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前东南亚和中东事务资深外交官魏柳南认为：“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日益强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国内外发出的希望中国能够挑头，建立某些新秩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而这正是考验中国外交能力的关键时刻。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情况，即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服务于改革大局，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是第一使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交抉择是关乎一个国家兴衰存亡之大事：恰如其分的外交抉择，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合纵连横在大国间获得生存之机，甚或游刃有余；反之，即使是一个大国，假如不善于驾驭自己的力量，扩张无度，外交失当，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国应做世界之“锚”，“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中国逐渐完成了由“造反派”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
外交学在人类的学问中被称为“生死之学”，纵横家苏秦就说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外交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一目了然。自改革开放至今，在近3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外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由内向到外向、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中国已经由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渐渐展露出大国气象。那么，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呢？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过程，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在世界上角色的转变同样如此。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设者”的角色，发挥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原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就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对于国际上的事务，始终都不予关注。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泰铢严重贬值，泰国的许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纷纷捐出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其中受影响较严重的另一个亚洲国家——韩国，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国民们在相互鼓舞之中共渡难关……这些资产不断被蒸发的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于是，这引发了中国更深入的思考，结论则是：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应当更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正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出乎中国意料的是，这次援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后，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前，“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叫得很凶，从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
中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成了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称为分水岭）。当然，也有一些外交人士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2004—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在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外交上，中国已经从过去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放，正是经济恢复的时候，中国人民别无他顾，只是一心追求温饱；20世纪90年代，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一些，但中国的世界意识仍然不强，只能说是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中期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开阔，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21世纪之后，中国的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的，意识到了关注世界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里看出，中国已经有了捆绑或融入世界的意识。这与90年代前期比起来，观念真是大大的不同，那时候，“一枝独秀”这个词还是中国经常挂在嘴边的。直观地说，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总是呆在自己的国土，很少外出与他人进行交流。反观现在，外交官们真的改变很多，都比较开放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有些国家认为美元不管用了，需要另一种体系来代替，在中国也有着这样的情绪。其实，这是偏见，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一个优秀的国家是不应该有这样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而应该采取国际协调路线，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前提，适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欧盟学习。他们一方面批评，为什么华尔街造成了麻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让我的资产被侵蚀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落井下石。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既不能默不作声、小心谨慎，也不能痛打落水狗。
中国，虽说近些年来发展较快，但是，以目前中国的实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是要尽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中国最应该做的，是先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处理好，如，把自身的麻烦处理好；把国内议事日程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稳健、有序的国际改造问题。邓小平在国际格局动荡时刻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格言依然有效。不要急着当头，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学习作为世界的一只“锚”的窍门
虽说中国“建设者”的身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但现在看来，西方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然将信将疑，在世界上还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有句古语叫：“树未大，先招风。”作为一个世界人口超级大国，再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这些都让西方抱着很大的猜忌来看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 1.3 亿人或者1300万人，也许西方的这些国家就会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了。
增加国际公共品提供
针对世界上所流传的“中国威胁论”之说，中国应该学会区分对待。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应有的善意，其实是完全有可能消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顾忌的；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却并不像“军事威胁论”那么简单，相反比较复杂。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同时，外部担忧也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中国占据世界能源、资源的比例比较大。
在这种背景下，增加国际公共品的提供则是使中国“建设者”的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的一种较好的、有效的方法。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在北欧，一些国家甚至已经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从这就可以看出，国际援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虽说近些年来，中国也提供了不少国际援助，比如对非洲的债务减免等已经做了很多。但是，真正有效的国际援助是，在不影响本国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地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而中国目前所提供的国家援助则多是与本国利益有关联的、战略性的输出。有外国人曾说：“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的确如此。
中国应学会与国际NGO（非政府组织）打交道
除了增加国际公共品的提供外，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也是增强自己、主动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一只“锚”的重要方法之一。
目前，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提升自己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来说，世界由三界构成，且三足鼎立。经济界是第一界，其中包括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在这一界，中国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了，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弄潮儿；政治界是第二界，是关于安全、战争、政府交往等方面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正在逐步适应，并且随着以后的不断努力和发展，会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会往中心靠拢；社会界则是最后一界，也是中国面对的最为困难的一方面，社会界是指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如专门保护濒危物种的各种动物协会、组织，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同性恋团体，等等，这个界别五花八门，其中的反对建大坝的团体更是令中国感到新鲜无比。
由于中国的文化与习惯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因而其他国家都对此产生了许多反面看法，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也就习惯性地被归入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的做法是在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因生存的环境与文化的不同，对事物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如今，国际社会在不断分层化，但是，作为新人的中国，他的外交官却无法和他们对话，他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适应这种情况、这种差异。
千万不可小看第三界。和谐世界的实现，不仅需要和政府、商人做朋友，更应该关注第三界的朋友们，和他们也成为朋友。这首先就需要中国去主动地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做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进而为中国成为世界的一只“锚”打下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只有了解了才能达到很好地沟通的目的，而中国在沟通这方面，还没有找到与西方对话的好的语言。
姚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真正的风范大国民。首先，他强大，不受威胁。他很自信，但是他的自信并不是那种井底之蛙无知的张狂，而是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对世界篮坛技术、趋势的熟练掌握上的自信；其次，姚明还富有同情心，他同情弱者。比如，汶川地震后，他在NBA中发起募捐；他甚至反对吃鱼翅，反对对濒危物种的屠杀。同时，他善于亲近他人，很会微笑，很有礼貌，善于去沟通。不像有些NBA球星，虽强大，但对别人不屑一顾。中国外交需要姚明这种自信，不被外界牵着走，但又非常了解外界，并善于与外界沟通。
驻英大使傅莹是另一个典范。傅莹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之后，她与西方公众、媒体的沟通。她用的是一种非常坦诚的方式，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而不是说教，非常亲切，但又一点都没有丧失尊严。她重视大人物，也关注小人物；知道外交辞令，也知道普通人熟悉的说法，比方说擅长讲故事等。中国人应当发挥东方文化的魅力，需要在未来打造一个有长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形象。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法国很有名气。他的特点是比较谦虚，但同时对法国文化非常了解，并善于沟通。因此，他也受到法国人欢迎。
再举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在处理与非洲的关系中，中国就存在一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地了解非洲的文化和历史，进而无法达到有效的沟通，这也是中国之所以对非洲投入多，收获却小的原因。然而，现在中国的企业并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只要有钱，投资就可以了。而非洲国家以前是西方的殖民地，不少领导人都曾在西方留学，他们非常习惯跟西方沟通。有个非洲商人说：“10年前，中国的东西非常便宜，但现在价钱越来越高，如果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价钱只差20%的话，我们还是更愿意与欧洲合作。”由此可以看出，找到与西方国家的沟通技巧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中国应该也必须去寻求一种新的沟通战略，真正去了解非洲。
论人口，中国数第一，论资源，中国也不差，地大物博。可是，由于在外交上交流的欠缺，却使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并不高。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并不是自己说说就算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必须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而当好“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坚固。这里边有一个潜台词：中国需要不断进行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此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