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状况下，张佩纶（即李鸿章的女婿）给皇帝呈上了一份奏折，呼吁不仅要对日本防御，还要准备好进攻。朝廷命令李鸿章就这些建议作出汇报。他的回复常被外国学者拿来来证明他有进攻日本的想法，也是他该为1894年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责任的证据。但事实上，从他以前主张的政策和此后的行动来理解这份奏折的话，这个折子只是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野心和中国的无能。
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表示了对张佩纶观点的赞同，即应该准备与日本交战，所以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以便实现这一目标。但之后他又提醒朝廷，伊藤博文访问欧洲的结果是当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时，外国列强有可能会站在日本一方来反对我们。
接着他提出了明智而小心的忠告：
“然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西方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预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只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画责臣，窃谓此事规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经营数年，方有成效……蒙圣明毅然裁决，则中外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议也。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知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叠此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
李鸿章在奏折最后的总结是：“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事实上，这就是“等等看再说”的谨慎策略。
通过1882年和朝鲜国王签订的条约，日本在朝鲜有了立足点。从此以后，这个隐士般的国家历史将乱作一团，有朝鲜、日本和中国轮番上演的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背叛、计谋和破坏没完没了地发生。在前摄政王被抓捕之后，李鸿章把他最得力的副手之一袁世凯任命为驻朝鲜的中国代表，其手下有一支人数不多却很精干的部队。通过垄断朝鲜的电报，还在赫德爵士的指导下创立了朝鲜海关，李鸿章强调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阴谋和动乱在汉城仍然发生着，直到1884年，又发生另一场暗杀和暴乱，王宫遭到了朝鲜和日本谋反者的攻击，而中国部队则保卫着王宫。日本公使馆被烧毁了，公使和卫士经过艰难的斗争才从汉城逃到海滨。
日本政府非常清楚中国正忙于中法战争，没有力量抵抗朝鲜地区的压力。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不需要用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井上伯爵和伊藤伯爵熟练的那种外交肯定足以结束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摧毁袁世凯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伊藤伯爵率领的使节团在1885年3月抵达了京城。
当他发现总理衙门比以往更混乱的状态时，格外乐意和天津的李鸿章进行谈判，而总理衙门也很高兴摆脱这样的麻烦事。
和平常一样，李鸿章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温文尔雅地鞠了躬，但是心中有所保留。他和伊藤伯爵签订的条约，尽管中国的宗主国身份仍在，但实际权力已经丧失了。李鸿章和其他一些官员开始认识到朝鲜半岛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一般来说，这份重要的条约虽然预示着远东的大变动即将到来，但相对于法国人更加惊人的行动，它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在大清帝国走向下坡路上迈出的不可挽救的一步；对日本来说，这是大清帝国走向扩张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李鸿章接受了和日本共同管理朝鲜地区，也就实际上放弃了这个要塞，把日本放在了此后操控中国对外政策的位置上。就李鸿章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他希望能够说服朝廷相信未来的危险，今后能恢复往日的局面。
为了防止日本巩固其地位，李鸿章之后的活动只要是在他有权做主的范围内，肯定着手于海军、陆军的筹建和外交计划的准备工作上。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实际上他是只身一人，朝廷也希望他能想出一些办法和手段来对付海上的入侵。这时他要对付法国人，和俄国争论《里瓦几亚条约》，接着日本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的政治家才能建立在费边主义（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着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简称“费边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已经在上面引用的奏折里得到了证明。但最后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他失败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城官僚们在智慧和力量上的自鸣得意。
于是在1885年，麻烦的种子在朝鲜落地了，十年后它就会发芽壮大，给中国带来旋风般的灾难。后来在处理朝鲜的事务中，李鸿章努力摆出一副勇敢面对局势的姿态，且这种局势他知道是十分微妙十分危险的。作为驻朝鲜的中国代表，袁世凯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位在策划阴谋和虚张声势方面的高手，成功地维护了宗主国惯常的表象。
从一开始，李鸿章和他的副手就意识到在汉城的日本代表在温婉言辞和秘密活动的背后隐藏着坚定的意图。他们明白中国的大国地位，或者说中国的存在受到日本政治和军事力量科学组织和稳步增长的危险？。李鸿章的观察家经常提到，李鸿章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很少采取半安抚半吓唬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他常给欧洲外交家们留下的印象。
在《李鸿章-伊藤博文条约》签订后的几年后，中国不惜一切地保住了朝鲜宗主国的空洞头衔。1890年，从京城来的大清帝国使节团受到了朝鲜宫廷隆重的接待，接待的仪式符合藩属国应遵守的古老礼仪。（当时朝鲜仍为中国的藩属国）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京城官僚们无可救药的傲慢和保守造成的，也是由于袁世凯偶尔不理智的行为造成的（当他在朝鲜宫廷的影响节节攀升时，他的自大也在扩张）。无论怎么样，这种做法让日本政府十分恼火，也让它增加了欲望，意图做出最后处置，加快准备侵略朝鲜的行动。产生危机的因素迅速增加，数以千计的日本移民和殖民者涌向了朝鲜。通过经济渗透，日本征服朝鲜的道路正在稳稳当当地铺设过程中，不幸的朝鲜人迅速沦为给外来侵略者砍柴挑水的地步。反抗的人越来越多，反抗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日本人渗透朝鲜几年后，朝鲜人的地位十分危急，危急到足以引起1894年爆发的起义，这场起义并不是日本政府直接鼓动的结果。我们不妨这样说在朝鲜有日本间谍策划暴乱，鼓动造反，这就如同他们过去十年里不止一次地在中国做过的一样。然而，从1885年到1894年，由于每个到朝鲜的日本冒险者和殖民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密探，东京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等待那场无法避免的危机发生，（指朝鲜东学党起义）让日本用实际上的保护行为去取代中国人即将丧失的宗主国地位。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京城的中国政府和往常一样只是发怒，但还是不关心问题的本质和中国面对的日本强大军事力量。