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欧洲连环杀手最近的高发区是比利时。经过8年的等待之后，47岁的马克·迪特鲁和2名从犯（其中一人是他44岁的前妻米切尔·马丁）于2004年3月接受审判，他们被指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犯下绑架、强奸、谋杀四名女孩的恐怖罪行。迪特鲁此前还单独接受了强奸、娈童、谋杀的指控，其中一名女孩被关在地牢里活活饿死。迪特鲁在法庭上承认了强奸和绑架，但否认谋杀，尽管这些女孩的尸体就埋在他的房子里。警方还在迪特鲁家中的笼子里解救了两名女孩，一个12岁，一个14岁。迪特鲁承认在79天的囚禁时间里，他至少对这名12岁的女孩实施了20次强奸。比利时人都对这个案子拖了八年才审判感到极度不满。
1997年10月，比利时检方起诉安德拉斯·潘迪谋杀了其两个前妻和四个孩子，并被认为可能与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失踪案有关，他的女儿艾格尼丝帮助他实施了谋杀。据报道称，安德拉斯·潘迪在布鲁塞尔的家中收养了众多罗马尼亚孤儿，“没有人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也没人知道他们能否回家”。
比利时警方还承认，他们无法找到那个杀死并肢解了六名妇女、还将尸体残片洒遍全城的连环杀手。检察官办公室坦承，自从1997年3月出现第一批装残肢的袋子以来，他们已经派了八名检察官和一个专案小组进行了七百多次走访，收集了六百多条线索，但他们只了解到：凶手应该是男性，了解本地的地理和历史知识。比利时当局承认，为了捉到这个难以捉摸的凶手，他们曾寻求FBI心理侧写师的帮助。凶手则通过四处丢弃尸体残骸来嘲弄警方，尸体在垃圾场、河畔、羊肠小道、银行旁边都曾出现。最后一次的尸袋出现在圣西姆福里安路，这条路是用一位3世纪的法国圣徒命名的，存放他遗骸的教堂就在附近。显然，凶手并不是随意丢弃尸体的。他的凶器是木材旋切机，因而尸体都被切成一英寸等长的段。
前段时间的数据称第三世界的连环谋杀占全球总量的3%，相信现在一定有所提升。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警局资金不足，或者政治原因，以及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众多，导致这些国家的单个连环杀手可能杀害更多的人。
哥伦比亚人佩德罗·阿隆索·洛佩斯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地杀害了超过300名女孩。由于他在8岁时调戏自己的姐姐，他做妓女的妈妈将他逐出家门，随后被一个恋童癖者收留并强奸。18岁时，他在监狱里被人轮奸，作为报复，他杀死了强奸自己的三个人。出狱之后他移居秘鲁，并在此地至少杀死了100名女孩，直到有一次他在一处市集作案后逃走时被民众围困，之后才逃到了厄瓜多尔。他形容厄瓜多尔的姑娘“更加温柔，更容易相信人，更天真”。在1980年被捕之前的一周内他还杀死了三个女孩，幸亏一场洪水冲出了53具埋藏地下的尸体，让他的罪行得以终止——所有的受害者都在8～12岁之间。
在1999年的另一桩案子里，哥伦比亚警方认为路易斯·阿尔弗雷德·加拉维托和140起儿童谋杀案有关并逮捕了他，后来挖出了114个儿童的残骸，多数都是8～16岁的男孩。加拉维托是七兄妹中的老大，小时候常被父亲毒打，并曾被两个男性邻居强奸。他还是个酒鬼，并且曾因抑郁和有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他说，多数案件都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发生的。加拉维托只上过五年学，16岁就被赶出家门，一开始做售货员，后来在街头摆摊售卖圣像画和祷告卡片。检察官说，加拉维托的大部分受害人都是在街上找到的，他通过给他们饮料和钱来换取信任。
2000年3月16日，巴基斯坦拉合尔法庭宣布，由于杀害了100多名儿童，贾韦德·伊克巴尔被判死刑。他的3个从犯，包括年仅13岁的男孩萨比尔均被判有罪。萨比尔被判入狱42年，另两位从犯均被判处死刑。2001年10月25日，伊克巴尔和萨比尔死于牢房中——巧合的是，4天之前巴基斯坦伊斯兰最高法庭刚刚同意举行听证会听取伊克巴尔反对死刑的上诉。
