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回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抑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患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
张之洞是一个愚昧的幻想家，是一个“学究气息很浓的笨人”，一直放不下对工业化梦想的追求，却又总是妒忌李鸿章讲究实际、有利可图的智慧。同时，他也嫉妒李鸿章的高位，嫉妒他得到慈禧的恩宠。然而作为一个儒学家，一个坚定的保守分子，他只能承认而且佩服这个对手对太后的忠诚。他和左宗棠一样，最终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而被迫承认李鸿章在处理洋人的事务中采取的和解方法，比之谴责李鸿章的那些无知的玩小把戏的人的看法要明智得多。
在李鸿章七十大寿的时候（1892年3月），整个官僚阶层和宫廷一同向这位总督大人表示了敬意，张之洞也以他最优秀的超经典的方式给他送去了一段辞藻华丽的贺词。整个贺词在文学界引发的关注比政治界还要多。
在这个场合，张之洞向来没有诚意，但他却是文艺做派，如同品尝美酒一样欣赏自己的文采。从理智上说，这个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儒学家们还是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一直受到的教育，即是“细闻各声，其意自证”。把这件事情在以后当成往事回顾，就会非常有趣。它发生在李鸿章虚张声势的海军防御和海军舰队垮台的前两年。张之洞这个作为朝廷笔杆子和栋梁之人，在他垮台两年前，竟然用极其赞美的言辞给其写了一封信：
“克虏伯之号犄角取势，山斗入海，台上通天，设伏兵于羊马之墙，藏军资于蛰虫之户。八面受敌，则如斗运中央；左右旋抽，则如月缺半晕，旁贵四下，故受攻击而不伤；直角相交，故合首尾而相应。顺八风而列八阵，循环无端；藏久地而攻九天，高下皆准。易京十丈，受降三城，方斯蔑矣。”
在中国的官场里，栋梁之才拥有这样的智力，而整个官僚阶层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装腔作势”的基础上的，那就难怪张之洞和那些有同样想法的人在中国失败的时候，把攻击对象指向了李鸿章。
尽管李鸿章此后得到了俄国、法国、德国的帮助，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但两江总督们继续提出官僚的要求，即寻找一个替罪羊，激烈地攻击李鸿章，拒不承认他签署的条约。受到这些人的鼓舞和指引，整个御史阶层都开始一起攻击并要求处死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们，并把他们认定为国家的叛贼。对于李鸿章和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李鸿章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翁同龢（皇帝的老师）第一个认识到继续交战的愚蠢行为。
翁同龢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劝说皇帝批准条约，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凭着慈禧太后有效的保护，御史们的攻击声音被制止下去了，李鸿章被临时安排调离了天津，脱离了险境，肩上的脑袋算是保住了。此后，李鸿章的同僚中，有越来越多的开明之士逐渐意识到这个老者似乎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再次称赞他的机敏，因为这种机敏让中国在与侵略者的冲突中保住了尽可能多的利益。
然而尽管这样，在多数国人心中，李鸿章作为国家主要栋梁的声望已经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毁坏。曾经一度让他在同僚中脱颖而出的海陆军建设，已经通过了检验，证明了它的价值比京防营所使用的弓箭好不到哪儿去。作为一个西洋兵器的引进者，他二十五年来的威望已经消失了，这让他很快降到了普通省级官员的地位。的确，他的大多数批评者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声称李鸿章的军舰和造船厂只是为李家谋财的巧妙工具而已。
1895年，他从倾权朝堂的位子上栽到了让人笑话的深渊里。尽管这样，他还能在生命最后的六年里，用充沛的精力和外交活动中的胆识和资源，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从前的威望。他那种不肯认输的性格也是他作为大人物的表现之一。
我们研究李鸿章作为官员的一生，要想考察全面，就要涉及到他在金融和工业方面五花八门、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在他长期担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时候，他肯定接触了很多外商、领事官员和渴望成为特许权拥有者的人。在对外国商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他构想并实施了许多能够为他的追随者和他本人带来利益的计划。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商业能力非常强。如果这种能力能够致力于国家进步，而不是个人利益，如果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必要性的认识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刻，那么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为国家带来持久的利益。但不幸的是，他所发展和保护的各项事业只是为了给相关人士带来眼下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考虑任何健全的、合理的商业法则和诚实的财务。贪污公款、启用裙带关系的行为到处可以看到，这导致了管理不善和玩忽职守的局面。铁路、矿山、棉纺厂、缫丝厂、电报、航运——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李鸿章对开发可获利的生意机会具有非凡的把握能力，这些都是建立在他那合法的“为中国人谋利”政策之上的。但是，他任命的人员、采取的方法却让这些事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在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之前，在他们还没有强求居住权和从事工业活动的那个时候，中国官僚习惯把钱投资在本国的钱庄、当铺、米店、房地产和有价值的古玩上。这些方面的投资为官员获得了有利可图的机会，但这很容易被统治阶级没收，或者是受民事纠纷的牵连而毁于一旦。
