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张作霖正在打牌，日本公使芳泽紧急来访，向张作霖提出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无理要求。芳泽说，如能答应，日方可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正色回答说，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即便被北伐军打败，也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见张作霖不肯答应，便威胁说，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同时提出，张宗昌的部下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要负全部责任。张作霖气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把手里的翡翠旱烟袋摔成两段，恼怒地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叫我子孙抬不起头来。”说罢，扔下芳泽扬长而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不肯就范，便下决心除掉他，并把这一任务交给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去策划执行。
河本决定用炸车的手段谋杀张作霖。他将爆炸地点选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铁路的交叉点，炸药的引爆装置设在200米外的一个哨舍里，当时特设了两个起爆按钮，以防万一。河本还组织了一支突击队，一旦张作霖没被炸死，则突击队趁着混乱冲上去将张作霖杀死。他还找了三个吸毒的无赖充当替死鬼，以便到时转移视线，把水搅浑。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列一启动，日本人即给河本拍去电报。随后，沿途的日本情报人员按时将列车行进的时间准确无误地报告给河本。张作霖的专列驶进爆炸地点，河本命令东宫大尉起爆，东宫随即按下了起爆按钮，但没有爆炸，急得他大叫：“糟了，快按备用按钮。”旁边的神田中尉马上按下备用电钮，只听一声巨响，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飞了。张作霖乘坐的这节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的专用花车。东宫在确认张作霖必死之后下令撤退，撤退前他命令部下收好全部引爆用的电线。还亲自用靴子仔细地将被电线压倒的野草撩起来，直到全部消除了电线留下的痕迹才退去。炸车后的第二天，日本人还假惺惺地邀奉天交涉署的人员一同去查看现场，并说这是南方便衣队干的。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30幅张作霖被炸现场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原侵华日军陆军特务机关的佐久间德带回日本保存的，它们是日本谋杀张作霖的有力证据。
日军在二战中的自杀性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曾利用向士兵灌输的武士道精神，实施了一种自杀性的攻击手段，就是将携带炸药的飞机或船只直接撞向对方，以“肉弹”的形式消灭对方的目标，就像“9.11事件”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摩天大楼那样。许多美国战舰就是这样被日军炸沉的。
早在珍珠港事件时，日军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当时，有一架日军飞机直对着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的大烟囱冲了下来，结果飞机钻进了烟囱，炸毁了这艘战舰。这艘战舰后来被打捞上来，在上面建了珍珠港事件纪念馆。
到了大战后期，日本海军遭到美国的沉重打击，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这时，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使用这种自杀性的攻击手段。它分为好几种做法。
一种是被称为“神风式”的攻击法。它是让飞行员驾驶着满载炸药的飞机一起撞向敌舰，以求同归于尽。一大批梦想尽忠天皇的日本青年，在经过几天的训练之后，义无反顾地驾机奔赴目标。他们在出发前，往往要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一起向天皇行遥拜礼，然后奔向不归路。这种做法，确实使美国遭受了沉重打击，美军有40余艘战舰，其中包括4艘航空母舰就是受到“神风式”的攻击而沉没的。日军为此损失了1192架飞机，有2198名日军在这种攻击中死去。
另一种是被称为“回天式”的攻击方法。它是在一种先进的九三式鱼雷上增加一个乘员坐舱，当潜艇发现目标发出鱼雷后，这些鱼雷不像普通鱼雷那样直扑敌舰，而是由人坐在坐舱内操纵，伸出潜望镜，一边观察目标，一边细心选择攻击路线，大约在距敌舰四五百米时，突然全速进攻，连人带鱼雷一起撞向敌舰。这种攻击方法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1945年7月29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在运送完用于轰炸日本的原子弹之后的返航途中，就是被日军的这种“回天式”自杀性攻击炸沉的。这曾引起美国军界的很大震动。
另外，日本还有两种被称作“震洋式”和“伏龙式”的自杀性攻击方法。这两种方法比较简单。“震洋式”就是在汽艇的前部装上高爆炸药，由人操纵去撞击敌舰。“伏龙式”就是直接由训练过的蛙人携带水雷潜游至敌舰底部实施爆破。这两种自杀性攻击方法威力不大，且容易被发现。
