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立场考察李鸿章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并且把它和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李鸿章从总体来说是害怕日本这个对手和它背后的力量，但他和俄国代表打交道时却没有这样不安的情绪。他从早年开始，实际上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相信俄国绝对不会放弃实现穆拉维也夫的梦想——即俄国实行向东推进的战略，以期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1885年起就成为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潜在危机了。
当李鸿章意识到这个危机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并没有像日本的侵略那样令人恐惧不安，直截了当。此外，李鸿章的政策似乎很频繁地受到他个人情感的影响，他同情俄国人的气质和文化，同情他们随和的半亚洲式的宿命论脾气，同情他们的君主独裁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统治手段。他赞美沙皇广袤的疆土，赞美那种一贯连续而不受约束的独裁统治，还赞美政府对“愚民们”的友好鄙视。从政治上看，也许有些东西能让京城的清政府和高官们长久地放心，因为就在海外蛮夷带着军队冲到京城的近两百年之前，俄国人在北京已经有一个常驻的使团，其行为都是和平友好的，并对中国带有适度的敬意。
撇开思想感情不说，我们曾有机会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外交总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手段，无疑他在1895年之后和俄国的交往受到了沙皇、卡西尼伯爵和维特伯爵强烈个性的巨大影响。在他打交道的所有日本外交官中，只有伊藤博文伯爵除外，其他没有一个人不像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似乎是一个无聊又令人生厌的观点解说员。“大日本”的典型使者总是表现出冷血的礼貌，往往冻结了李鸿章和蔼可亲的活力，让他无法发挥在对待俄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时所采用的那种活泼甚至无礼的亲切感。
李鸿章第一次和俄国接触是在1862年，当时驻京城的俄国公馆秘书佩奇洛夫奉命与李鸿章和其他中国官员商讨由俄国提出的、与英法合作镇压太平天国一事。对李鸿章来说，他当时已和华尔和白齐文指挥下的外国雇佣军“常胜军”产生了很多不快，所以他不想再看到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组建另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建议完全暴露了俄国政府当时的主要企图，即通过及时地展开同情心和承诺的协助在北京获得一些“颜面”，因为当时的俄国没有兵力可以投入，也从来没有派出过任何兵力。
一批步枪和其他军械经由蒙古运到了京城，但消息灵通之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武器是不是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年前，埃尔金勋爵和格罗斯男爵敲击京城大门的时候，伊格纳吉耶夫将军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李鸿章不安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此外恭亲王也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曾有人劝诱他把滨海省和弗拉迪沃斯托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勇猛的俄国将军，作为他所说的（完全是想象中的）“劝说”英法代表在条约签订后从京城撤军的报酬。
俄国人在那个历史时刻表现出的狡诈是李鸿章自然称道的智慧，尤其因为在这个事例中他不是主要的牺牲品。事实上，俄国的政策总体来讲是观望等待。它采用和平几乎是恩惠的方法吞并了中国西北方管辖松懈的属国；在严重危险的局势中，它又会抽身而去；最重要的是，它会照顾中国人的“颜面”问题，掩盖中国失去威望的事实，所有这些都自然让李鸿章佩服俄国人的做事方法，即使在他怀疑他们的动机的时候。李鸿章害怕携礼上门的客人，但他更讨厌一个不带礼物的蛮夷。
俄国在和平渗透的目标上前进的下一个机会发生在喀什噶尔，这是因为在那个地方中国政府管理松散，使得阿古柏在当地造反。多年来，俄国通过中亚的浩罕汗国缓慢而坚定地向东侵略，直到伊犁河谷。
1851年，柯瓦莱斯上校签署了一个通商条约，因此俄国在伊犁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设置了殖民点。1863年，东干族部落发起了分裂活动把中国主权的代表从喀什噶尔赶了出去。此后阿古柏领导下的叛乱势力越来越大。喀什、叶儿羌、和田、莎车，一个又一个重要之地被占领。
有一段时期，似乎一个新的大帝国注定要在中亚部落间的纷争中建立起来。在这时，阿古柏被视为一个重要人物。英国派遣了两位特使来到了他在叶儿羌的宫廷（1870年和1873年），而俄国人则在1872年和他签订了一份通商条约，从而认可了他的势力。然而在这个时候，沙皇的军队有条不紊地划出边界，要求继承大清皇帝乾隆通过武力为中国挣来的伟大遗产，而这份遗产现在从他不肖子孙的手里溜走了。
