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海患
明代的海患主要是倭寇。14世纪初，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日本天皇被握有实权的幕府将军所控制。明初，正是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因封建割据，诸侯争权夺利，攻战不休。幕府也控制不了各地的“大名”（诸侯）。在内战中遭到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得不到土地封赏的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势鼎盛，且有一定数量的战舰巡逻游弋。明成祖朱棣时，对倭寇的骚扰均能给予沉重打击，所以海患未烈。随着明朝政治腐败和国力下降，到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日趋严重。永乐年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限二百，船限二艘”。这种朝贡规定，就是为了限制进入中国内地的日商人数和货物数量。但以后入贡的人数和货物不断扩大。日本各道争贡，于嘉靖二年（1523）竟杀了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大掠宁波沿海各县。明廷错误地归罪于海上贸易，撤销了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于是日本商人、武士和浪人更大规模地组织武装走私，并劫掠沿海居民。为了牟取暴利，中国沿海的豪绅奸商也成群结党，组成武装走私集团，实行亦商亦盗。倭寇和这些奸商海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或数百人一股，或数千人一股，大股者竟达数万。他们烧杀劫掠，攻城掠地，遂使东南沿海尽受涂炭。
倭寇从日本本土及琉球等岛出发侵扰中国沿海，大体上可以概括为3路、18个方向：
北路向朝鲜及辽东方向；
中路向大沽口、登莱、淮安、长江口、松江、钱塘、宁波、台州和温州方向；
南路向福州、泉州、漳州、潮州、惠州、广州、雷州和琼州方向。
15世纪末，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欧某些国家，正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最早来到中国的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时，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王朝正由盛转衰，西方殖民主义的急先锋，遂与倭寇同时成为明王朝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
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以武力侵占印度沿海地区，和当时东方的国际贸易中心满刺加（马六甲），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向东向北扩张。正德九年（1514），葡军官阿尔瓦列斯首次航行到广东屯门（今广东宝安县南）企图登陆，未能得逞。次年，窜犯广东沿海，也未得逞。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改以派遣使节朝贡的名义，率船八艘直入珠江口，擅自占据屯门岛，建棚筑寨，劫掠居民。正德十六年（1521），广东海道副使汪铉组织军民将葡军全部驱逐出境。不久，葡军又窜犯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被明军生擒42人，击毙35人。这次胜利，是我国历史上对欧洲殖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