南非是一个介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国家，近年来也成为连环谋杀的高发区。前几年被捕的拉扎勒斯·玛奇卡恩和凯萨·莫舍瓦被控奸在纳斯瑞克杀了41名妇女和儿童。其余的连环杀手还有：杀害38人的摩西·西索尔、杀害27人的“维摩潘杀手”塞德里克·默克、杀害了22人的“车站恶煞”诺曼·阿夫扎尔·西蒙斯、杀害了19人的“凤凰杀手”西波·阿马特尔·瓦拉、杀死了10人的“河流恶魔”、杀死了8人的“布鲁马湖连环杀手”西蒙·梅洁尔和滕巴·恩科西。1999年，南非的谋杀率为每10万人中53人，而美国为每10万人中有6人，显然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为何近30年来连环谋杀剧增？
当我们了解了连环杀手风潮的起起落落之后，我们更好奇为何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谋杀案如此急剧地增长。有一些犯罪学家认为，连环杀手并没有增多，但受害者增多了。创造出“连锁失明”这个术语的学者史蒂文·艾格尔还曾是纽约州连环杀手电脑分析项目HALT[?全称是“谋杀鉴定和追踪体系”，是一个和VICAP类似的项目，现在已经更名为“VICAP纽约分部”。——作者注
]的主管，现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健康与人类服务学院院长，该学院目前是连环谋杀死亡研究的领头羊。
艾格尔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日渐增长的看法，即杀死某一类型的人较少被谴责，比如妓女、同性恋、流浪汉。相比而言，一个白人大学女生的死亡比中产阶级大叔的死亡更容易让人同情。艾格尔解释说：
有些连环杀手的受害者，生前就被视为低人一等，所以死后也只能得到“更少同情”（生前他们就被人忽视，死后变得仿佛“从未存在过”），他们的死亡更像是“清理库存”或者“清除污点”，而凶手则被看作“敢于清除社会不良因素”的人。
五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在盖恩斯维尔市接连被人杀死，在《时代》杂志和电视台的渲染下，引发了全国性的紧张气氛。而与此同时，底特律市有11名黑人妓女被人杀死，却无法登上报纸的第三版。没人关心她们，因为她们无法让人“怜悯”。
当然，如果有人愿意去查一下连环杀害的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会发现其中有大量妓女、底层穷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乱交的同性恋和离家出走的孩子——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都不被人关心，他们的死亡甚至让某些人幸灾乐祸。比如“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就曾对警方说：“我觉得，我杀了这些妓女是在帮你们。你们拿他们没办法，但我可以。”
只有经常出现女大学生、儿童等类型的遇害者时，民众才会不那么冷漠。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那些“社会渣滓”之所以被连环杀手盯上，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与普通女性相比，连环杀手显然更容易将妓女骗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女大学生和儿童，由于年轻，自然无法深思熟虑，也因此成了容易下手的目标。传统的学者认为，连环杀手挑选他们下手是因为便利，而不是故意选择这种“社会边缘人”的。
艾格尔认为，尽管麻木对待社会底层人民的现象由来已久，但我们现在的文化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杀戮文化”是由纪实犯罪文学、小说、电影、新闻共同塑造的，目前这些媒介都在宣扬连环杀手如何聪明，如何骗过警察，并强调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而遇害者在这些故事里通常只是陪衬，甚至更糟——是咎由自取。
艾格尔举例说，《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对两位连环杀手的描述很不严谨，但更让他震惊的是，观众对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智慧超群、个性复杂、甚有教养的食人博士汉尼拔竟然非常欣赏。汉尼拔成了这部电影里最耀眼的明星，超越了朱迪·福斯特饰演的FBI探员斯塔林的光辉。艾格尔更关心的是：
