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生涯时，很明显，我们的记录必定会与对其官宦生涯以及外交成就的记录发生某些交叉和重叠。例如，李鸿章在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为官员的地位决定的。很明显，那种地位和他在国内政治领域最深处的信念是不相同的，其结果会损害他一贯的外交家的名声。总的来说，不管怎样，他在处理涉及维新派改革纲领，即教育、对古代传统的社会解放、君主立宪政府和宗教宽容这些问题时，他表现出了对哲学的客观性和自由思想的惊人包容，没有因为作为官员和外交官而产生偏见。他虚怀若谷，判断敏锐，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他的官僚同事。
必须记住，在中国，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明确区别官员和政治家，因为许多时候，中国人理解的政治还是由官员所产生的士绅阶级享有的专利。
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尽管所谓的共和派人士不断地吵闹叫喊，并发动了把满洲人赶下帝位的起义，但政治仍然很少或没有吸引人民的注意力，而只是吸引了以新闻界为主要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努力争夺官场利益的政客们。在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国确实存在某种类型的政治党派，但其存在和奋斗的目标总是脱离不了地方派系争夺地盘和权力的长期斗争，而不是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明确分歧。
李鸿章作为安徽人，生来就属于有权的派系，这一派从1860年至1890年跟湖南派（以左、曾两家为首）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实际上，这些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是经济之争而非政治之争；这些斗争都是遵循官僚作风彬彬有礼的规则进行的，通过秘密的弹劾和御史的奏折，或者通过宫廷阴谋和策划，或者通过有组织的贿赂和腐败。在欧洲列强和其贸易来到这里并在天朝的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前，这些派系代表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观念；不管哪一边产生了一位大学者或一位镇压叛乱的成功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这一边都会依照财富比例和任职比例而成为较强的一派，他们便会承蒙朝廷的恩惠处于命令和管辖的地位。
由于传教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列强逐渐在清政府的国务和财政上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当“西学”开始在维新派的成长中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当政党之间不断基于思想观念的分歧出现，安徽派和湖南派在行政改革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国家政策路线。于是，1870年后，安徽派在杰出的领袖李鸿章的带领下，开始代表稳健的进步思想，而湖南派则代表了毫不妥协的保守主义。后来，随着睿智的本土新闻界在进步人士的指导下得到成长，不但这些地方派系，而且整个官僚集团都粗略地分为进步派和保守派，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斗争由此也得到不断的修正。
最后，一个因素的出现干扰了两个党派，那就是海外广州人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的追随者集中在华南和华中；这些情况使朝廷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官僚集团整体上的裂痕，整个统治阶级被划分为满洲人统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近似于国家民族思想感情的东西产生了，孙中山和其他广州人领导的革命活动得到了相当多官员的秘密支持。康有为能够接近光绪皇帝并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得到他的支持，原因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被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导，认识和预见到独裁的清政府必将终结。这样，在朝廷正统支持者看来，改革就和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国内政治的整个进程复杂化了，因为许多已经被证明是进步派的人士为了表明忠诚而被迫扮演保守派，这种情况在李鸿章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为了准确理解李鸿章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支持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并支持她1898年9月对维新运动残酷镇压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前后矛盾，我们必须对当时中国政治演化做出初步的解释。尽管表面上正好相反，但其政策的进程整体上是根据李鸿章声称的那些信念，而这些又是他阶级偏见与文学贵族成见的必然结果。他在细节问题上调节政策方向以顺应当时的环境，但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例如他对朝廷的儒家学者式的忠诚）他始终如一——这在他对于海、陆军重建的政策方面更是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李鸿章始终坚守着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他在各种事业生涯中的所作所为。第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第二，来源于第一个原则，即地方当局坚决遵守与外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第三，是他以同时代人榜样的力量来强调的原则，即为了成功地和外国人交往，必须首先了解外国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直接的个人交往。以上三个原则都与他的观念密切相关，并受其局限，他绝对相信儒家哲学的伦理道德要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实际首脑慈禧太后的毫不动摇的忠诚。
