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俑军阵，是2座大墓的陪葬坑出土的，俑群分刷有次序的埋在11座兵马坑内。共出土骑兵俑580多件，步卒俑1800多种舞乐杂役俑100多件，同时还出土了陶盾牌牌1000多件婆金铜车马饰。这近3500名兵俑布列成一个声势雄伟浩大的军阵，在全军阵中央，是排列速齐的驷马又轮战车，朱红色的车轮，朱漆的车厢上有绘制精细的彩色图色，战车的两翼是四个步兵方阵，步兵方阵前是军乐队，步兵方阵后是紧跟着的两个骑兵方阵再后边是四个骑兵方阵。步卒俑身着战袍，腿裹行，有的外罩黑色铠甲，他们手持的兵器已失，不知何物，骑兵俑所骑陶轴马背上没有马鞍，只是在鞘上铺若一种较厚鞍垫用革带紧束缚在马背上，前后三左右都是垂着红色绿色的彩缨，马的长尾结扎成束，卷翘左臀部，英武的骑士骑在马上。这时的军阵尽管还是战车占据中军的位置，但数量减少了，而骑兵在军队车作战的军阵，说明骑兵处在发展阶段。骑兵在军队的出现，适合于这一兵种的兵器装备由此出现，这就使西汉时期的兵器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改观。
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曾发现5座西汉兵以俑坑，4处步卒俑坑在一起，1座骑兵俑坑俑坑离得较元。1号坑前列驷和马战车，跟后是2300多名庞大的步卒俑队伍，他们或身背弓箭，或手持兵器，威武雄壮。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步兵在战场上的主力地位。步兵和骑兵在行军、打仗时兵器装备要靠自己携带，因此兵器装备的数量和重量都有一定的限制，从而要生产制造适合步骑兵作战的新型兵器。汉代冶铁和锻钢技术的提高为兵器的改进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汉代淬火技术的掌握，促使钢铁兵器迅速发展。
由于军队中包括了不同的兵种，同一兵种还有装备各不相同的作战单位，这也就对指挥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在战斗中根据敌方军队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地形的变化，来部署不同兵种的部队，尽力发挥不同类型的兵器装备的效能。具体到兵器方面，要注意不同类型的兵器配合使用，长短结合，相互支持，借以发挥兵器的最大威力。西汉初年就已经很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晃错在他上书汉文帝言兵事时，指出根据兵法，地形复杂、草木茂密的地区便于步兵作战，开阔平旷的原野则便于车骑作战。他说：“兵法曰：
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同时他还分析了各处地形和兵器的关系，认为“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韦竹箫，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隘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不仅如此，晁错也谈到各种兵器的配合使用，“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指出长柄的和短柄的格斗兵器杂相配合，再用远射兵器支持等问题。这里谈到各种兵器的配合使用，实际又联系到部队的战斗队形，也就是“阵”的问题。
汉代已经相当注意阵的应用。当时流行的是“八阵”。关于“八阵”有不同的解释，据李善在《文选》
注里讲，八阵是：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阵、轮阵、浮沮阵、雁行阵。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指上述八阵，而是常常把布阵的方法用“八”这个习惯表征“多”的成数概括起来，通称“八阵”而已。银雀山竹简中有《十阵》篇，讲了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和水阵，它们都是讲的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从一些实际的战例中可以看到有关战斗的队形——阵和发挥兵器威力的关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汉王朝军队和匈奴族军队进行的战役中，李广率领的4000骑兵，与匈奴的4万骑兵遭遇，被围困，于是李广采用了“圆阵外向”的战斗队形，充分发挥了弓弩的威力成功地抵抗了两天，终于坚持到救兵到达而解围。看来圜阵(即圆阵)是一种防守的战斗队形，三国时期田豫也用过同样的战斗队形；“豫园地形，回车结圜阵，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除。”这种主要靠发挥弓弩成力的防守队形，和李广所采用的战斗队形相近似。