李鸿章经营的赚钱项目和投资的各种活动中，有很多的经营成果没有被完全透露过，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索美赛特大厦，也不知道税务局局长，而且李鸿章非常谨慎，不会把他的鸡蛋都放进“华商”航运公司或“北京联合企业”这样引人注目的篮子里。一般的中国报道说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且在房地产和当铺方面有很大的投资。那本《回忆录》在有关李鸿章的财政方面，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很多亲属（这些人至今仍然允许这些伪造的记录四处传播而不提出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鸿章商业活动的受益者，他们熟悉他的方法：
“在西方，好像小额放贷者，或说是小笔金额的借出者，一般都被大众看不起，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榨取借钱人的血。当铺老板在本地不受欢迎，也是这个原因。
但我要说的是，许多人觉得我是中国大多数当铺的老板，显然是夸张了。我的兴趣主要是在几个省份建立的钱庄上。我并不认为从中赚钱是可耻的。此外，我还很乐于借出一些小钱，去帮助穷人，有时用他们的货物做抵押，有时他们的劳动做抵押，或者仅仅靠他们一句承诺。
我不是在说我的什么美德，但是当一个人的名声受到诋毁时，保护它们肯定是他的权力和责任。所以我要说的是，尽管我已经从我的贷款中赚到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过分索取。如果我让所有向我借钱而又无力偿还的人把钱还给我，那么我早就是天下的首富了。再说，我从来没有用上天给我的财富去做什么坏事。我不买官位也不买封号。如果让我去买官位或者封号，我宁愿用刀削自己的脸。
我确实向各省放贷大笔的银两，甚至也向朝廷放过。但当朝廷成为我最大的债务者时，我的头衔也受到了损失，这也是事实。”
无疑，李鸿章曾“借”了大笔银子给朝廷，但“朝廷”两个字在这里肯定不是指的政府机构，而是慈禧和大太监李莲英。同样的，皇太后在1894年从她的私人金库里“借给”李鸿章大笔的钱（估计为800万两白银），作为他对抗日本的赞助金——这是一笔迟到的良心钱，其中部分作为还款，填补之前颐和园从海军拨款中“榨取”的部分。
事实上，在管理公共事务时，李鸿章和他威严的女主子都无法放弃第一时间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李鸿章的敌手总是谴责说他在谈判中，涉及到的分割领土的条约时所采取的和解政策，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希望避免战争，给自己带来私人利益，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通的。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国家的目的而经过他手的资金都一直不可避免地成了他自己的钱。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对中国人来讲，这是典型的官僚财政，是被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认可的事情。
当考察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管理者的能力时，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谈。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个人利益妨碍了他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最高利益产生了损害。翰林院的成员在1894年12月上奏了一份折子，里面指出李鸿章在日本的煤矿投资了数百万两的银子，而他的养子李经方（后来的驻日公使）在日本也有大量的投资。虽然这些陈述或许是被夸大的事实，甚至是无稽之谈，但它反映了李鸿章把公共事务与个人投资混合的关系受到了大众的怀疑和指责。
李鸿章是发展中国官办商业的先驱者，这种官办商业组织是以欧洲的联合股份公司为模型的，但它有自己的特色，即他创立的这些企业总是有着官方的目的，且是由官方经营的。这些企业受到这位强势总督的保护，既排斥洋人也排斥中国人的竞争，所以我们不用多花脑子都能想到这样的商业垄断会获得多少利润。
