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将军属下的三千名“常胜军”、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名朝廷的正规军和各省的非正规军，他们现在正在福山一带对造反分子进行一次艰难的进攻。我前天给他们送去了一些薪饷，而且告诉他们如果收复福山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报酬。此后，若苏州也受到我们控制，戈登名下的这支部队中的所有人都会得到全额薪饷和奖金。
5月份，李鸿章对戈登身上的优秀的军人品质充满了热情，甚至称他为“兄弟”，而且还向皇帝上奏，请求给戈登“中国总兵的职衔”（少将旅长），并得到了批准。赏赐这个官衔的上谕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阳奉阴违的作风：
“戈登必须用严厉的措施维持‘常胜军’的纪律，因为这支军队已经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杜绝以前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李鸿章转递给戈登一份上谕副本，“有疑问的官员见到该上谕便会遵命。”
但是到了七月份，卑鄙龌龊的裂缝开始了：
戈登这些天想到的只是钱财，一点小钱都向我要好像我是财神爷一样。他说这些人若是拿不到钱就不再打仗了。我告诉他一旦苏州被我们控制住，我们就会有足够的金钱偿还欠款，发放奖金。
白齐文在向政府申请军饷时，也遇到过相同的困难，于是，他借用武力从上海军需官的金库里抢走了银子，因而被李鸿章解雇，在后来关于这场争执的外交辩论中，白齐文得到了英国和美国驻北京大使的支持和同情，但是李鸿章坚决拒绝了进一步讨论，因为白齐文不但要进一步抢夺银两，还要把钱揣到自己兜里。
在戈登上任五个月之后，白齐文愤怒地投靠了太平天国，并从朝廷带走了一百多名心怀不满的欧洲逃兵。戈登心灰意冷，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在这种条件下组织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于是他便辞去了司令职位，但在后来得知白齐文叛变后，由于仗义的性格又回到了司令的岗位上，那时是1863年8月。
由于白齐文的事情李鸿章的神经变得十分紧张，他发了一份公告，说只要抓到白齐文，无论是死是活，都可以得到3000两银子的奖赏；但是，他在后来与英美领事的论战中表现了他微妙的智慧、自满般的无知以及无边界的胆量，这些品质都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变得非同一般。
在白齐文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后，戈登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但李鸿章并没有对他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心生感激。他照样以吝啬的方式来对待“常胜军”，而戈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继续坚持申请正常的薪饷和供给，强烈反对继续他前任的过往作法，即以抢夺为手段支付薪饷。在攻克昆山后，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态度强烈的信，宣称自己要辞去司令一职，“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因为部队薪饷的事情而陷入困境”。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官职对他这样一名英国军官来说是有损名誉的。但如果事关金钱，李鸿章就是固执不化，但若与金钱无关，他便会让步，不是为别的，只是出于害怕。
李鸿章在戈登占领苏州城（1863年12月）后背信弃义地下令屠杀了前来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经世之术和道德观。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性格中有一个很少暴露给欧洲人的特点，即只要政治目的或个人野心遇到威胁时，他就会对人的性命表现出铁石心肠和蔑视的态度。对于那些在他看来阻碍他执行国家事务或实现个人利益的那些人，他就会表现出东方式残忍的一面，这一点是从他显赫的主子慈禧太后身上学到的。
在“常胜军”对苏州发起最后胜利的袭击之前，对李鸿章来说事情十分明了了，就是说太平军首领已经失去了信心，这场叛乱很快就会结束。
1863年秋天的一段时间，在白齐文背叛朝廷倒向太平军后，李鸿章对戈登部队的吝啬做法好像有可能让相当多的官兵效仿白齐文的做法。
白齐文把部队带到敌人的阵营，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他傲慢无礼的做法，他打算率领一支能够取得胜利的太平军进攻北京，他甚至打算劝服戈登也加入他这项伟大的冒险事业中。但他很快就觉醒了。在苏州的城墙内，他无法施展自己无可争辩的指挥才能，那里只有意见分歧的争吵，以及即将发生的分崩离析。太平军中八个“大王”里只有一个慕王目标坚定，决心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其他几个大王在大约三万名追随者的拥护下，已经开始与朝廷将领程学启秘密来往，希望用投降来换取大赦。
白齐文和那些跟他一起投靠太平军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太平天国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戈登提出，只要他愿意接受，他们就愿意回到朝廷的军队，条件是不能对他们的逃兵行为作出任何处罚。在做好这个安排后不久，慕王在太平军的一次会议上就被杀害了，他们打算杀掉最后一个立场坚定的首领，以期为投降争取更好的条件。