至于李陵在以步兵对抗骑兵的一场战斗中，所列的战斗队形是“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也是一种防御性的战斗队形，至于进攻的战斗队形，最常用的是步兵居中，骑兵配置左右两翼，便于包抄敌阵，这里有一个东汉时期的战例，就是采用上面讲的队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段颓统率万余名部队，与先零等族的军队遭遇，“频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引轻骑为左右翼。”这不但可以看出步兵和骑兵的具体部署，也可以看出各种兵器和战斗队形的关系。
马稍代戟
西汉时期，骑兵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军队中的主力军，这就需要制造适用于骑兵格斗的长柄兵器。
在以车战为主要战争形式的时代，青铜戟以勾斫为主要功能，以适于两车错敬而远之毂时格斗。到战国末年，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已开始用钢铁戟，但当骑兵发展以后，为适应骑兵战斗的需要，戟在改变了质料以后又改变了形状。因为当双方的骑兵相对驰马冲击时，就需要借助快速冲刺的力量来加强兵器的效能才能更有力地杀伤对方，为此戟必须由勾斫为主改为前刺为主，而以戟横枝横击和勾祈为辅。因此从战国束期钢铁戟出现时已使用的“卜”字形，到汉代便将戟刺加长，刺锋尖锐，以便适于在高速驰马冲击时随着向前冲刺的态势猛然扎刺对方。从此格斗兵器钢铁戟成为古代骑兵的主要兵器装备。钢铁戟从战国末年开始出现，历经西汉、东汉、魏晋近8个世纪的久远历史，曾被西晋名将周处誉为“五兵之雄”。《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记述毛遂说楚王时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史记·项羽本记》中载，楚霸王项羽曾“被甲持戟”，向汉王刘邦挑战。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第132号简文中出现了“马戟”的名称。杭州古荡汉墓和盱眙东阳汉墓出土的长秘钢铁戟，全长226厘米～250厘米，步兵使用稍嫌过长，正可能是汉简中所指骑兵使用的马戟。
山东滕县西户口出土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到用戟勾研敌人脖颈时的战斗画面。汉代画像石中刻画的那些战争图中，骑兵执戟战斗的画像表明，马戟的使用相当广泛。
东汉以后，为了满足骑兵和步兵在战场上拼杀的需要，铁戟的形制有了新的变化，戟旁侧的戟枝前翘成勾刺，更增强了向前扎刺的效能，而丧失了向后勾斫的功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东汉戟的资料中可以对这时期的戟有所了解。1959年在江苏泰州新庄东汉晚期墓中发现1件铁戟，残长18厘米。刺、枝垂直相交成“卜”字形戟。1972年江西南昌市区发掘东汉早期墓出土1件铁戟，刺与枝垂直相交，长胡四穿，穿均置于有枝的一侧，另一侧有刃向上与刺刃相接，二者相接处稍向弧处凸，原应有鞘，鞘端的铜镖现仍锈合在刺锋端，枝锋已残。1976年在湖南郴州市郊东汉墓发掘中，获得了2件铁戟，一件刺锋已残，刺有中脊，两侧有刃，断面呈菱形。旁伸的戟枝上翘，在刺、胡相交处有秘帽。另一件较小，侧旁伸出的戟枝也是尖端上翘，成向前的钩刺。在汉代画像里，有两幅描绘骑兵用戟战斗的画面，分别发现于孝堂山和汉上孙家村，不过描绘的都是从后追击敌人时采用传统的回拉勾斫的手法。但在面对面同敌人搏击时，则是用戟刺及前翘的戟枝叉敌人的胸部。《后汉书虞延传》也有“陛戟郎以戟刺延”的说法，说明当时用戟的手法主要是叉和刺。
到汉末三国时期，长矛、马稍多盛行在西北和东北边陲一带。《三国志·魏书·郑浑传》注引张瑶《汉记》载，在西北边陲，关西诸郡因“数与胡战”，因而连妇女都“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因此马戟的盛行大概与地域和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南北朝时期，马稍取代了汉代末年至三国时期盛行的马戟，成为重装骑兵——甲骑具装使用的长柄格斗兵器。
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冬寿墓壁画中，在冬寿统军出行时所乘的牛车前面行进的步兵装备的兵器是戟和盾，画面上的戟是双叉形，而在牛车两翼行进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手中所执的兵器是长柄的稍。这幅壁画展示了当时重装骑兵已淘汰传统的马戟，其主要的兵器是马硝稍，但步兵还装备着传统的戟和盾作战。冬寿墓壁画还表明到晋朝时铁戟已制成双叉形，在战斗中主要是向前又刺，而失去了传统的勾杀性能，向着以刺杀对方的矛类兵器靠近，这种丧失传统性能的改变，是戟这种兵器衰落的表现。导致戟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能适应对付铠甲日益坚精的重装骑兵。为了穿透或研断骑兵的铠甲和战马的具装铠，戟虽已改进成双叉状，但因它的刺与枝都较窄，穿透力不及长身阔体的两刃鞘。而在工艺制造技术上，锻制在刺旁加伸前折小枝的戟要比锻制稍的工艺复杂，因此制作工艺简便的马稍更适台战争的需要。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的主要长柄格斗兵器由装备汉魏时的马戟改为马稍。特别是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更是以善用稍而着称于世，这也是当时以稍代戟的原因之一。