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之后，突厥斯坦政府成立了。最后在1871年，一支俄国军队占领了伊犁，理由是喀什噶尔当前的混乱状态对俄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伊犁已经在1866年的造反中脱离了北京的控制，但是中国政府好像没有兵力来恢复被占领的地区。在这种局势之下，俄国驻京城的公使弗兰加利先生通知了总理衙门，说一旦吉尔吉斯等部落安定下来，边境得到了安全，那么伊犁将被归还给中国。但俄国并没有料到，左宗棠胜利的征战粉碎了他们继续合理占领伊犁的希望。
左宗棠在1877年结束了阿古柏的叛乱，收复了新疆南部的八个城镇，但在进军的沿路上却留下了一片荒芜。现在到了俄国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但俄国找到了几个似乎合理的借口拖着不从固尔扎撤军，并提出了一些细枝末节让整个事情复杂化。于是，恭亲王的亲戚崇厚奉命前往俄国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878年2月的时候抵达圣彼得堡。
崇厚是一个脾性随和的官员，对商讨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了解，他同意为俄国支付500万卢布的赔款，同意为俄国的砖茶贸易开辟一条新的商队路线；最后他违背了总理衙门的命令，擅自同意“修正边境”，这使俄国仍占领了该地区十分之七的领土，包括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以及乾隆时期通往木扎尔特山口的着名军事路线。
崇厚的失败不仅仅是由于他对喀什噶尔地理完全的无知，还是由于他得了严重的思乡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回国。所以在沙皇居住的里瓦几亚，他签署了以这个地名命名的条约（1879年10月）后，就迅速回去了。在他匆忙之中，把本来应该打了胜仗之后向对方提出的要求送给了俄国。他在1880年1月回到了京城，随后被革职交至刑部宣判处死。在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李鸿章的表现尤为突出。
之前已经提到，崇厚是恭亲王的亲戚，而恭亲王此时正与李鸿章一起压制京城里以醇亲王和左宗棠为首的保守派，他们的态度倒向排外及普遍的沙文主义。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带领下的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抗议，威胁说处决这位外交使节会损害中国政府在文明世界的形象。但以张之洞（即后来的“学术破坏者”）为代言人的保守派敦促政府执行死刑，理由是“我们的愚蠢使节遭到了俄国人的哄骗，所以俄国人为此付出的东西要以百倍的代价偿还”。笔者有机会查阅了张之洞的相关奏折，以下便是其中的摘录。整篇文章很清晰地表现了张之洞在政治上的精明之处，以及他与李鸿章终身为敌的原因。在奏折中，他提出要和俄国血战到底，他说：
“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臣饷，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曰，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张之洞的观点得到了御史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成，他们谴责李鸿章的让步政策是故意为之，是一种贪财的叛国行径。曾有一段时间，李鸿章的处境非常不佳，甚至十分危险；但事情的进展说明了这此事件和其他任何时候一样，在京城里他是唯一一个能认清国际局势的人，并能够利用紧迫的国际向势达到他认为对中国有利的目标。他清楚并能充分利用的是英法两国都急着（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劝阻俄国在远东实行军事冒险的政策。
李鸿章知道，虽然俄国在中国水域能够炫耀其海军实力，但圣彼得堡的主战派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俄国发动亚洲战争的。所以李鸿章对“吠犬”
的争吵声毫不理会，仍采用他明白的外交方式进行辩论，最终崇厚免去了死罪，他也完全脱离了京城的困境，并对《里瓦几亚条约》作出了令人满意的修订。和往常一样，他几乎是单打独斗地获得了这些战果，因为他能让信息闭塞却又精明的皇太后相信，主战派的计划是没法结束灾难的，（在此有必要离一下题。请读者注意，如果不是日本在1894年坚定地发动战争，李鸿章无疑会以他同年主张的同一个政策获得几乎一样的成功。）李鸿章一方面劝诱俄国人同意修订《里瓦几亚条约》，另一方面又要在总理衙门制造一种和解的氛围，他必须公平地对两边都好言相劝，同时又要施加压力。法国和英国公使愿意和总理衙门接触，催促其免除崇厚的死罪；因此，在圣彼得堡的曾侯爵奉命通知俄国政府，说事情已经解决。