葡萄牙侵犯广东受挫后，转而骚扰闽、浙沿海。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巡抚闽、浙，派卢镗等率明军大破葡萄牙殖民者及其雇佣军于宁波附近的双屿，重创来犯敌军，焚毁大小战舰多艘。葡军失败后，又转而南下，利用广东海禁已开，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用贿赂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允其通商，随又借口船遇风暴，需晒晾货物，获准在澳门停留。数年后，殖民者私自扩展土地并建筑炮台，设立官署，俨然把澳门视为他们的根据地。但明政府始终掌握对澳门的所有主权，建城设官治理，编组保甲，定其户籍，禁止他们蓄养倭奴，掠买人口，偷漏税金，接买私货。天启元年（1621），强制拆毁葡人在青州岛上非法修建的大教堂；天启五年（1625），又强制拆毁葡人违法修建的城墙和炮台。使居澳葡人不得不接受明政府的有效统治。
继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是西班牙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攻占吕宋。他们为了取代中国泉、漳侨商在吕宋的经济地位和掠夺华侨的财产，疯狂地驱逐华侨。仅万历三十一年（1603）就一次屠杀华侨3万人以上。
紧随着西班牙而来的是荷兰殖民者。万历四十七年（1619），荷兰殖民者占领爪哇的雅各答，修建巴达维亚城，作为在东方推行殖民侵略的中心。天启二年（1622），又强占我国的澎湖，在福建沿海掠夺物资，抢劫商船，掳买人口，破坏中国和南洋的正常贸易。天启四年（1624），明军出兵两千在澎湖镇海港登陆，在当地人民支持下，经过半年战斗，终于收复澎湖。荷兰殖民者逃往台湾省，可惜明军没有乘胜追击，以致留下很大的后患。
明代的海防战略和部署
鉴于元朝进攻日本等国失败的教训，朱元璋立足于加强国内统治，不主张对海外诸国用兵。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指出，朝鲜、日本、安南等是不征之国。他告诫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依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故对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实行友好和平和经济文化交流政策。
当然，明帝国也不容许他国侵犯。明初时确定的以固守沿海寨（岛）卫（岸）和舟师出海搜捕相结合，就是海防战略的积极防御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其海防部署包括：舟师巡海；固守岛屿；扼守海岸海口和必要的近海内地等，构成歼敌、阻敌的纵深防御。
1.舟师巡海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命靖海侯吴祯征召方国珍旧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今浙江定海县北海中）无田粮之民凡11万余人，隶各卫为军，练兵防倭。洪武五年（1372），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洪武六年（1373），从德庆侯廖永忠建议：“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以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倭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于是任吴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士、京师及沿海诸卫军悉听其节制。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洪武十七年（1384），再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洪武二十三年（1390），从卫卒陈仁言，造苏州太仓卫海舟。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各置船二，巡海上盗贼。后又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
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命丰城侯李彬等沿海捕倭。又招岛人、疍户、贾暨、渔丁为兵，防备益严。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辽东，总兵官刘江歼之于望海埚（今辽宁金县东北30公里）。从此倭寇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的侵犯，明廷数年派一大臣巡视而已。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随着朝廷政治腐朽，海防败坏，倭寇就猖獗起来。