李鸿章和通常一样，一门心思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径，以此维护中国“颜面”，同时躲避战争。一些作家和外交官们经常用权威的口吻说，李鸿章期待1894年的中日战争，甚至是他挑拨起了这场战争。对于那些仅看到事情表面的人，或者对那些没有看到李鸿章把大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组建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海军和国防线上的人来讲，刚才那番话是可信的。还有一些人，习惯性认为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样好斗，这个结论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听说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赞同并支持这种好斗情绪。但是那些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且知晓真相的少数人，尤其是赫德爵士、德璀琳先生和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毕德格先生——他们都知道，当李鸿章不得不执行朝廷的指令时，他都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极力阻止总理衙门里那些年近古稀之人的空洞勇气并提出警告和建议。
当时笔者在赫德爵士手下负责机要事务，在工作中有机会看到大量的文献以证明李鸿章的谨慎态度与和解的愿望。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不能不说，战争不是他的目标，而是强加到他身上的，一部分是由于日本的扩张政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京城的主战派（即皇帝的党派）的愚蠢行为。不幸的是，这些文献证据都荡然无存了。刚才提到的赫德爵士在京城的档案以及德璀琳先生在天津的所有私人文件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了；毕德格先生小心地保管着的日记在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那天也神秘失踪了。但是撇开这些文件不说，只要仔细研究李鸿章处理日本事务的政策，就会发现他在对抗强国的战争中所得之物是非常之少的，而损失却是巨大的。他心里明白，要是冒着风险和一个武装精良、战备充分的强国打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其他事情一样，英国人把李鸿章当作外交家的看法是不公允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李鸿章认识到了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向俄国寻求帮助。这样一来他就接受了一个强国的帮助，而俄国当时在中国是受到怀疑的。
从1890年开始，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开始把李鸿章和他那个阴谋家心腹盛宫保当成支持法国、俄国在中国势力扩张的帮凶，这个观点实际上并没考虑到当时中国在朝鲜和满洲要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公开说自己并不喜欢李鸿章，这完全代表了在上海和香港的英国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作为俄国1898年前进政策的结果，在权力斗争中对铁路和银行方面的野心达到顶点，那么刚才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什么远见。但是英国的公众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在向俄国求援时，只是奉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贯作法，若是因为他对俄的政策而谴责他，这就是不公允的。范伦坦·吉尔乐爵士在1896年的京城给《泰晤士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若说李鸿章急于躲避战争，而中国政府坚持主张对日宣战，那么很难从中看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尤其他的态度和驻朝鲜代表（袁世凯）的政策是矛盾的。的确，李鸿章的整个军事目的是为了某天能对日本这个暴发户加以惩治，对他来讲，种族那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让他无法掩饰心中的轻蔑。尽管在备战方面他做得没有日本人好，但他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精神和意图。中国人都相信她的铁甲和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是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衙门是多么的贪婪，多么的无知，这让他的军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是做一些他很乐意指挥的宏伟壮观的表演。”
吉尔乐爵士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代表了那个时期英国公使团的观点。
但是从李鸿章前前后后的政策来看，我们有理由肯定地说，李鸿章所有的陆军和海军方面的筹备都是防卫工作，而非为了进攻。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以及背后根深蒂固的原因。密吉先生对李鸿章的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
“李鸿章知道，由于蹩脚的武器、平庸的才智和混乱不一的意见，中国拥有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只是一朵外来的不会扎根的花朵，一阵大风便会将它吹得无影踪。此外他还知道若是和日本交战，整个负担便会落到他的肩上。所以他费尽心思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与敌人开战的政策。”
就连中国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的做法，李鸿章也是反对的。他的警告被朝廷忽略了，此时他只能面对不可避免的事实，尽力安排最好的部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重要的紧急关头，慈禧太后的意见和李鸿章基本是一样的；但与外交事务比起来，她更加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她让年轻的皇帝拿主意，而向皇帝进言的大臣们都主张向“倭寇”宣战。这时，太后党和皇帝党这两派势力正在宫里酝酿斗争，并且于1898年的军事政变中达到了高潮。大体上说，李鸿章是太后的人，于是皇帝党在总理衙门和宫里采取嘲笑他的策略，谴责他是不爱国的懦夫。这样，李鸿章便被迫卷入到灾难性的战争中，而他之前曾为逃过这一战而高兴；当战败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时，他感到慰藉的是他已经预见了这一点，他已经了解了俄国的意图，让俄国人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最后的手段。
这次战争过后，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表现把中国降低到长期落后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展开说明。现在我们只谈李鸿章的外交，而正是这个阶段当他的名声被败坏时，他在外交方面显示出的勇气和机智却令人敬佩。他的部队在纪律严明的敌军面前节节溃败，他那过分吹嘘的舰队在一个德国军官的指挥下进入黄海作战。整个装模作样、宏伟壮观的防御系统轰然倒塌——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上被彻底打败；但是李鸿章仍然毫无畏惧，精力不减，他对国际事务敏锐的眼光和认识让中国暂时免受了彻底的羞辱和肢解。
多年来，李鸿章早就预见了俄国和日本在朝鲜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在他的建议下，京城方面从1894年后对俄国的态度也是小小谨慎、礼貌有佳。在失败的痛苦中，他还遭受着朝廷中敌手的羞辱，难怪他不惜代价让俄国将来为他报仇。他此后与俄国的关系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他长期以来认真策划的防御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