相近，经历相仿，所受教育也比较类似，在对待当时的统治学说——儒学上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两个人都尊奉孔子，却不信奉释老之说，但是二人在对待孟子的观点上却是有不同意见的。王安石历来崇敬孟子，并以孟子为效法榜样，它对于孟子的学说除个别有异议外，一般是坚决赞同的，并常常在论著中引为立论依据。不仅如此，王安石还在他担任宰相期间，规定《孟子》为诸生考试的必修科目，尊《孟子》为经。司马光则对孟子不以为然，他甚至专门著书《疑孟》，驳斥了孟子所谈的一系列问题。司马光说孟子宣称学孔子，但所持论点却有背离孔子思想之处，又说孟子有些谈话与经传不符，有的看法和主张违反了君臣之义、人之大伦和实际情况，不仅无益于治，而且将使那些尸位素餐之人用此观点欺骗君主。王安石之所以特别崇尚孟子，是因为孟子的政治主张王安石极力赞成，孟子卓而不群的傲世风格，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司马光从维护君权，严守等级名分出发，对于孟子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民贵君轻的言论，十分反对。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相容的政治观点，司马光据君臣之义，守孔子之道，当然要责难孟子。此外，王安石把《孟子》和周礼作为变法活动的理论依据，也是司马光反对《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在对待荀子的观点上两人也有分歧。荀子是以谈礼著称的大儒，王安石却说他断然不知礼，驳斥荀子把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反而不能发挥礼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并且荀子思想与王安石主张变法的论点不相吻合。但是司马光的观点与荀子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措施方面，司马光尊奉荀子的观点，主张节裕民，但是司马光并不完全赞同荀子的观点。不过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思想上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总的来看，仍然都是尊奉儒学，大同小异而已。
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冲突是在王安石主张变法之时。宋神宗即位不久，面对一系列统治危机，就提出理财是当务之急，他的着眼点在于府库，即国库的收入和积存。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要节流，即裁省浮费，减少皇帝大臣的赏赐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王安石立刻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的主张，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国，并且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想法。司马光针锋相对，说王安石的主张不过是空谈，“不加赋而上用足”的做法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利。但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后来的变法中迅速变成行动。这就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意见分歧转化为激烈的矛盾斗争。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论证“法不可变”的时候也发生了分歧，王安石坚决主张变法，而司马光却认为：第一，法可以变，但当时不必变，有弊病可以修补改正；第二，即使要变法，也要有良匠、美材，而现世不具备；第三，王安石变法弊多利少，如果长此以往，梁倾屋倒，无地容身。在用人上，王安石把吕惠卿当成变法的支柱，而司马光则认为吕惠卿“奸巧”，坚决反对任用此人。但是，王安石善辞令，司马光却专务实际，拙于辩论，二十来岁的宋神宗听王不听司马。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人先因变法意见不合，后来竟然发展到私人意气，相以为仇的地步。1071年春，司马光离开永兴，到洛阳专致于编撰《资治通鉴》，从此十五年不问政事。
后来变法处于困境之时，王安石被罢相，新法名存实亡。之后宋神宗病死，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马光被召入京，上台执政。如果说司马光在反对新法时，尚且知道对于时政应该存善革弊，那么重新上台后的司马光也犯了和王安石同样的急躁病，他既不问新法是否尚有可用之处，也不问废除新法需要时间，而是将仅剩的新法全部废除了。
司马光任相时，已经罢相在家的王安石深为忧虑，当他听到新法被废除时，感到非常绝望灰心。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放弃个人偏见，还对王安石的文章节义加以称道。不久，任相一年多的司马光也去世了。
日本的武士道和剖腹仪式