日本在战争末期，曾准备了五千余架自杀飞机，准备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时实施“神风式”行动，后由于战争提前结束才没有实施。
淞沪会战蒋介石险些被炸内幕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向上海大规模集结部队，蒋介石准备亲自去上海前沿阵地视察，这一决定是在一次重要会议结束前突然宣布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蒋乘坐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去，说他的车上覆盖着床单大小的英国国旗，日本人不敢轰炸。蒋介石表示同意。第二天一早，大使那辆林肯轿车刚要开向蒋介石官邸时，秘书接到蒋侍从室打来的电话，说蒋有要事，不能同大使一起去上海了。其实蒋并非有要事，而是感到以一国之元首，为避日机轰炸去搭乘外国使馆的车赴战地视察，太有损国体和领袖尊严。蒋不去，大使独自去了上海，不想车到无锡路段时，竟遭日本飞机轰炸，英国大使受重伤被送进医院。
很显然，日本人事先得到了情报。这样机密的情报是怎样泄露出去的呢？参加会议的都是国民党军政中枢要员，负责文字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和汪精卫的秘书黄秋岳。
事件发生之后，特务头子戴笠进行了严密的侦查，最后发现出卖情报的竟是参加会议的汪精卫的秘书黄秋岳父子。黄秋岳的儿子黄晟有一个女舞伴叫廖雅权，是日本女特务，真名叫南造云子。黄秋岳得到情报，一般是交给儿子黄晟，再由儿子转给南造云子。如遇紧急情报，黄秋岳就将情报放到自己的礼帽中，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店中喝咖啡，信手将礼帽挂在衣帽钩上，而事先这里已有一顶完全一样的礼帽挂在旁边。临走时，他们不动声色地相互交换礼帽，日方特务就这样巧妙地取走了情报。
黄秋岳父子和南造云子被捕之后，对出卖情报一事供认不讳。黄秋岳父子被处决，而南造云子后来却从监狱中神秘地逃跑了。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后，南造云子又出现了，但最后，她还是于1942年被击毙在上海霞飞路上。
曹、陆、章被免职后的结局
五四运动时，愤怒的人民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1919年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令罢免了这三人的官职。
被免职后的这三人，最后结局如何呢？
陆宗舆在罢官之前，他的家乡浙江海宁盐官镇的乡民就召开万人公民大会，通过公决，将他开除乡籍，并为此发表公报，通电全国。被罢官之后，乡民又为他立了三块石碑，上刻“卖国贼陆宗舆”，每块长约五尺，分别竖在邑庙前、北门外海塘镇与海塔下，至今还有一块陈列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中。五四运动后，陆宗舆无颜回故乡，曾任过一些闲职，最后躲进租界公寓，1941年因肺炎死于北京，终年66岁。
曹汝霖被赶下台后，极力为他的罪行辩护，并发誓今后不再卷入政治，要做一个“在野”之民，并自号“觉庵”。此后，他热衷金融。抗战时期，曾出任华北敌伪政权的“咨询委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抓捕，后由蒋介石下令释放。解放前夕，他逃往香港，后移居日本，1957年迁往美国，与女儿一起生活，1966年8月4日病死在美国底特律，终年90岁。
章宗祥被免职后，曾到银行供过职，后长期避居青岛。抗战时，尚能明哲保身。日本投降后，他改名换姓，迁居上海，在兆丰公园摆一书摊，代人写信，挣钱度日。1949年后不再设摊，而靠在大学任教的儿子赡养。1962年10月病逝于上海，终年83岁。
残酷的殉葬制度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出现了用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远在商朝，用奴隶殉葬和祭祖的做法十分盛行，而且规模很大，手段残忍。到了秦朝，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下令宫中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殉葬，加上建造陵墓的工匠，殉葬者数以万计。
随着人们的反抗和社会进步，自汉武帝到元朝，这一残酷制度基本被废除了。可是到了明朝，朱元璋又将这野蛮的做法重新恢复起来，并作为一种制度在明朝沿用。
1395年，朱元璋的次子朱樉死后，朱元璋即下令王妃殉葬。从此，重开了殉葬制度。朱元璋死时，被迫葬殉的妃嫔有38人。明成祖朱棣死时，殉葬的妃嫔也有三十多个。
据史料记载，明朝的殉葬制度规定很细，哪些妃嫔应殉葬，哪些可以不殉葬，都有明文规定。凡被删封为贵妃等高等名号的，生过儿子并且儿子被封藩的，可以不殉葬，娘家原有功勋的也可“恩免”。其余的皆殉葬。
殉葬时，先将殉葬的妃嫔带到一个房间，让她们吃饭，吃过饭后，将她们引入大堂。大堂之上，放有许多小床，让这些殉葬的妃嫔分立其上，将头纳入床上的绳扣之中，而后去床，使其吊死，然后送入墓中。
明成祖死时，他的一位朝鲜族妃子也被指定殉葬，这位朝鲜妃子临被吊死前呼唤着她的朝鲜乳娘的名字，其凄惨之状令监刑的太监也潸然泪下。后来，这位乳娘回到朝鲜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情景，朝鲜人将其记入《李朝实录》中。
明朝这一残忍的殉葬制度，直到1465年明英宗死时，才得以废除。明英宗死前，下遗诏说：“用人殉葬，我不忍去做，这件事应从我这里废止。”至此，这一制度才最终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