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与代表。据统计，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皇帝始，到1912年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告退位止，在2132年中，中国共有皇帝494人（其中包括死后被追封为皇帝的73人）。
这些皇帝一手掌握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大权，独断乾坤，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与臣民的生死荣辱。其中固然不乏一些英才明主，但封建专制政治的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嫡长子继承制、等级特权制的影响，更多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暴君、昏君，还出现了不少娃娃皇帝、白痴皇帝、荒诞怪癖的皇帝等等。
在这些皇帝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皇帝，你说他无能，他在一个时段任贤使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你说他有能，他又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家族政权，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样的皇帝，唐玄宗是一个，明朝的明神宗也是一个。唐玄宗的失误在于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明神宗的失误又在什么地方呢？一言以蔽之，一碗水没有端平。
明神宗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也正是因为他生性聪颖，才被明穆宗看重。他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很有见识，6岁时，他见穆宗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枪匹马地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穆宗皇帝听后深受感动，当不久，立他为皇太子。1572年，明穆宗病逝于乾清宫，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是为明神宗皇帝。
明穆宗给明神宗留下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内阁班子，使他前期的十年能够坐享其成，这十年是他备受后人赞誉的十年，也是他一生转变的关键十年。在这十年期间，明神宗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进行变法改革。
张居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财政危机，使得万历年间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经济飞速发展，使濒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张居正还是明神宗的老师，明神宗对这位霍光似的大臣是非常“孝顺”的。他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的时候，神宗总是嘱咐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他的脚，张居正生病后，神宗更是亲自为他熬药。
张居正或者是感激明神宗的厚爱，或者觉得皇帝还小，或者习惯于执掌大权，或许各种因素都有一点儿。随着明神宗年龄的增大，张居正还是独揽大权，而且对皇帝异常严厉，这终于导致明神宗对张居正的不满。这对君臣实际上在进行一场权力的博弈，张居正在皇帝年幼的时候，以首辅身份成为大明帝国的掌舵人。由于他取得了太后和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明神宗年幼，也就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君臣间形成一种双赢的博弈，张居正替明神宗处理政务，明神宗坐享其成。
但随着明神宗年龄的增长，必然产生失落感，而张居正大权不放，又以老师自居，仍对神宗严格要求，却不给予他应该拥有的权力，终于导致明神宗的不满，这就使得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迅速废黜他苦心建立的一切善政，使大明帝国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
明神宗并非真正的糊涂，但由于他私欲过度，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使他在处理家事、国事的时候，很难按照世俗标准办事，使臣民反对；而臣民的反对，又反过来让他行为更加偏激，不依常理，终于导致了君臣之间长达三十年的冷战，形成一种非合作性博弈。
明神宗与朝臣产生矛盾的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在立太子上的对峙。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明神宗宠幸一个宫女所生，后来宫女被封为恭妃，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
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拖了十五年，君臣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博弈形势，明神宗想依照自己的感情来确立自己的接班人，但大臣却鉴于明朝的祖制来决定国家未来的继承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明神宗爱屋及乌，偏爱幼子，这就使君臣很难达成合作性博弈。
立谁做接班人，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家事，但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在古人看来，太子是天下之本，因此，历史上的“争国本”延续了十五年，双方互不相让。明神宗想以拖待变，但大臣就是不妥协，以至于事情越闹越大，朝野皆知。最后，社会舆论占了上风，以神宗的妥协而告终。
神宗贵为天子，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让他对大臣非常恼火，从对张居正不满以来产生的逆反心理进一步加剧。作为报复，他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不任命官员。最终，立太子导致君臣间产生巨大隔阂，形成双输的局面。
事实上，明朝时代，封建社会已经走下坡路。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腐化，朝中大臣党派之争非常厉害。从上到下，为己的私心都非常重，作为君王和大臣也不例外。
神宗虽不理朝政，但他却把“国”和“家”分得很清楚，在他看来，“国”是大臣在治理，既然大臣不“听话”，他就不管，好坏与他无干，任由国势腐败，而“家”却是他自己的小“内廷”，这个小“家”必须宽裕，让他能够任意挥霍。因此，神宗可以三十年不理朝政，但对搜刮民财却非常热衷。他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使百姓怨声载道，造成民变频繁。边境形势也日益险恶。
神宗出于报复心态，不理朝政，不委任大臣，出现权力真空；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成利益集团，相互争斗不休，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
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这种现象，居于高位的明神宗并不是不知道，这既是他厌恶的，也是他所希望的。
大臣相互为私利而争斗，使明神宗对大臣更加厌恶，更加不理朝政；而大臣结党互斗，谁也不能吃掉对手，左右全局，这使居于权力中枢的神宗即便不理朝政，也能安然无恙、独掌大权，使他不受到威胁，这又是他所希望的。
这种方式，虽然看似高明，但从博弈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双输的非合作性博弈，明末的君臣博弈，如果在上的君王和在下的臣子都能为国，必然可以实现万历初年和张居正一样的合作性博弈。但在上的神宗心态变异，总是偏私于自己，敛财无度，大肆挥霍；对大臣也无法公正平衡，而是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心态，既希望大臣一心为国，又希望大臣相互倾轧，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他自己无心过问国事，而且使少数想有作为的大臣也是有心无力，为己是明朝官僚队伍的主流，大明的君臣形成一种双输的博弈。
这种微妙的君臣之间、臣属间的相互关系，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朝政开始造成的。
1620年，明神宗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在他继位后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但却始终魁柄独持，这不能不说他在权术上、博弈策略上是个高手。但他变态的心理，加上贪恋酒色财气，他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一种公正的心态，所以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