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名鸟铳手配备火药罐2个(装发射药、引火药各1)、铅弹300发，每发射一次，要经过装发射药、用搠杖捣实药、装铅弹、捣实铅弹、开火门盖、下引火药、举枪瞄准射击等一系列繁杂的动作，发射速度慢，故作战时多成3排～5排横队，轮流装填和举放，以保持火力不中断。由于前装弹药的限制，发射时一般取立姿或跪姿。这时鸟统的发射药已使用粒状火均，其成分为硝一两、磺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这已接近于黑火药的最佳配比。由于鸟铳装填弹药费时，具有代表性，炮长143厘米，壁厚4．4厘米，自炮口至炮尾共有九道箍，炮身的前后多有一道环，从炮口向后数，在第九道箍处有炮耳伸出，药室呈算盘珠形，室壁有火门，炮身刻有6处铭文，其中第一道箍上刻有“皇图巩固”4个字；第二道箍上刻有“天字壹佰叁拾五号大将军”11个字；第八道箍上刻有“监造通判孙兴贤”7个字；第九道箍上刻有“贰贯目王”4个字；药室剖刻有“万历壬辰孟冬吉日兵部委官千总杭州陈云鸿造”20个字；尾部刻有、“教师陈胡铁匠列淮”8个字。另外两门大将军炮的形制构造基本相同只是尺寸略有差异。这3门大将军炮分别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5个、6个、13个月制造的，从最大到最小的序号可以看出5月~10月至少制造了110门大将军炮，证实当时军工制造火炮力量的雄厚。古人曾说，大将军炮在发射后使人“迅雷不及掩耳，其威奠测，而其最神。”工部尚书叶罗熊曾说，“塞上火器之大，莫过于大将军。”大将军炮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分别发射7斤、3斤和1斤的铅弹，若在边垂布配千万门大将军炮，将可无敌于天下。除此之外明朝还制造了各种大型火炮，其中有威远炮、攻戎炮、灭虏炮、百子连珠炮、千子雷炮等。威远炮是由大将军炮击箍减重政成的，便于机动，药室的部位加厚，以加强抗压能力，炮口安有准星，尾部设有照门，有高了命中率。威远炮有大小两种规格，大铅弹重3斤6两，小弹重6钱。威远炮距目标千里以外瞄准，其射程远近由炮口下垫高度的不同而增减。它既可以用于平陆旷野杀伤大面积的敌军，又可用于进攻山隘险要，是一种多用途的大型火炮。攻戎炮是安装在一辆双轮炮车上的炮，炮车上安置一个车箱，车箱用榆槐术挖成，攻戎炮嵌置于车箱内，加铁箍五道。车箱两侧各有两个铁锚，发射时将铁锚放在地上，用土压实，以消减后座力。攻戎炮或用5拖，或用骆驼驮载，随军攻城，机动性强。灭虏炮，炮管用铁制造，长60厘米，口径9厘米，发射1斤重的铅弹，有五道箍，多用于轰击敌方的堡垒，行军中，用灭虏车载行，是当时较轻便的一种炮。百子连珠炮，炮管用铜铸，长120厘米，炮管的前部管壁开有一孔，通过孔口可安一个装弹嘴，从装弹嘴一次能向管内装填上百枚弹丸，尔后将火炮安在木架上，用炮管后尾部的尾轴调整府仰和水平射角并连续发射。千子雷炮，炮管用铜制造，长54厘米，口径2厘米，内装3克火药，用柞压实，尔后加细土1克，经微压后再装火药和铁制弹丸，炮身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车前端安一块隔板以遮蔽炮身，使敌人不易察觉，待抵近敌军后进行发射，发射时去掉隔板，突然射击，给敌人重大的攻击。这些大型车载火炮，便于机动，炮手既可推拉炮车，又可临敌发射准确掌握战机，从而提高了火炮在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先后引进西方的火炮，明朝的军队开始较多地装备了火器，根据抗楼名将戚继光在隆庆年间总理蓟州等镇练兵时写的《练兵实纪》一书，可知当时部队的标准装备有盔甲，臂手、钩枪、锐把、夹刀、鸭嘴棍、大棒、长刀、藤术牌、狼笑、腰刀、大将军、虎蹲炮、快枪、鸟铳、提炮、皮篓、锣锅、锣鼓旗、狼机和围慢。其中冷兵器和火器相比，火器所占比重相当大，现将当时车营和步营所装备的情况，如下车营总编制人员：3109名，其中战斗人员：2048名。
步营编制人员：2699名，其中战斗人员：2160名。
上述两表列出明代戚继光编练车营、步营配备火嚣的情况。当时士兵已占战斗兵员总数的一半左右。
其中车营是专门装备火炮的部队，已经达到每8名战斗兵员装备一门佛郎机铳的商比例。戚继光在编练步兵营时，注重火器同冷兵器相结合以及兵器配置要以长护短，以短卫长的原则。戚继光将使用火器和使用冷兵器的士兵分编，分为火器手队和冷兵器手队，前者以火力杀敌，后者重在肉搏杀敌。火器队每队步军12名，除队长和火佚各1名外，余10名者是鸟铳手，他们的装备是每名长刀一把，鸟铳一门，棚杖一根，锡鳖一个，铳套一个，铅子袋一个，药管三十个。备征火药每出三钱，备三百出，另备药六两，共六斤。
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全营共有鸟铳1080门，备火药4320斤，铅子21万6千个。由于佛郎机较重，所以这时又发展了偏相战车，每车架2骡，装置大佛郎机2架，并配备鸟铳4门。戚继光的(练兵实纪》
中记载了车营、步营、骑营和轴重营中各级的编制装备，以及训练士兵使用佛郎机、岛铳和冷兵器进行作战的要求，反映了他以新式枪炮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思想，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当时兵器制造与使用的水平。