如果承认这些原则的存在和它具有的力量，如果也承认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军事组织者的生平，证明他具有实在的政治才能和一贯的主张，那么，我们同时必须得承认，他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毕生事业中不包含任何清楚明确的建设性政策。根据密吉先生的判断，他作为外交家之所以享有盛名，在于他是以个人而不是以一个党派代表的身份，站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毕生致力于在新、旧世界执行一个权宜之计。就连密吉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方法在整体上是遵循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如果说他外交政策的方向是如此，那么他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就更是如此。他的机会主义几乎完全仿效慈禧太后，表现为对那些能够触及或影响宫廷政治的舆论的掌握和操纵，而且他还拥有慈禧太后同样的精明才干，能从反对力量造成的后果中保持有利可图的平衡。
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名值得钦佩的政党政治家。对他不幸的是，在他的时代绝对没有机会对愚昧的（或者说对政治无知的）群众发出雄辩的呼吁。尽管维新派声称情况不是如此，但在封建体制中并无构建政党机器的基础——不可能有投票箱，甚至连那种让选民在两个同样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中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李鸿章这样注重实际的人来说，孙逸仙和康有为的梦想虽然令人感兴趣，但是无利可图的：从他们不负责任地谈论投票和选举、议院和民主政府之类的话题中，除了得到造反（他不愿意造反）的罪名外，一无所获。他很清楚地预见到，这种试图建立不实际的尝试，其结局（在他去世十年后确实发生了）是维新派的梦想最后变成议员无耻地争夺公共管理肥差的可悲境况。但是，如果说政党政府在中国具备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政治上半觉醒的选民，存在为其解释疑问的材料，存在民主化所需的政党基金，那么，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政党领袖和总理。
李鸿章或许没有建设性的政策，但他肯定是“执政党、在野党”游戏的高手。如果没有一群贪婪的亲戚和地方亲信对公款的掠夺，如果他能把政党政治的机构变成囊括了能说会道的律师和精明敏锐的金融家的方阵，那么，他的天才就会有用武之地。
李鸿章总是把等等看的耐心和过人的天赋结合起来，在关键时刻观察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他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源泉，只有在危险时刻才更加引人注目，他具有某种爽直的和蔼，具有让人顺其所言的机敏的能力，这就使他可以成为政党机器的理想操控者和事件发生后舆论的合适代表者。
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完全被其环境的局限性确定了。由于以上解释的原因，他的角色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安徽派对湖南派明争暗斗的领导人；接下来，广州立宪改革派不切实际思想的温和反对者；最后是义和团运动计划的全力反对者。
李鸿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他终身都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了他所有重要的对内对外政治活动，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直到中国通过教育和防御准备，能抵抗攻击为止。他毫无疑问地和张之洞一样排外，因为他内心鄙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是中国高官中唯一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敢于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愚蠢行为的人。如果中国强大到足以把外国人赶进大海的程度，就像端郡王宣称的那样，那么，李鸿章将是第一批为此祈祷的人；但他知道那种愚蠢只是一场梦。所以，他坚定了避免与欧洲人发生冲突的政策。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态度涉及的方面就更多了。从就任直隶总督起，他政策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鼓励所有部门“学习外国”。教育改革的确在他的国防准备计划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内容都指向了经济战和工业战；他倡导在公共服务领域雇佣受过西方科学技术培训的人员，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支持引进铁路和电报。他鼓励官员迅速告别所有的官僚传统，其方法是把官职授予一些第一批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广州青年（容闳的实验），其中有些不具备在当时对于中国官员而言不可或缺的资格（指通过科举考试）。