2.以卫、所为中心的沿海防御体系
沿海岸地区是明海防的主要防御地带。在重要海岸、港湾、近海岛屿、江河海口及便于登陆的地段，利用地形，依托府城、县城，构筑卫、所、堡、寨，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歼灭企图登陆之寇于近海、水际和滩头。对寇船可以直接进入的江河，如珠江口、闽江口和长江口尤为重视。除海口卫、所外，沿江而上还设有重重防御设施，以防寇船沿江窜入内地。
《海防纂要》认为，海疆数千里，欲一一守之，虽尽天下之兵不能也。所以，明廷对海防是要点防守。即择要建立卫、所。沿海卫、所建在倭寇易于登陆的地点，能通向内地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的要地，能溯江入侵的海口和重要的海湾、海港等，并修筑城池和炮台。每个卫、所都有独立作战、长期坚守的能力。它防守的海岸约为100～200公里，成为明代海防的骨干。
明初设置海防卫、所，重点是保卫两京，即南直隶的长江口和守卫北京，控制渤海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嘉靖以后，寇患南移，南直隶、浙、闽、粤逐渐形成新的海防重点。
朱元璋在位时，已从山东到浙江筑城59座，卫所守兵有58000人；在福建筑城19座，守兵有1500人。又在辽东构筑许多城堡，沿海设置许多墩台、烽堠。嘉靖以后，东南寇患猖獗，又在浙、闽大量修建城池。
从广东到辽宁，按行政区域划分防区，计有下述主要卫、所（洪武二十年所定，永乐以后，有所增改）：
广东——有广州前、左、右、后卫，南海、潮州、雷州、海南、惠州、神电、广海和碣石等卫；以及高州、廉州、儋州、崖州、海安、海朗、大鹏、平海、靖海和大城等千户所。
福建——有福州中、左、右，兴化、泉州、漳州、福宁、镇东、平海、永宁和镇海等卫；有铜山、金门、中左、高浦、崇武、万安、梅花；定海和大金等千户所。
浙江——有杭州前、后卫，台州、宁波、绍兴、海宁、昌国、温州、临山、松门、金乡、海门、定海、盘石和观海等卫；有澉浦、乍浦、三江、沥海和三山等千户所。
直隶（南）——有扬州、和州、镇海（今江苏太仓）、大仓、金山、苏州、仪征、安庆和江阴等卫；有南汇嘴中后所，宝山、刘和堡、崇明和东海等千户所。
山东——有登州、莱州、宁海、安东、灵山、整山、大嵩、靖海、成山和威海等卫；有胶州、诸城、海阳和奇山等千户所。
北平（京师）——有天津三卫，开平中屯、蓟州、永平、山海和抚宁等卫；有梁城等千户所。
山东北部（即辽东）——有海州、盖州、金州、复州、义州、广宁左、右、前、后、中屯和宁远等卫以及定辽右卫等。
3.海防指挥
明代的卫所有戍守之责，海防卫所是海防的基干。卫所受各省都指挥使管辖。都指挥使和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各省都司又分隶五军都督府管辖。朱元璋为防止统兵将领专权，规定五军都督府无权调遣军队；兵部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也不统兵。调遣军队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每逢战时，皇帝亲自委派将领任总兵官，统率征集的卫所之军出征。战事结束，兵还卫所，将归于朝。军队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倭寇虽有袭扰，但规模一般较小，卫所负守土之责，就地抗击或就近搜捕是可以胜任的。对入侵规模较大的，如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入侵辽东，朱棣以刘江为总兵官，全歼倭寇于望海埚，说明这一制度在明初是基本适应的。明正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力、军力下降。到嘉靖年间，卫所弊端百出，而寇患日益猖獗，烧杀掳掠遍及整个东南沿海，明初的制度就无法适应了。暴露最明显的主要有两大缺点：