为了适应骑兵征战的需要，在汉代已有马稍使用。
《释名》中载汉代的稍长一丈八尺，到南北朝时将稍柄加长，到梁时马稍已长二丈四尺，增长到汉稍长度的一倍半。而且也将稍的刃部增长加宽并制成两刃，以增强稍杀伤效力。可以引“折树稍”故事为例。梁大同三年(537年)，少府新制的两刃稍，长二丈四尺。
当时让羊侃试稍，“侃执稍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当时观看他使用稍的人很多，有的人登上树去看，“梁主日：‘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稍为‘折树鞘’。”当时稍上的装饰物是蟠，北魏禁卫皇室的步兵所用稍采用乌黑色，缀接黑虾蟆蟠。
直到唐代，马稍仍是骑兵使用的主要长柄格斗兵器，唐太宗李世民麾下的主要将领，例如程知节、尉迟敬德都善于使用马稍，特别是尉迟敬德不但善于躲避敌人的稍，还可以空手夺稍来还刺敌人。据说李元吉(李世民之弟)也是善于用稍的，他曾经和尉迟敬德比武，可是被尉迟敬德接连三次夺去了他的稍，使他大为愧服。
汉魏时期作为主要兵器的长戟，到唐代已经被从实战中淘汰了，但摆在王公官僚的门前，即所谓“列戟”从西安地区发现的唐墓壁画里，常可看见陈放门戟的架子。其中年代最早的就是前已述及的淮安郡王李寿墓，画出列戟2架，每架各7支戟，共14支戟。
军于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因葬制“号墓为陵”，因此画出的2架上放门戟各12支戟。共24支戟，这是和当时皇帝宫殿外的列戟的数目相同的。门戟制度到宋代仍在沿用，并规定戟刃改为木质完全失去了兵器的功能，仅为摆样子的仪仗品。
除了稍以外，南北朝时军中使用的另一种主要格斗兵器是刀。我们从汉画像石上已经看到过手执刀、盾的骑兵形象，例如山东沂南汉墓墓门楣石上的征战图中，从其面相上看，似乎代表着一种古代少数民族的骑兵，而且所执的73看来还比较短。到南北朝时期则使用了较长的刀，如“七尺大刀”，勇敢善战的骑兵甚至还可以一手使稍，一手用刀，陇上歌谣里称颂的陈安，就是刀稍并举的：“鞲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盈十决无当前”。但是在《太平御览》引《灵鬼志》中，却又讲陈安是“双持二刀，皆长七尺，驰马运刀，所向披靡”。总之，都说明陈安是善于在马上用刀作战的勇将。从三国到南北朝，主要沿用汉代以来传统的柄首带有扁圆大环的直体刀，刀环的制作精美，在南北朝时常饰以各种鸟兽的形象。
如北周皇宫警卫们所用的刀，有龙环、凤环、麟环、狮子环、象环、兕环、熊环、貔环、豸环等多种刀环。
从东晋开始，对刀的外形有些新的改进。例如尝试着把刀锋端稍微加阔些而使刀尖微有上翘，把狭直的斜方刀头，改向前锐后斜的形状过渡，同时还尝试着把刀柄改成圆签状，以插装较长的刀柄。上述两种形状的铁刀，在江苏镇江市附近的东晋墓中出土过。带有圆签状柄的刀，长46．5厘米，有护手。这种类型的刀，到唐代以后成为军中用刀的主要类型，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南北朝时期骑兵装备的主要远射兵器是弓和弩。
敦煌第285窟西魏壁画所绘重装骑兵——甲骑具装，都佩带着弓囊和箭镟。箭镟普遍使用钢铁箭镟，其形状有三棱形镟和扁平状镞两种。在辽宁北票发掘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铁镞多达130多件，都是扁平形状的，中间有脊，剖面呈菱形，镟后尾接。
有较长的铁镟，镟上有缠绕一段的银丝，然后装插入竹箭杆中。该墓中还出土有8枚鸣镝，都是前端安有三翼状铁镟，镟部插入竹箭杆内，然后在铁镞下面的箭杆上贯串了枚橄榄形的骨哨，哨上斜钻5个小孔发射后可产生鸣响。在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陵墓中也发现有少量的铁镟，它们中有3枚镞呈三棱形，另有7枚的镞体扁平而傲锋呈平头的铲形。类似的扁体铲形镞，在吉林集安高句丽族的积石墓中也有出土。
表明平头铲形的铁镞是北方和东北地区各族流行的样式。这时骑兵使用的弩还是臂张弩。
甲骑具装
南北朝时期，军队的主力军仍是骑兵，骑兵部队的核心是骑兵和战马，而其都披裹着护甲为“甲骑具装”。而“具装”就是战马所披的铠甲的名称，或称为“具装铠”。
考古发掘获得的该时期的陶俑、壁画和画像砖里，经常可以看到头戴兜黎、身披栖档铠，骑着披有具装铠的“甲骑具装”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敦煌莫高窟第285号西魏窟，在其南壁上部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出了“五百群贼成佛”的故事。图中刻画出群贼被官军捕获，遭受剑眼的极刑，后阪依佛法，使他们的双眼复明，在群贼拒捕和受刑的场面中，骑马的官军头戴兜鍪，身披带有披膊的这两裆铛，手执长柄马稍。骑士跨下的战马全身披裹着具装，头颈和躯干都被具装遮住，只有马的眼睛、口鼻、耳朵和四肢、尾巴露在外面。在敦煌另一座洞窟保存的彩色壁画中，还有另一幅“五百群贼成佛”的故事，叙述了北周时期骑兵身披铠甲，战马身裹具装铠。上述两幅壁画真实地反映出北朝重装骑兵一一甲骑具装的面貌。
“射人先射马”，骑兵打仗丧失了战马，就难以驰骋疆场征战杀敌，因此对战马施加防护装具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