在这个邪恶的事件发生之前，在程学启的陪同下，戈登曾与投降的各位大王有过一次会面，戈登向他们许下免死的承诺；作为回报，各位大王承诺可以在暗地里撤下一个城的守兵，把苏州交给朝廷。程学启将军是这个秘密协议的参与者，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不在城里进行抢夺。
在与太平军首领达成这个协议后，戈登把他们投降后的细节交给程学启将军按计划执行。戈登此后便离开军营向李鸿章报道这一情况，并试图从他那里得到额外的奖励，以此补偿他们不得抢夺城内战利品的损失。为了消除军队对抢夺的贪欲，他下令让军队从苏州向外撤行军一天的距离。
但是李鸿章现在认为形势已成定局，便忘记了他所有慷慨的承诺，拒绝了戈登给“常胜军”发两个月薪饷的请求。这件事影响太坏了，因为它降低了戈登在官兵当中的威信，并差点引发一场兵变；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
戈登曾经当着程学启的面郑重承诺，只要太平军首领按条件投降，即可免于死罪。即便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命令，戈登也有权许下这样的承诺，并希望投降者受到人道的待遇。
在几个月前，攻占太仓之后，戈登向朝廷移交了七名太平军首领，后者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和屠杀；他们被凌迟处死。这种野蛮的行刑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反感，甚至上海英军的司令官布朗将军明确地向李鸿章表示，如果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有英国军官都将从朝廷军队中撤走。
李鸿章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个警告，表示以后会用人道的方式处理这种事。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太平军表现出明显的溃败之前。现在，他预见到尘埃即定，他完全可以镇静地期待戈登和英国同僚们的离去。因此，事情的发展已让他不必在压力下实现许下的承诺。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趁戈登不在场时处死了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以免这场残酷的屠杀受到他的阻止。
有关这次屠杀有着各种说法，对其原因编造了各种理由。首先，戈登在极端愤怒中明确地指出，李鸿章不仅下达了处死各位大王的命令，还让苏州遭受任意抢夺。这两个事实都被李鸿章的直接代表人程学启将军证实了。抢夺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李鸿章故意执行的恐怖行动，能起到震慑作用，并把它作为简单的替代筹集军队薪饷的办法，关于这一点，他没有隐瞒事实。
处死太平天国那些投降的将领后，李鸿章肯定没有弄错戈登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的反应，因为事成之后，他回避躲藏了几天，以便避开这个英国人对他的报复。实际上，他一直隐藏到戈登怒气冲天地带着军队撤到昆山为止。但他宁愿冒此风险，不论是戈登的怒气，还是英国部队立即从朝廷部队里撤走，他都不害怕因为他很清楚京城方面不但不会降罪于他还会大大嘉奖他，这是由于他采取了最牢靠的措施来保卫大清帝国免遭这些造反首领的再次叛乱。他知道用这种背信弃义的方式屠杀太平军首领，无疑会抹杀掉自己一部分功绩。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想法是对的；由于战争的胜利，赐给他的嘉奖要远远超过与他铤而走险惹怒戈登所付出的代价。
的确，这些胜利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依照英国的权威人士在现场收集到的可靠证据，对那些投降将领的屠杀行为发生在李鸿章接见他们之后，当时李鸿章在军营里与之会面时态度十分友善。他亲自恭喜了这些首领的弃暗投明，并承诺推荐他们担任清军的高级职务。接下来他说了一番客套话，离去之前将他们交给程学启将军招待。正当他们与程将军安静地交谈过程中，李鸿章安排的刽子手突然朝他们扑去，把他们砍成碎片。
无疑，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两个月后，通过罗伯特·赫德（后来成为爵士）的斡旋，戈登稍微消了些怒气，他同意再次担任原来的职务，这时李鸿章却拿出了一套被狡猾粉饰过的事情经过。为此他还特地发了一份公告，把他的官僚手段说得十分合乎情理，说不仅是权宜之计，也是人道的做法。
这份公告是应戈登的要求才发表的，目的在于公布一个事实：他与遵照李鸿章之命犯下背信弃义的罪行没有任何关系。这份公告的确清楚地传达了这个意思；同时，它为李鸿章的无罪也作出了辩护，让这件事情显得（按李鸿章自己的话说）“总督的意思，尽管看上去似乎与戈登有异议，但事实上是一致的”。此外，为了说明屠杀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李鸿章声称，太平军首领们来到他的军营时，拒绝剃发，拒绝卸下武器等等，“纳王说的话模棱两可，举止十分无礼凶残”。
“所以这位总督为了安全起见，必定会对已经达成的条件做任何的更改。刚开始的时候，总督同意戈登招安这些人时，他对最后时刻他们企图更改投降条件的行为毫无所知。出于对事态之后的发展，面对突然出现的种种危险迹象，如果在没有和戈登将军协商的情况下不采取行动，一切都将为时已晚，那么胜利在望的迹象也会烟消云散。
