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得知庆亲王抵达京城的消息后，服从了朝廷一再坚持的命令，于9月14日离开了上海前往北方。在天津，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李鸿章的态度和俄国对他健康状况的过分关心又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这也更加坚定了这位老人的决心，让他更加相信俄国人，相信俄国人有办法解决未来的事情。至少他总能得到太后的赞同和支持，因为俄国公使馆承诺保护了她许多义和团的亲信，并许诺把大太监李莲英的名字从列强的黑名单上抹掉，从而赢得她的感激之情。此外，俄国公使已经尽力全力让外交机构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谈判的代表，并且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尽管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都因为怀疑而有些犹豫。
李鸿章回到了北方，年老的肩膀最后一次扛起了重担，弥补了他的政治对手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后果。在离开上海之前，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奏折，弹劾了端郡王及其同党，他不仅在奏折上签了名，还得到了刘坤一和张之洞两位总督的同意，后两者都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李鸿章在这份奏折里说到，如果义和团的首领们得不到严肃的处置，那么就不可能指望成功的谈判。但和平时一样，张之洞否认自己在奏折上签了名字，但是皇太后接受了这个劝告，下令惩罚她之前的顾问，这样一来，李鸿章又带着往日的自信重新掌权开始面对外交使团了。的确，靠着俄国公使团的支持，他逐渐采取了一种对各国代表有着小小冒犯的态度。
比如在11月，他给各个公使馆发去了一份典型的不太礼貌的公文，抱怨联军在保定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建议把中国军队调进京城“以期维持秩序”。他在京城的住所由哥萨克士兵保护，他本人与俄国公使的关系也最为亲密。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俄国人的篮子里。
尽管皇太后和她的许多高官对俄国的保护都存有感激之情，但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这种保护的背后将是沉重的代价。由于他提议整体地或部分地兑现这些代价，所以他自己肯定会被朝廷、御史和同僚们谴责为卖国贼。
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后，紧接着《满洲条约》的内容也在10月底公布了。这些条款向全世界暴露了俄国出于“无私的友谊”而索要的报酬，于是立刻激起了长江流域总督们的愤怒抗议。李鸿章又一次地陷入了困境。
3月份的时候，李鸿章曾向朝廷保证俄国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只是暂时性的。在议和协议签订之后（9月7日），朝廷以他的保证为根据，命令他和同僚们向俄国公使提出正式请求，让俄国军队从满洲三省撤退，恢复中国对山海关铁路的控制。生来不诚实的庆亲王背弃了李鸿章，支持了朝廷的这个决定。李鸿章询问了皇太后，是否还有他法可取，以期让她恢复理智。难道要从英国或日本那里获得帮助来对抗俄国吗？
这时已经是10月底，这个老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可恶的坚持要从他身上割肉的雷萨尔公使，一边是中国完全孤立无助的深渊，但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承担这一大堆的麻烦。长江流域的两位总督已经联名上疏反对批准《满洲条约》，而且得到了朝廷的赞同。这就好比满人吃掉了大饼，却还希望大饼还存在着。
李鸿章奉命提醒他的俄国朋友，他们反复承诺的会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他们提出的条约却企图破坏这个承诺。不过雷萨尔公使愤怒地说，他还记着在最需要“友谊”的时候李鸿章在私底下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对此李鸿章感到十分的不安。日本人也表现出急躁的好奇心；英国人虽然正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南非的德兰士瓦，但也明显心神不定。所以从俄国人的角度看，必须用木已成舟的事实来面对他们，让中国政府自己“让步”。
11月初，李鸿章卧病在床了，毫无同情心的雷萨尔公使一直在烦扰着他。到了同月7日，李鸿章便与世长辞了。对他来说，或许无法逃避的人生结局是一个逃避困境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却是一种残忍的方法。他把满足雷萨尔公使的任务留给了庆亲王和王文韶，如果在他们讨论五个月后将会签署那份条约时，他那无法安宁的灵魂还在京城上空飘荡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看到那些同僚和批评者无可救药的无能为力，从而得到一些快感。
即使我们承认李鸿章和俄国的外交关系是一种仅仅能够应付眼前事务的机会主义，即使承认他可能是一个从祖国的困境中捞取好处的人，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他在棋局中走的每一步都有合理和肯定的目的，在整体上都对中国的需求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国际政治局势也有着明智的理解力。所以他不同于中国官场上那些引人注目的精英人士，也不同于旧政权里墨守成规的保守人士，也不同于维新派的进步人士，他们中的每个人从来都没有根据对中国以外的人和事去制定一项可行的政策。
李鸿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俄国的“友谊”，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从对他的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了解看，有理由相信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幻想的态度；他之所以和莫斯科交朋友，那只是因为他在1895年的确需要朋友。当那一天来临时，不是他而是慈禧太后的愚蠢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是支持义和团运动，而这种态度给俄国提供了机会。
如果不谈李鸿章在欧洲和美国的成功游历，那么就无法对他作为外交官的生涯做一个完整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远游。这位中国外交界的第一把手当时已经73岁，除了前一年曾出使日本外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是他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仍能保持镇定、处变不惊，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给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们提出建议，对于他们迅速崛起的文明导致的道德沦丧他还将之与自己国家的道德进行了比较。他的言行给全世界的媒体提供了六个月的具有异国风情的有趣话题：他讨论的人和事的方式，不仅有世外桃源般的天真幽默的批评，还有出人意料的唐突言辞。
所有在天津衙门里认识李鸿章的人都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态度是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东方式的微妙又神秘的气氛。
为了制造这样的氛围，他带着一个选举代理人所具有的新闻工作者的本能利用了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他在欧洲诸国首都表现出的神情给他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带来了荣誉。不管是去哪里，他都会让有产阶级感到惊讶，结果充分表明了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回到中国后，他对一位在天津的英国朋友谈到了这件事情，说中国官员对欧洲事务的无知程度并不超过欧洲政治家对中国事务的无知程度。无疑，这位年老的政客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让他陷入了深思，他在余生中对外国人的态度比起游历之前更有礼貌，且少了一些嘲讽。
