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二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罗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学“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夫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他法。“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罗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由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赠送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身为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情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