约从10世纪起，庄园制开始在日本形成。各地庄园主为了保护庄园，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将自己的家族子弟和仆从武装起来，组成了以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相结合的武装队伍，武装队伍的成员就叫武士。武士从小就接受专门训练。为了磨练孩子的胆量和斗志，要让他们到荒山野外去做苦役，经受风雨，鼓励他们做杀伐、格斗的游戏，并教习他们武艺。
统治者为了制约武士，将他们培养成驯服的工具，制订了武士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规定下来。有的庄园主还制订有自己的“家法”、“家规”。
武士道要求武士忠君、节义、勇武，要无条件地效忠主人，要勇于杀伐和牺牲。同时，还要求武士举止高雅、文质彬彬。武士刀是武士的标志，被视为武士的灵魂。武士刀必须由名师巧匠打造，锻刀的地方被视为“圣所”。工匠打造前要斋戒沐浴，打造时要遵循严格的宗教礼仪。武士们认为，这样打造出来的刀才有灵感，可避鬼。如果有辱了武士刀，武士就会剖腹自杀。武士们认为：“逆我剑，我刺腹，魂魄现。”
武士道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剖腹自杀。武士为了表现对主人的忠诚，或者为了挽回荣誉，或者为了承担重大错误的责任，或者为了解决复杂的问题，往往采取剖腹自杀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是对主人剖开红心见忠诚。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还是黑，请君自公断。”武士视剖腹自杀为光荣，引为自豪。后来统治者将其列入刑法，并给受剖腹刑者以特殊待遇。其利禄财产可保全，家人不受牵连。
剖腹有很严格的礼仪程序。剖腹的人要先剃去胡须、梳理头发，沐浴后换上纯白色的和服，然后和家人举杯饮水酒告别。剖腹一般在晚上进行。傍晚时，负责监刑的“检使”宣读命令，让剖腹人做好准备，剖腹人要跪地叩谢。剖腹在晚上进行时，受刑地四周点燃蜡烛和白色灯笼。现场阴森可怕。受刑前，剖腹人应吃“断头宴”，食物是三块萝卜，一杯咸豆浆，两杯米酒。剖腹开始前，负责斩首的“介错人”要对受刑人说：“今天由本人任介错之责，请放心。”剖腹人则回答：“有劳尊驾，一切拜托。”剖腹开始时，剖腹人手持尖刀，在腹部从左至右切一刀，而后，拔出刀来，再由上至下切下去，切成十字形，也有的只在腹部由左至右切一刀，成一字形。切完之后放下刀，不能呻吟，不能喊叫，要立即向前伏倒。此时，介错人举起大刀一挥，斩下首级。也有剖腹者不要介错人马上斩首，而在腹剖切完十字后，再用刀刺自己的心脏或用刀切断喉管，待其死后，再由介错人斩首。剖腹之后，尸体放在原处，首级放在尸体左肩旁，以棉被掩盖，被上撒上掺盐的泥土。最后，再用另一条棉被包裹尸体并将其放入棺木。至此，剖腹自杀仪式才算结束。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惨烈的集体剖腹自杀的事件。发生在1868年的一起，是因日本警卫队长下令炮击法军船只，打死法军多人，遭到法国政府抗议，天皇被迫下令参与炮击法军的20余名日本官兵剖腹自杀。剖腹公开进行，英、法等20余名外国使节临场观看。第一个剖腹的是25岁的警卫队长箕浦，他怒视法国人大吼：“可恶的法国人，你看我的武士道精神。”他在切腹时，由于用力过猛，竟将肠子拉出裂断，当他举起断肠准备投向观看的使节时，介错人挥刀斩下了他的首级。接下来，受刑者一个个走上前去剖腹自杀，其场面极为惨烈，当第13个人走上前去时，早已看得大惊失色、四肢颤抖的各国使者再也不敢看下去了，要求日方立即停止。结果后面的几个都被赦免。
1873年，日本政府下令废止这种刑法。但武士道精神仍影响着日本军人。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举行葬礼的当天，乃木希典大将及其妻子乃木静子双双剖腹自杀，表达对明治天皇的绝对忠诚。这一先例对日本军人影响很大。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有572名日军高级军官剖腹自杀。
楚王不敌女人
最可怕的人是那些笑里藏刀的人。平时和你“亲热”，待到你放松戒备的时候，在暗处狠狠地捅你一刀，而且这一刀往往会是致命性的，因此不可不防。
魏王送给楚王一位美女，楚王非常宠爱。楚王的夫人郑袖知道楚王喜欢新来的美女，于是也装出十分喜爱这位美人的样子，待她犹如亲姐妹，无论是衣服玩物、居室卧具，都选最好的给她，甚至有时表现出爱她胜过爱楚王的态度。
看到这些，楚王对郑袖非常满意，他高兴地说：“女人侍候丈夫，是靠美色，有时妒忌，是因为爱情。现在郑袖知道寡人喜欢美人，于是爱她还胜过爱我。犹如教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啊！”
郑袖一看时机已到，一天便以很体贴关怀的口吻对那位美人说：“大王对你的美赞叹不已，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觉得你的鼻子不太漂亮，如果你以后和大王在一起时，略微掩饰一下子就好了。”
于是，这位美人听从了郑袖的建议，每次一见到楚王，便用袖子掩住自己的鼻子。
楚王觉得奇怪，便问郑袖说：“你为什么见到我总爱掩住鼻子呢？”
郑袖面有难色地说：“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楚王更加迷惑：“有什么事，居然连我都不想告诉？”
郑袖故意压低嗓子，凑近楚王说：“她是讨厌大王身上的臭味。”
楚王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太可恨了，把她的鼻子割掉，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可怜这位美人，至死都没有明白她遭此厄运的原因，是那位待自己亲如姐妹的郑袖的妒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