一是总兵官制度不能满足战区的扩大和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为了统一指挥东南抗倭军事，嘉靖二十六年（1547），派朱纨为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明年改巡抚为巡视，也称总督。张经、胡宗宪先后担任此职。总督以下组织分区防御，按照需要由巡抚、兵备副使、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和游击等分别担任。统率部队组织战役、战斗，则通常由总兵官、副总兵官担任。谭纶、俞大猷、戚继光都是著名的抗倭总兵官。
二是东南沿海缺少战略预备队。明代的战略预备队以三大营来应付北部边防，已经捉襟见肘，对整个东南沿海就更无机动部队可言了。卫、所从明初建立起，到嘉靖时已近200年，陈陈相因，积弊甚深，战斗力已大为削弱；且卫、所是守备部队，官兵都是当地的军户，守土尚可，调用极难。而倭寇从海上来，机动性很大，或从长江口，或从宁、绍、台，或又远袭福建。督、抚掌握的部队极少，对战事吃紧的地区派兵支援都很困难，更不要说组织进攻战役来消灭业已登陆的倭寇了。对此，总督南直（指留都南京一带的苏皖地区）军务都御史张经，曾调过土兵（湖南、广西一带土司之兵）参加王江泾之战，起过一定作用。但土兵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也存在许多问题。直到戚继光等就地募兵、组训新军驰骋在浙、闽战场，才逐次击灭各地倭寇，基本上消除了东南沿海的寇患。
明代的海防筑城
1.海岛筑城
明廷十分重视海岛筑城和防守，明确守海重在防守海岛和海岸。朱元璋采纳山东都司周彦的建议所建的宁海五总寨、莱州（今山东掖县）八总寨和万历年间许孚远巡抚福建时所建的福州海坛山（今福建平潭）、浙江沿海的陈钱山（今浙江定海东北海中）、金塘山（今浙江温州东南海中）、王环山（今浙江玉环）和南麂山（今浙江温州东南海中）等岛寨，以及天启年间所筑的澎湖城等，都是海岛筑寨的典型。现以宁海五总寨为例说明如下：
宁海五总寨包括福宁（今福建霞浦）的烽火门，福州的小捏澳，兴化的南日山，泉州的浯屿（即金门）和漳州的西门澳（即铜山）。五总寨以后渐废。到嘉靖时，根据巡抚谭纶的建议重新修复，并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处为正兵，铜山、小捏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
这五个岛屿除构筑有水寨、城寨、望台和烽堠外，还构筑有保障水师扎寨的营舍、演武操练场、修理战船的厂坞和船舰停靠、隐蔽用的码头等设施。为加强这五个岛屿的守备能力，各岛屿根据潮汐、岩岸或沙岸等不同特点，分别以人工加修环岛的陡坝、岸堤或垒砌石墙，构筑炮台、碉堡等射击工事。这就使整个岛屿的筑城设施，在保障环形守备作战的条件下，构成沿海守御的坚固屏障。
2.海岸筑城
海岸筑城包括卫、所城池和野外炮台、碉堡、墩台及烽堠等。
城寨 城寨是海防筑城的骨干，是各个防守地段的防御中心。城寨的大小和坚固程度，根据它在防御部署中的地位、防守地段的重要程度，以及防守兵力和地形条件等而定。各省都指挥使所在地和卫、所都筑有大小不等的城寨。
蓬莱水城是一座供水军船只停泊的基地，也是山东都司所辖登州卫所在地。它与辽东的金州卫和庙岛群岛，构成控制渤海口的咽喉，是明成祖北迁后京师顺天府的海上屏障，地位十分重要。蓬莱水城和一般城池的形制不同。其地理位置在山东半岛北部，隔画河和蓬莱县紧邻。这座防倭水城，是洪武九年（1376），在北宋原建的“刀鱼寨”的基础上，挑浚画河河口，构筑夯土城墙所形成的。永乐六年（1408），水城设置备倭都指挥使，节制山东沿海防务，所以蓬莱水城又名“备倭城”。万历二十四年（1596），将土城以砖石包砌，形成具有坚固结构的水城城寨，并增筑敌台三座。水城是由城墙、水门、小海、炮台、敌台、平浪台、码头、灯楼和防浪坝等几部分构成。
城墙 依山顺势构筑。城池的平面形状并不规则，南北方向较长，东西方向较短。水城的北城墙长300米，雄踞于丹崖山上，下临珠玑，陡壁悬崖，天险自成。山巅的一部分城墙构成蓬莱阁的外墙，阁的西段城墙，依山势内凹。水城的西城墙长850米，沿丹崖山脊蜿蜒南下。南城墙长370米，东城墙长720米，均建筑在较为平坦的地形上。整个蓬莱水城的周长为2240米，城墙平均高7米，底宽12米，顶宽8米。城墙为石条和城砖包砌。以石条构筑的墙基高1.7米，石基之上以城砖内外包砌，中间填土分层夯实，夯层厚30～40厘米。城墙顶部构筑雉堞，雉堞上构筑有望孔和射洞，城角内侧构筑有登城梯道，可供军士上下机动。