明代在枪炮制造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在明代后期的《兵录》、《武备志》、《金汤借着十二筹》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毯、火砖、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图片。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制成了更适合新式枪炮使用的发射火药，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燃气反作用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较快的发展，其制品有单级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茅元仪《武备志》中有火箭的图像，是在箭杆靠近箭链的前半部分加附有一个装有火药的圆筒，形似我国各地年节时玩的“起火”，它是利用由化学热能转变换为机械能的原理，即通过生成的定量的火药燃气流以高速度从高压向低压喷射时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动箭体前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59年时曾根据《武备志》的记载制成模型，并进行实验，用1两5钱火药，射角定在45°，点燃后火箭射程可达150米一200米。前引戚继光《练兵实纪》中的记载，火箭是当时部队中主要的远射兵器之一，在车营和步营中装备的火箭多达12000支一15000余支。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备志》中还有一种雏形的两级火箭，即用于水战的“火龙出水”。它的构造是用4个大火箭把一个竹木制造的龙形筒发射出去，可飞二、三里远。等火箭筒中的药燃烧完后，再引发龙形筒腹内的神机火箭，也就是第二级火箭，然后射向敌舰，使其“人船俱焚”。但是它或许只是试行设计的一种新兵器，还没有看到有在实战中使用它的战例。
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衙，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火炮由西方传入中国，促进了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郎机铳256门，轴重营装备佛郎机160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以红夷炮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就在这次战役中被红夷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是利用红夷炮威力取胜的着名战例。
明初火铳元末明初，火铳已是元军和农民起义军都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在实战中不断地对火铳进行技术改进，到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铜火铳的制造达到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比较规范的形制，制作数量也大为提高。
观察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和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可以看出其形制比较规范，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前侧加两道、后加一道加固箍。
药室的后部为铳尾，向后开有安柄的粱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外沿加一道口箍。以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洪武五年(1372年)铜锐为例，铳长44．2厘米，口内径2．2厘米，口外径3厘米。铳上铭刻为“骁骑右卫，胜字肆百壹号长铳。筒重贰斤拾贰两。
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局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3件有洪武纪年铭的火镜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号铳为洪武十二年(1379年)造，全长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重1.9千克，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洪、武十年(1377年)造，全长44厘米，口内径2厘米，重2.1千克，为凤阳行府造；三号铳，亦为洪武十年风阳行府造，全长43．5厘米，口内径2厘米，重2．1千克。4件火铳的铸造地点并不在一地，但形制相同，它们的长度仅相差1毫米-10毫米，内口径相差2毫米，说明当时铜镜的制造相当规范化了。
从以上介绍的4件洪武火铳看，其形体细长，重量较轻，应是单兵使用的轻型火器，亦可称手铳。明洪武年间还有一类口径、体积都较大的火铳，也称碗口铳，例如现藏中国军事博物馆的1件为洪武五年(1372年)铸造，全长36．5厘米，口径11厘米，重15．75千克。镜身铭文为“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三源局造”。与元代大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向外斜侈而是导弧曲状，铳管更粗，药室明显增大，接近15厘米，口径增大，铳筒加粗且药室加大，使明代的大碗口铳较元代同类铳装药量更大，装弹量和射程也相应增大。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十年(1377年)造的3件火铳，管壁厚，装填量大，管长100厘米，口径21厘米，是平阳卫(今山西临汾)铸造的，因为它的射程和杀伤力都超过一般的火铳，可视它为初具规模的火炮。
上述洪武年间制造的手铳和碗口铳两类火铳，正是接继承了元代火铳的形制发展而成。
