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我通过对周围的观察以及自己亲身的感受，深感道德建设对我们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个至关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于是我在所在的学校开设了“人学”，顾名思义就是做人的学问，希望能帮助年轻学生走好人生之路，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有益的人。
2002年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我知道原来亚当·斯密还是一个伦理学家，于是，我让儿子从英国买来了亚当·斯密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原著。买回之后我又打听到这本书已有译本，于是我又千方百计找到了译本《道德情操论》[原译名《道德情操论》，这次重译改为《道德情感论》。]。仔细阅读后，我觉得译文不大理想。一是有些文字生涩难懂，二是误解误译之处不少。为了能给广大的读者奉献一本较好的译本，以配合我国正在进行的道德建设，我决心重译，同时向正在有计划地组织和从事重译世界名著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写信联系。不久我的重译计划就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支持，在这里我应该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是一个断断续续从事翻译五十多年的翻译爱好者，我深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著作的翻译出版，没有出版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出版于1759年，是亚当·斯密的两大杰出巨著之一，是《国富论》的姊妹篇。它是亚当·斯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长期讲授和研究道德哲学的结晶。它虽然是亚当·斯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是他花费了毕生精力和心血所写出来的一本书。亚当·斯密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长期讲授“道德哲学”。在当时，不但伦理学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部分，就连经济学也是道德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亚当·斯密从事《国富论》的写作期间，他还在不断地修改和完善《道德情感论》，前后修改达五次之多，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没有中断。1790年亚当·斯密逝世前几个月，他才完成第五次的修订工作，在这次修订中他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次的修订使它成为最为完美的一个版本。可见亚当·斯密对此书的重视，以及此书不朽的学术价值。亚当·斯密在1788年3月15日致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曾写道：“我是个迟钝的人，非常迟钝的人，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之前，至少要反复写六七遍。”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一本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深刻、细致分析了人类情感的书。而亚当·斯密在分析人类的这些情感时又是从道德的高度、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出发。所以他把它们称作道德（Moral）情感。亚当·斯密在书中郑重地谈论了“同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报答与惩罚，谈论了正义和仁慈，等等。当然也谈到了爱、自爱、自我克制、意志、大度、慷慨、正直、勤俭、爱国等高尚的情感，同时批判了自私、虚荣、嫉妒、仇恨、贪婪、非正义、背信弃义等邪恶的和不道德的情感，正是这两类不同的情感构成了人类的美德与邪恶。在情感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又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各种激情和情绪，而贯穿所有情感的激情的却是表现的适度（Propriety）问题，他认为只有情感表现或发泄适度才是最完美的情感和美德。伴随情感的适度而来的就是人的行为的适度。只有当社会的成员都能具有令人愉快的高尚的情感和行为适度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全和进步。如果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追求的是“一个明白而简单的天然的自由体系”，那么他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追求的则是一个从自爱、相互帮助、相互同情、自我克制和行为适度的社会。而这些不正是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所需要的吗？不正是今天我国社会所缺少的吗？所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公民道德建设、以德治国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亚当·斯密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细致入微，这一点在《道德情感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谈论同情时，强调要进入对方的心里，调换位置。他对人性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在谈到有些人专好奉承别人时，亚当·斯密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随时奉承别人，为的是别人奉承他。所以，他说的虽是道德问题，却丝毫没有说教的味道，反而是相当风趣。正是这些对人类心理情感细致的观察，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深刻隽永的评论，构成了我理解和翻译的困难。有时为了一个句子是这样译还是那样译，要来回折腾几次；一个词（例如propriery）应译成什么最合适，也要苦思冥想好久，而且我不敢说，我现在的译法就是最好的，如果读者读到有些句子还是感到生硬难懂的话，也是我要请读者体谅的。希望奉献给人民、给读者一本较好的译本，毕竟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译者的愿望。
谢祖钧
200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