李鸿章急着了结这些事情，所以用自己的名义给曾纪泽发了份电报，劝说他在修订条约时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不清；他知道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兵部尚书正从京城给曾纪泽拍电报，但他说的意思和李鸿章的意思恰好相反。俄国政府对总理衙门有关崇厚一事所作的让步感到满意，所以在劝说之下，俄国同意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庄重地宣称，在战场中如果没有增援部队，他将无法抵抗左宗棠的军队，所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李鸿章想起了戈登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看法和他在世界范围享有的威望，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即请这个着名的游侠骑士速速来京，关于打仗还是讲和的问题希望他给出意见，接着让赫德爵士去谨慎实施计划。当时戈登特别繁忙，正准备去印度和桑给巴尔去实施他所幻想的风车。但是当他一接到请求后就赶往了中国，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京城和全世界都知道他会劝说政府花一切代价进行和谈工作，并知道他会说李鸿章在现代化军备中花费了太多的钱。
在李鸿章的引导下，总理衙门原来以为戈登会接管军队的指挥权，率领部队去攻打俄国；所以当他们知道戈登在上海新闻界发表观点时，他们感到非常懊悔。戈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赫德爵士给他发了一份电报（他没有理睬），劝他不要进京。后来戈登进京了，和李鸿章、恭亲王等其他大臣进行了一次次的见面，然后直接返回了英国。他提出的意见尽管不合主战派的胃口，但毫无疑问是有点作用的，因为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好斗了；同时，他的意见也给主战派们提供了一个反对李鸿章的新武器，因为戈登宣布李鸿章用西洋方法操练的军队和舰队是没有办法让中国免于羞辱的。但是李鸿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保留了自己的态度。
《里瓦几亚条约》的谈判重新开始了，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新的协议，最后中国挽回了颜面，俄国归还了谈判中的大部分领土。根据新条约（1881年2月12日签订），特克斯河谷和木扎尔特山口还归属于中国，双方在谈判中都没有强调俄国保留了对这些战略要地的所有权。在外交上，中国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李鸿章从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官帽上插上了新的很漂亮的孔翎。
但是，主战派远远没有被击垮，其带头人也无论如何没有因修订过的条约而高兴。他们暂时被迫接受了慈祥太后赞同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左宗棠的支持者中的激烈分子公开表示了不满。
左宗棠在1881年2月底返回了京城，马上在总理衙门抨击了这个条约，他采用的言辞其中的本质和20年后义和团的支持者所采用的非常相似。左宗棠对李鸿章流露出的西方思想和和解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鄙视；他完全相信中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能够击败俄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他把这个新条约说成懦弱的协议，建议朝廷一劳永逸地赶走可恶的蛮夷，因为他们的出现给大清帝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危险。但下一个20年的历史注定会证明，1901年，中国官僚深受这种愚昧无知和民族自大的影响，一系列的灾难和屈辱会让大清帝国支离破碎。
李鸿章是一群瞎子中的独眼人，他没完没了的任务就是和这种无知和自大作斗争。但是，他对固尔扎事件的成功解决获得了慈禧的赏识，后者再也没有倾向于左宗棠的猛烈抨击。1881年11月，李鸿章一箭双雕：他把对手刘坤一从南京总督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还通过把左宗棠放到这个重要的位子上与他巧妙地握手言和了。
固尔扎事件结束了10年后，沙皇皇储尼古拉斯二世（即现在的沙皇）在游历了印度、中国和日本之后，开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下令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中国政府仍然坚守着自大的传统，所以没有在恰当的时候约束这个未来的沙皇。而张之洞，这位武昌的总督，竟然愚蠢到粗鲁无礼地对待了这位俄国未来的皇帝。但是俄国没有公开表示仇恨，没有向京城提出抗议，也没有把中国与日本接待沙皇继承人的态度进行令人反感的比较。这条铁路大干线很快就让中国的满洲受到俄国的控制，它的建造是一个不祥之兆，或许对任何一个有眼睛看、有耳朵听的政府来说，它传递了一个警报，虽然俄国温顺地接受了冷落和无礼，但是总理衙门不仅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
对于李鸿章来说，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政策对毫无防御的中国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威胁都要严重，以至于一开始他就把俄国的“和平渗透”当做一种保护性的力量而非干扰性的力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从俄国的角度说，它不希望中国政府高效、有远见；中国越是坚持古老守旧的中世纪思想，俄国就越容易在以后的机会中，把满洲、蒙古和西北省份归到自己的大亚洲统治之下，并且可以在简单的力量的引导下完成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