除了在外国教官指导下的陆军和海军学校之外，他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医科学校，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他对欧洲医学优越性的信任。事实上，他的政策否认了一个古老的信念，即一名学者只要能够随时引经据典写出一篇翰林文章，就有资格在战场指挥军队或管理一方的财政。李鸿章本人的事例证明了这个传统，而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没有偏见的进取精神，表明了他的政治才干。
由于十分之九的维新派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所以，改革者自然都期望得到李鸿章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他们的纲领避开革命政治，如果康有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以推翻朝廷作为目标，他们的期望肯定能得以实现。只要改革运动在一条合乎宪法的温和路线上，李鸿章的态度就会同情他们；他最终反对康有为和其合作者，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这些人试图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想跑步。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和慈禧太后一样，是建立在“得体的方法”基础上；如果有确定的目标，他相信目标明确的改革，却不相信革命。因此，他人生的晚期，处于火热的广州革命派和支持义和团的满洲人之间，遭到双方大部分人的顾忌和猜疑。
根据广东作家林文庆的说法，李鸿章在南方并非不受欢迎。他说：
“李鸿章的确把难以治理的广东省管理得秩序井然，因为人们对他感到害怕。他年轻时凶恶的形象仍在乡村中传播，他或许会夸耀说他的名字为百姓所敬畏。”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当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已经被义和团运动的混乱所吞没。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半美国化的广州人以康有为的追随者和满洲人死敌的身份写作，表明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李鸿章虽然在政治上有个人的倾向，但他实际上是中国真正改革的先锋。”
林文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把阶级利益误认为国家事业；他和其他广州人在那个时期对这个直隶总督表示的钦佩，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李鸿章为他们打开了防卫森严的文人学士的禁区，邀请他们进入省府衙门的高位。
在1898年9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慈禧太后禁止了光绪皇帝愚蠢的梦想并将他幽禁，李鸿章在他的职位上感到不舒服，对改革派感到失望；但是，对他很了解的人从不怀疑他所采取的政策。像张之洞和刘一坤（长江流域的两位总督）一样，他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的时候所写的政治和经济论文很有兴趣；跟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一样，他也称赞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用优美的文字阐明他们的新思想，他还帮助他们将这些着作引入宫廷。这种态度与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整个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他支持这些自称“通鉴编纂者”的人物，因为他们和他吸收欧洲技术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想法相吻合；当他们想要改变这个顽固守旧的政府的发展方向时，李鸿章却在一旁观看，悲痛多于愤怒，任由事态按“老佛爷的圣怒”所导致的残酷进程发展。林文庆说：
“李鸿章对改革派私下表示同情，但在公开场合则保持疏远。当然，李鸿章知道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但他自己的改革计划已经悲惨地失败了，以至于他或许觉得自己的麻烦刚刚过去，不应该立刻去捅马蜂窝。他没有更加迫害改革者的温和态度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良知。当他奉命捣毁康有为的祖坟时，他没有按旨意执行；当改革者的亲属被他抓到时，他只是把他们囚禁起来。但他不敢公开跟老朋友的关系，也不敢表露对他们的同情。”
李鸿章喜欢把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招揽到身边，安排在他的总督衙门里工作，有唐绍仪、伍延芳和罗丰禄等，他还雇佣许多欧洲和美国的顾问和雇员，这证明了他进步的倾向；但康有为的运动本质上是政治的和反对满洲人的，如果说改革派大体上对李鸿章没有支持这个运动而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必定是不懂得区别对待他的事业和公众的评论。
另外，林文庆说的很公正，李鸿章自己的地位此时很不稳固，他应该小心谨慎。他从海外归来，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就隶属于恭亲王和荣禄，不再像担任天津总督时那样拥有威望和权力。他的敌人众多，狡猾；在一些秘密奏折里，他被指控把大清帝国北方的一大块工地出卖给了俄国人。
康有为及其朋友给光绪皇帝的进言权迅速崛起，他们更为大胆，从来没有倾向于和解；那些拒绝完全接受他们炽热改革理念的人被指责为对抗皇帝的反动派，并被排除。翁同龢是康有为在朝廷中最初的支持者，但是在6月15日被革除职务。一直是制约力量的恭亲王在两周前逝世，荣禄被任命为天津总督，让总理衙门处于庆亲王无力的控制之下。李鸿章的命运转折发生在9月7日，当时他被解除官职。事实上，改革派并不打算把这个老总督列入同情他们的名单；然而，正如林文庆和其他一些人所证实的那样，李鸿章对他们并没有恶意，对后来那位不幸的光绪皇帝的遭遇，也没有感到高兴。
相反，李鸿章正统的儒学思想和对朝廷威严的深深敬意使他冷漠地对待慈禧太后的反动行为，最后则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慈禧太后打算把光绪皇帝赶下宝座，并进一步想羞辱他，整死他，这激起了满洲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