洪武初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等，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的制造重新改归朝廷统一监制。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政府就成立了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洪武末年又成立了兵仗局，永乐年间的火铳便由这两个局主持制造。永乐时期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比洪武时期有了更大的增长，同时提高了质量。
从明初开始，军队中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
根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运船上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20支。到永乐年间，又创立了专门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装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也配置了火铳加强守备。
永乐十年(1412年)和二十年(1422年)，明成祖先后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到了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都构筑了安置盏口毓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
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明代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当时使用的火铳，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主要有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等，因此它只能部分地取代冷兵器。所以在明军的装备中，冷兵器仍占重要的地位。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元代到明代初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金属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已经初具规模，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实战用的火器已经可以分为大口径的重型火器一火炮和单兵使用的小口径轻型火器一铳，而且火炮中还有专门为野战用的火炮和专供水军用的舰炮一大碗口筒(铳)。
第二，有了由官府控制的专造枪炮的作坊，也有了专门制造枪炮的工匠，同时火器的设计已经规范化，有了全国各地统一的标准。从发现火器上的铭文看，生产的数量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元至顺三年火铳的编号是“第三百号”，洪武五年火铳的编号是“胜字肆百壹号”，洪武五年水军用火铳的编号是“进字四十二号”等等。这都说明当时的枪炮已是成批生产的。
因此可以说，在14世纪，中国古代火器的生产水平居于世界首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自此以后，火器的生产也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什么进展。1962年，在吉林省永吉县乌拉古城址曾获得一支万历年间铸造的铜火铳，铳上铭文为“万历癸末六月日。胜字，五斤二两。匠检加。药七平等互，中丸则八，小丸则十。”铭文中的万历癸未为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已是十六世纪后半叶的产品了，上距洪武年间的铜火铳，已经度过了一个半世纪漫长的时光，但是万历火铳与洪武火铳相比，基本形制相同，制作技术没有什么进步，仅只火铳的前膛尺寸加长，药室由球状改为长筒状而已。火器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使得本来是发明火药和开始制造金属枪炮的中国，在世界兵器领域渐变落伍者了。
本来在公元11世纪时，各种火药兵器在中国的战场上轰鸣燃烧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有关火药的知识。
后来经过阿拉伯人才把火药和火药兵器传入欧洲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绝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于是在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冲击中、火器发挥了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穿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在欧洲各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新的精铳的火炮制造出来了，威力日益提高，当新式的枪炮随着远洋的船队来到中国的海港时，使明朝的官员大为吃惊，于是开始建议政府仿制，以装备明代军队，当时由欧洲引进的新式枪炮有佛郎机、红夷炮和鸟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