城门 蓬莱水城和一般内地城池不同，内地城池通常是四面辟门，而蓬莱水城仅在南北城墙上各辟一门。南城墙东端的叫振扬门，但习惯叫陆门（土门），砖石结构，拱卷顶，门洞高5.3米，宽3米，进深13米，城门顶上构筑有双层城楼。北面城墙所构筑的叫水门，也叫关门口，在北城墙的东端，是入海的咽喉。门两边砌筑高达11.4米的大门垛，两门垛中间的空隙是上宽下窄，上部空隙宽11.4米，下部空隙宽9.4米，两个大门垛各与东西城墙砌筑成整体。两个大门垛相对的内侧和底部都构筑有起落闸门的闸槽，槽宽33厘米，槽深25厘米，闸板是木质外包铁皮的栅闸。《登州府志·武备》中记述蓬莱水城闸门的作用是“疏其罅，任潮汐之往还，密其棂，杜奸宄之窥窃。无事则悬之，而舟航不阻，有事则下之，而保卫克完”。
小海 原来是画河的入海口，在构筑水城时，将其挑浚扩大和疏理，并和画河截隔分开，使截隔的画河从水城城墙外重新开筑河道入海。这部分新开的河道，正是水城南部和东部的护城河。小海形状是南宽（175米），北窄（35米），面积是水城面积的一半，约7万平方米。平时可供操练水军，战时可隐蔽水师行动，使舟舰适时出击歼敌，直接支援海上作战。
炮台和敌台 这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由土城墙改砌成砖石城墙时所增筑的三座台子。其中有两座炮台和一座敌台。水门之外的东、西侧各有一座炮台，它比城墙高2.5米。西炮台距水门约100米，高出水面14米。两座炮台在水门之外，互成掎角之势，能以火力控制近海海面，也能以倒射交叉火力控制水门。另一座敌台构筑在水城的西城墙上，其形制是骑墙式方台。方台向外侧伸出长5.5米，宽6.2米；后侧向墙内延伸长6.2米，宽7.4米。上部构筑雉堞和射孔，能有效地控制墙外的西部和护城河，以及河口处的两岸。
平浪台 在水门向南51米处。平浪台的台基是由小海内挖出的淤泥构筑而成。平浪台外部用砖砌筑，其高度和城墙相同。它的作用一是可以缓冲水门进入的风浪，使小海内保持风平浪静；另一作用可以支援水门和东西两炮台的作战。
灯楼和码头 蓬莱水城的灯楼构筑在丹崖山巅的东北角，平时可为航行船只导航，战时可供望观察敌情及指挥作战。各码头在小海东岸、西岸和南岸等处构筑，既便利操练水师时上下舟舰，又便于舟船装卸和航运。
防浪坝 构筑防浪坝的目的，是使水门减少流沙和淤泥的堆积。防浪坝构筑在水门外东炮台处，接东炮台向海内延伸约100米的大长堤就是防浪坝。
定海卫，在宁波府东北甬江出海口处，担负着定海卫城形势示意图保卫宁波府和防止寇船窜入甬江的任务。
定海（今浙江镇海）的卫城，墙高7米，厚3.2米，周长4公里余。卫城共有6座城门，门上建城楼。各门道内设闸门，门外有瓮城。沿城墙建有供作战用的敌楼10座，供射击用的雉堞2188个。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各城门外设吊桥。卫城西北的招宝山（候涛山）扼甬江口，地势险要，山上筑有威远城。卫城之外的港口筑有靖海营堡，和卫城作犄角配置。
山东的威海卫，在半岛的东北。它和辽东半岛南端金州卫的旅顺口隔海相望，遥相对峙地扼制着渤海湾。因此，威海卫历来称为“渤海锁钥”。倭寇从海上入侵，如果打开这座门户，就可以闯入渤海湾，威胁京师。公元1369年至1374年的6年时间，倭寇从海上就有5次攻打威海卫。所以，明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威海卫防务的加强。永乐元年（1403），在原有的清川城池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固，重新构筑了威海城池。取名“威海”，就是威震海疆，壮固海防的意思。威海卫城池构筑得十分坚固，城墙的基础以坚石条垒砌，城墙上面筑有马面和雉堞。为便于平时和战时兵力、兵器的机动，在城墙拐角和城门两侧，都筑有兵马道。城池的形制呈方形，城墙周长1020米，城墙高9米，城墙宽6米。开辟城门4座。并于城墙外围环护一道宽4.5米、深2.6米的护城河。在构筑威海卫城池的同时，为完善工事配套，在城池迎敌的一面利用高地、山冈、山顶等有利地形构筑炮台17座，以控制附近海面和岸滩，并配备大小炮69尊，组成严密火力，以瞰制近海和岸边。此外，还筑有瞭望台和报警烽堠，便于昼夜监视倭寇的入侵活动。由于威海卫的筑城规模较大，其设施配套也较为严密完整。自威海卫的海防加强之后，倭寇入侵的大患随之杜绝。
从以上几个卫、所筑城的情况可以看出，明代的军事家对海防的守备，不是分兵把口，而是择地筑城，重点控制要害、咽喉之地。
（2）野外炮台和碉堡
