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1963年至1968年下乡前这5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中学我慢慢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这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的确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男女同学，大多数在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会先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风趣而睿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评论家。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作家：他叫什么名字？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赋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们生机勃发的青年时期。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即使现在我们进行一次相关的社会调查，肯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被“铁路”解雇，在一个条件低劣的加工棉胶鞋鞋帮的小工厂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用。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没有钱，母亲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把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家里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影响。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我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他的课本看，没有放回去，结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学”课就找不到课本了。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现在的任何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里的章节。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欧·亨利、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候高中的“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就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70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把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读“文学”课本给我们听，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想办法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念给我们听，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读高中“文学”课本里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里借书回家看。他和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几天再还，让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会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敬重苏俄文学，至今仍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捷足先登。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苏联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有机结合的痕迹。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母语的基本功很弱，转而注重阅读中国小说，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本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儿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关心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儿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儿书铺真不少。从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儿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儿书看遍了。我看小人儿书，总在对比着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儿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让我又想起两件事。那时候，我想买《红旗谱》看，只有跟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恶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那个街道小工厂，是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工都戴着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要想说句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喊。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地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哪一个是。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母亲的名字。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朝向缝纫机低垂着，正在做活儿。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妈！”我喊起来。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经湿了，上面附着一层毡绒，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让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灰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持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块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我伸手迟疑地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块，你妈这两天的活儿就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着他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吗！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