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与文化的共同点
求善，是宗教与文化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流传极为广泛的话源于佛教。劝人为善，是佛教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中华文化对人生的关怀，同样体现在一个“善”字上。《礼记·大学》认为，育人应该以“善”为终极目标。所以，《大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然，在孔夫子的认识里，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出专业人才，而是把人培养成为求善之人，实际上也就是把人培养成正常的人。
孔夫子的这一认识对不对呢？两千多年后的爱因斯坦说出一句话，与孔夫子的话极为相似。这句话是“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爱因斯坦晚年文集·论教育》）。“至善”是形而上的一种至高境界，“和谐”是形而下的处处体现。达到“至善”的境界，必然会用“和谐”的态度去处理一切事物，例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汉语来表达，就是善待己、善待人、善待物、善待自然。以“止于至善”为教育目标，孔夫子的认识是正确的。
做人为善不为恶，在几千年前的地球上，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用不同的方法所建立起的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
二、《周易》里的善恶观
《周易》里的善恶观集中在这样两句话里，《周易·系辞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周易·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周易》里的中华民族，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之说，也不相信有裁判人间是非的上帝，但是相信逻辑上的必然。对个人而言，“善”与“成名”之间有必然联系，“恶”与“灭身”之间有必然联系；对家庭而言，“善”与“余庆”之间有必然联系，“恶”与“余殃”之间有必然联系。在这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需要假借第三种神秘的力量，而是行为主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结果。“余殃”之“余”，值得特别注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欠账一定要还的”。经济债务也许可以赖掉，“余殃”的欠账是赖不掉的。今天不还，明日还；今年不还，明年还；这一代不还，下一代还。中华文化不讲迷信，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一代不还，下一代还”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上一代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如果两代人一直为恶，恶果肯定结在两代人身上——不在你身上，就在他身上。
有关善与恶在结果上的必然，《春秋左传》里还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名言，老子的《道德经》里还有“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哲理。
《周易》里的善恶观，不是宗教宣传，而是文化教育。
三、刘备的遗嘱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临终时留给儿子阿斗的遗嘱中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在正史中也有记载，证明刘备确实对阿斗说过这句话。刘备这句话的哲理之源，源于《周易》。
《周易·系辞下》在评论小人作为时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不为小善，常为小恶；小恶积而成大罪，罪大而不可赦，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这就是小人人生历程的必然结果。
在这里必须解释的一点是，《周易》里的小人与儒家文化里的小人在含义上有原则性的不同：《周易》里的小人有时是指个人品质而言的，坐在高位上的人品质不好也是小人，包括君王。孔孟典籍里的小人有时是指行业而言的，孔孟把劳心——脑力劳动之外的体力劳动者统称为小人，这显然相悖于《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