炮台和碉堡是明代沿海筑垒的又一种类型。由于明代已较普遍制造和使用“铜将军火炮”、佛朗机、神火飞鸦（火箭）、子母炮、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等火器，因此，海防筑城除了构筑城池之外，还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炮台、碉堡和碉楼等设施，并配备各种火炮控制海岸、海口和重要地段。在地形开阔、易攻难守又便于倭寇登陆的地段构筑炮台。炮台高度通常为13～16米，构筑成3层，每层的四面都开设大小射孔，配置各种火炮，并在每层还备有铳和弩机。第一层构筑门一个，门内构筑一陷阱，井底埋设铁钎，盖上木板。当下层无法坚守时，将门关闭，并撤去陷阱盖板，守备士卒撤到第二、第三层去打击敌人。炮台二、三层的地板上留有方孔，设置木梯，供士卒平时上下野外炮台形式示意图。作战时，可随着情况的变化撤去木梯，利用地板孔射击占领下层的敌人。每座炮台的周围还构筑一道围墙，墙外挖掘一条环护壕沟，并在出入门口的壕沟上设置吊桥。
碉堡，是江、浙、闽沿海一带人民组织自卫，打击倭寇的一种措施。其结构是在民房外围构筑一道石砌高墙，墙高4米，底宽2.5～3米，上部宽1.5米。在石墙上开辟射孔，以供炮、铳射击。一座环形石墙，只开设一道小门，供人员出入。门的开设位置，通常是在另一座碉堡有效控制的范围内。
（3）墩台和烽堠
在卫、所城寨之间，为了防守、警戒、联络和报警，沿海岸依地形筑有墩台和烽堠。墩台用于防守、警戒和联络；烽堠用于联络和报警。墩台和烽堠皆以土筑成，外包城砖，间隔距离约1.5公里。
明代沿海设防中构筑的烽堠，其作用和结构和烽堠形式示意图北部边防构筑的烽燧相同。只是南部的沿海地区潮湿多雨，烽堠上的柴草在报警时难以点燃。因此，在每座烽堠近旁都搭有几座草屋，报警时，以燃烧草屋来显示。一般草屋高4米，长、宽各3米。屋顶是一层能起防风雨作用的顶盖，屋内地面上植木桩，木桩上铺设木板和地面隔开，使中间成为防潮空隙，然后在木板上堆放柴草。当倭寇利用阴雨雾天侵犯时，就点燃草屋，并鸣铳配合报警。以定海卫为例，卫所直辖烽堠11座；大嵩所辖望台1座，烽堠5座；穿山所辖望台1座，烽堠21座。
（4）障碍物的配置
为防止倭寇船只由江河入海口窜入内地，多在河口设置障碍。当时，常用的方法是在江中植木桩数列，由岸兵或水师掩护。在卫所城池的海滩上则埋设地雷，设置水雷、混江龙和水底龙王炮等拉发或触发的水（地）雷。
3.江河入海口的筑城
江河入海口，是防止倭寇溯江内侵的海防要地，明廷对此十分重视。所以，对长江、钱塘江、甬江、珠江和闽江等入海口，均建立卫所，配备水师，严加防守。
以长江为例。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出口水域很宽，航道也深，便于倭寇的大型船只溯江而上，窜入内地。为了加强防守，长江共筑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在崇明海口。构筑及部署情况是：崇明岛的一座所城；江南岸的镇梅卫城（即太仓州城）、吴淞江所城、宝山所城、茜泾营堡和江北岸的海门卫城等。
第二道防线在狼山（今江苏南通市东南）和福山（和狼山隔江相望）。两山遥相对峙，江面宽约20余公里，两岸有浅滩，都可登陆。在通州（今南通市）构筑所城，在福山设营堡，并沿江岸设烽堠。
第三道防线在镇江山。山北有顺江州（后名太平州），中为夹江，江面宽约2公里。顺江州距北岸周江桥约3～4公里。山驻水师和构筑城池、炮台防守。
在当时对付倭寇的条件下，像这样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组成几道防线，重层封锁长江和扼守沿江两岸的登陆点，可以说是相当严密而完备的。
4.沿海纵深内的筑城
我国海岸线很长，可供登陆的地段也很多，如果仅仅依靠卫所的兵力和城池来防止倭寇的大举入侵，是远为不够的。因此，除必须控制强大的战略、战役预备队外，还必须在便于登陆的主要方向上组织大纵深防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近海的省会、府治、县治、关隘和重要的集镇，构筑坚固的城垣，配备一定的兵力和火器，组织联防，互相支援，就是大纵深防御的体现。它既可以阻寇深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又可以有力支援沿海卫所的作战，保障战略、战役预备队对入侵之敌展开反击。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廷派都御史王巡视浙江，王见许多府、县未修城池，遂倡议“估计寇患缓急，次第修筑城池”。开始在浙、闽沿海修筑城池30余座，其中唯慈溪县人士坚不修城。不久，倭寇大举进犯，凡是修筑了城池的府、县都未受到大害，独慈溪县遭受惨痛的焚烧掠夺。从此，各地均以慈溪为戒，相继大建城池。据嘉靖末年（1566）统计，大江南北（今江苏境内）修筑府、县城池66座，浙江修筑府、县城池40座。此外，江、浙沿海大小集镇的人民为了自卫，也自己出钱出力，构筑了许多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