我们已经看到慈禧太后派李鸿章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他置于其朝廷中的敌人和批评者的打击范围之外；同时，俄国商讨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以期对付日本将来的侵略，能够让他挽回在《马关条约》签订中丧失的一些威严。在李鸿章耗资巨大的军备被击败之后，对慈禧太后来讲，要想支持他在天津对付御史们的攻击是非常困难的，让他留在京城也是不明智的办法，所以卡西尼伯爵邀请他参见沙皇的加冕礼正合太后的心意。他把旅程延长至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也是为了能让他多些呼吸空间；同时，李鸿章希望在休闲中办点事情，劝说英国政府（因为它最感兴趣）同意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海关进口税。
在欧洲和美国，很少或没有人知道李鸿章在国内的危险境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得到了近似皇室成员般的待遇，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外交任务是朝廷给他这个中国最显赫政治家的至高无上的尊荣。李鸿章和精明的翻译兼秘书罗丰禄对于这种观念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当有人认为李鸿章在订购大量的军备、铁路建材和军舰时，他们也不否认。相反的是，无论他到哪，这位大清帝国的使臣都要参观一下造船厂和兵工厂，非常热情地打听产品的价格，但是他没有预定，因为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权进行购买。
但是他被视为中国未来口味的总调剂师，他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所受的待遇增加了他作为儒学家面对西方自称的道德和行为优势时所怀有的嘲讽态度。就像科迪埃公使曾公允地观察到的那样，欧洲人之前从未在中国人面前暴露出缺乏尊严或如此的道德低下；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既丢了钱还弄得十分难堪。
密吉先生令人敬佩的着作《英国人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精准有趣地分析了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的活动，虽说这本书已经于1900年出版，但很奇怪的是他对李鸿章的海外游历只字未提。更遗憾的是，对这位老政治家在这次值得纪念的远游中的思想、言辞和行为都没有进行可靠的叙述。如果我们有可能获得这个旅行者对俾斯麦、克虏伯、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克利夫兰总统的看法的真实记录，能够知道他在很短时间内见到这种文明以及看到德国步兵和英国舰队时的想法的话，那将会是多么的有趣啊！
李鸿章对记者所说的几乎都是玩笑话，是他通常乐意想说就说的话，或者对于客人来说是不太适合的话。他那忠诚的美国秘书兼知己毕德格先生保存了他1901年前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一定记下了这些事情，但不幸的是，自从他去世后，这些日记都找不到了，这让全世界都无法知道李鸿章内心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还保留着他那高傲冷漠的姿态和令人不开心的对比习惯。
李鸿章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因为自从他确定了国家外交政策之后（也就是说，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国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降低到仅有的自由贸易了。李鸿章很快就意识到科布登主义（科布登主义是一个经济理论，以英国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科布登的名字命名，主要论述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对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的英国的麻痹作用，并预料到这种放任自由主义原则的后果，这个后果在帕莫斯顿勋爵去世后的远东地区出现了。
1860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英国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十分积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开创性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得到了英国政策的承认。但从1870年起，我们对京城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个时候引进的政治系统反映了影响到外交部门的新精神，也反映了感情用事、软弱无力的贸易主义新理论，这种理论逐渐破坏了帕莫斯顿的传统。商业部在约翰·布莱特先生的管理下，开始轮流用强制和安抚的政策，这种政策无力而举棋不定，迅速把英国在中国的外交和领事事务缩减到无法自立的地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特征基本没有变化。通过减少接触来减少摩擦已经成为英国和中国关系的基本立场，所以对英国和中国的利益同样造成了伤害，结果是英国的政策在坚持条约权力和宽容对待条约的违反之间犹豫不决，一边强烈抗议其他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一边又徒劳地用相同的行动来恢复英国的威望。
李鸿章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让他很少误解外交言论中的精神，也很少弄错外交交往中遭到拒绝或规避时有利或不利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嘉理”一事和《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种睿智而精准的思想，能够看透导致中国对外国贸易敞开大门的治国之术显着变化的原因。他对英国事务的了解程度并不能让他分析出英国对外政策为何退化；但他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操控英国命运的政客是非常虚弱的，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负担感到畏惧。李鸿章最终把英国当作一个小店的店主，其国家理想就是在最便宜的市场进货然后以高价出售，它在中国的整体政策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护既得的贸易利益，只有除了利用某一亚洲国家的手段外（指印度，印度被英国征服后彻底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李鸿章得出这样的论断后，就坚持以此为准处理他和英国官员的外交关系，但是无疑他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混淆了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政府的性格，因为英国政府是政党机器的产物；然而从他在这件事上所犯错时两国交好，所以没有给他带来惩罚。
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李鸿章是典型的代表，因为他不服理，却总是屈惧。就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只有实力才最让他信服。他十分看不起那些非常有力量却不愿意或害怕运用这些力量的人——英国于1885-1905年在中国就是扮演的这样的角色。但是，除了政治以外，他对那些有别于商人的英国官员的值得信赖的品格抒发了真诚的钦佩之情，并且在这些官员中结交了很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