李鸿章最着名的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它建立于1880年，其资金一部分由李鸿章自己提供，一部分来自大众的捐款。这个企业由李鸿章的支持者管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帮助，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担任高级船员，所以变成了一头多产的奶牛，尽管大规模地挪用了款，却仍在很多年里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面上是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为轮船招商局取得了粮食运输和其他政府供给品的运输垄断权。以同样的手段，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支持，成功阻止“福尔摩沙”巡抚和其他中国航运业老板在长江贸易方面和他的汽轮竞争。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80年代早期开始，李家在祖籍安徽省的财富、权势得到了迅速增长，最终控制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供给中心的大米贸易。接着1884年的时候，随着开平煤矿工作效率的提高，以及该矿和天津之间的铁路通车，李鸿章不仅为轮船提供便宜的燃料，而且还增加了官办商业的获利。他用同样的方式支持棉纺厂和丝织厂在上海的建立。
在李鸿章的许可和授权下，他的这些企业由他忠实的追随者盛宫保（即盛宣怀，以下同）经营，此人非常能干，却也臭名昭着，肆无忌惮。
这些企业的生意在1895年前仍然是官方垄断，原因很简单，因为李鸿章作为北洋通商大臣，能够阻止与其竞争的欧洲公司进口机器。但是在盛宫保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腐败活动，所以企业的利益往往是看不见的。盛宫保是个身兼多职的实业家，多年来一直担任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经理，在上海充当李鸿章商业上的代理人和经济人，在这个职位上，他的贪污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所以他的亲密搭档都叫他“老狐狸”。在他灵活而势力极强的双手的操控下，一些铁路、矿山开始租借给欧洲的资本家，这样他便可以从中获利，却让中国面临长久的麻烦。
在1894年李鸿章名誉尽失后，盛宫保熟练地见风使舵了。他主张的是国际化策略，更加关心金钱而不是手段，同时，金钱帮了他的大忙。他继续奉行李鸿章的原则和兴趣，和外国的特许权拥有者做生意，轮流与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密谋。盛宫保是李鸿章的追随者，正如李莲英和慈禧的关系一样，或者在更近一点的梁士诒和袁世凯的关系类似。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追随者的罪行不可能和主子的责任没有关系，所以盛宫保的许多恶名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
1897年以后，铁路建设的问题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期望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铁路修建对中国的自主企业非常有吸引力。此外，全国各省当局和士绅们提出的地方自治的要求让这个问题变得迅速复杂化起来。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活动被限制在天津到山海关的建设上（在一段时期里，这条铁路有可能是全世界这类企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他对这个企业的财务表现出了热切的兴趣。对于其他铁路路线，他说自己坚决把铁路当成最好的工具，用于开发国家的经济资源。早在1889年，他就已经说服了皇太后，让她相信建设国家铁路是合理的。但他对铁路事业的兴趣超出了他自己的总督管辖权限，所以不足以让他全身心地去对付皇帝的顾问和反动势力。
最后，我们还要考察一个敏感的问题，即李鸿章种植和贩卖鸦片的官方记录。在这个事情上，他和大多数的同僚相比，其作为不算坏也不算好。对于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李鸿章利用他中国式的圆滑派头和雄辩加以解说，在这方面他很引人注目。
为了压制鸦片贸易而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常常令人生疑，因为那些赞同这些措施的人总是被迫把压制行为寄希望于中国官僚，而这些中国官员却从印度贸易的禁止令中看到了有利可图的远大前景。
于是在1881年，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秘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他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该协会支持“中国努力摆脱鸦片奴役”的状况。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说，尽管法律和法令三番五次地禁止种植鸦片，但是罂粟仍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偷偷摸摸地种植。《泰晤士报》的记者G.E.莫里森博士在1894年的中国之旅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观察到从他离开湖北直到缅甸边境，他都能够看到罂粟。他还说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就是李鸿章家族！李鸿章公开宣扬自己的德行但却在背地里大肆谋利，这完全是遵行了他所在的阶级的古老传统。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爵士”在担任驻外大臣时，同样滔滔不绝地谈到了中国即将摆脱鸦片的祸害，但同时，罂粟在他安徽老家的院子里茂盛地生长着（他自称是为了“药用”）。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李鸿章经营鸦片就像经营大米和是其他大宗商品一样。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他毫无疑问希望鸦片贸易被废除，但在反对鸦片方面，李鸿章既不是一个先驱，也是不独立的思想者。他只是一个中国官员，他的这些行为是受到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