若李鸿章严格遵守协议，让这些首领活下来并再次走上造反之路，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此后便会受害。如果他们成为第一批被允许投降的造反派，那么原定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然而幸运的是，关键时刻的迅速判断，把这些亡命徒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追随者也是树倒猢狲散，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李鸿章是个很会颠倒黑白的艺术高手，而戈登在文字游戏方面不是他的对手。作为一名英国军官他怀有偏见，他对官僚手段和传统也一无所知，这让他在屠杀发生时无法宽恕这种行为，但到底还是在赫德和其他调解人的引导下，意识到有关苏州投降的和谈、承诺的大赦、交好的酒宴以及安排的屠杀行为都遵照了中国政治的经典传统，这种传统从远古就开始有了。
在这幅场景中，富有骑士精神、讲究诚信的戈登显然不符合以上传统。根据李鸿章的观点（注意，这就是从中国官僚的观点来看），戈登对那些太平军的性命十分担忧，为自己的誓言遭到破坏感到万分震怒，但这种担忧和震怒既不诚实也很荒谬。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划分东西方的鸿沟，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戈登都无法跨越。
在占领苏州两个月后，戈登在昆山还是沉浸在愤怒的思索中，懒于理事，撤下的“常胜军”也越发不满，愤愤不平；李鸿章觉察到了敏感的局势，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受到过威胁，于是他被迫在支付军饷时表现得大方一些。戈登急于看到受罪的中国人民从内战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经人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和李鸿章和解。
1864年2月，“常胜军”恢复了征战的状态，不是因为戈登喜欢或者信任李鸿章，而是因为在平静的反思后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为英国提供最好的服务，即终结这场毁灭性的持久动乱，哪怕这需要采取他不喜欢的方式。5月份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太平军毁灭的结局，因此李鸿章的直接目的就是确保遣散戈登的军队。李鸿章怀着经典学者本能的恐惧（这并非不合理），担心散兵游勇会叛变、敲诈以及搞破坏，当“常胜军”的任务刚完成后，他便大方地打开金库，立刻打发欧洲军队从中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和戈登告别时他的心情可谓恼怒多于悲伤，因为这个直率的军人像通常一样坦白地对金钱和虚伪表示了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皇帝赏赐的礼物和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还直率地表示他对李鸿章毫无敬意，如今李鸿章已经成为了清朝杰出的保卫者，踏上了财富与权术之路。
但是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李鸿章与戈登的交往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而永恒的印象，让他在后来处理外交事务上收获很多。
李鸿章，和戈登十分相似，那就是在他们辩论的高潮中容易对持异议者发怒，而且什么事情都讲究速成；他性情十分急躁，不近人情而且有时候极其容易发火。但他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而且这个勇敢的英国绅士的高尚品质也从未被他忽视。此后在时间的医治下，戈登在他自尊心上留下的伤痕愈合了，他也忘掉了不愉快的时光，只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戈登这方面，是既不会释怀长恨也不会记恨不忘。
亚洲大陆隔在这两个人中间，他们都能做到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他们的确也做到了。于是在戈登离开中国三年后，我们发现李鸿章以戈登为例，向皇帝证明了外国人的率真个性和值得信任的特点。在适当的时候本书会引用这份着名的奏折。
16年后，当中国和俄国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寻求戈登将军的帮助。在戈登给中国政府提交的建议里，很无情地点到了中国的软弱性。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建议也有利于阻止他们之间的敌意继续发展下去。建议没有让李鸿章信服，也没有阻止得了他去做有利可图的蠢事，就是把钱胡乱花在军舰和武器上；但戈登的建议恰好和李鸿章向皇帝提出的和解之策不谋而合，这个计策与左宗棠和醇亲王的主战派相对；而且，这个建议还有助于李鸿章用自己的观点劝服皇太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确保免去崇厚已经宣判的死罪，后者在圣彼得堡的谈判中因将固尔扎割让给了俄国而被判了死刑。
戈登这次留给李鸿章的备忘录直率地强调了中国军事面临的财政困境，这个观点显然与他不愉快的经历有关，如果换了一个比李鸿章气量小的人，也许会疑心作者是不是要和他翻旧账。但李鸿章不是小心眼的人，而且他太熟悉戈登了，知道他的话是大公无私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