安东尼·霍普金斯将一名残忍、冷酷、兽性的连环杀手演绎成一个反英雄的人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演技高超，也是由于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观众已经接受、甚至赞扬连环杀手了。
喜欢喝基安蒂红葡萄酒的汉尼拔是一个“好”连环杀手，而片中的另一位连环杀手——“野牛比尔”则性别错位、卑鄙下流、一贫如洗、妄图变性，他将受害者剥皮并丢弃在臭气熏天的地窖里，显然是个“坏”连环杀手。就像一位影评人说的，大家愿意和汉尼拔这样的食人魔共进晚餐（只要汉尼拔不吃他们），而野牛比尔就是那种“无人关心”的人。谁愿意和野牛比尔这种人待在一起呢？
艾格尔认为，这种将连环杀手分为“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做法，证明社会以另外一种价值观看待连环杀手，即他们比杀死配偶的“普通”凶手更“高级”：
对于许多人来说，连环杀手是勇气、个性、智慧的象征，是满足他们反叛幻想、替他们批评社会现状的代言人。对于一些人而言，连环杀手是快速实现正义、清除社会“害虫”的象征。虽然连环杀手总是在逃亡，但他们总能逃过警察的追捕；虽然他们总是处于四处逃跑的恐惧中，但他们的“机智”弥补了这一点。
社会评论家马克·塞尔泽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连环杀手文化是顶替早期另一种奇特的美国习俗而形成的：
连环谋杀及其表现可以看成西部片或类型小说中暴力文化的再现……本质上讲，西部片一直都是关于连环谋杀的。
塞尔泽还提到了犯罪文学和每周电影节目中的犯罪片的流行，他把新的连环杀手文化称为创伤文化，也就是“公众对毁坏身体、开膛破肚的幻想，对震惊、创伤和伤口的迷恋”。
这种连环杀手文化的种子，其实19世纪的安格斯·麦克拉伦在分析托马斯·尼尔·克里姆医生的案件时就已经提到。克里姆医生杀死了多名前来堕胎的妇女，麦克拉伦认为克里姆医生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由塑造他们的社会造成的”。在克里姆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个女人独自来堕胎，会遭到强烈的鄙视和蔑视。麦克拉伦认为，与其说这些连环杀手是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物，“其实最佳的解释应该是，他们并不是‘不法之徒’，而是‘过度社会化’的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最大限度地执行社会的判决”。
马克·塞尔泽认为，现在的连环杀手也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接受教育，因而他们把自己的杀戮行为看做“模仿冲动”，或者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能更简单地表达，“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罪犯”。
这种文化上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连环谋杀持续增长，让我们理解一个新的循环正在形成。
面对连环谋杀案时，人们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冷漠感，受害者如果是社会边缘人的话会更加明显。就像谋杀了48人的“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基本没有媒体关注，但所有人都知道泰德·邦迪、安德鲁·库纳南。而很少有人知道肯德尔·“臭小子”·弗朗西斯或威廉姆·莱斯特·萨夫，尽管他们两人都杀了很多人。
从1996～1998年，弗朗西斯杀了八名妓女，并将尸体藏在自己的阁楼上，但无论是他还是受害者都没有吸引媒体的注意。而且，弗朗西斯杀人的地方就在纽约州波普基西市——这座城市毗邻哈德逊河，位于奥尔巴尼市和纽约市之间，距离南边的奥尔巴尼电视台太远，距离北边的纽约电视台也太远。这起案子仿佛从未发生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8名受害者仍然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因为这个故事“不吸引人”——他既不是个食人魔，也没有咬下受害者的肉——他只是勒死了受害者，用垃圾袋装起尸体扔进阁楼，任凭父母抱怨有奇怪的味道（他对父母说，阁楼上有死老鼠）。
从1986～1992年，威廉姆·莱斯特·萨夫在加州艾尔信诺湖地区杀了13人，如果这还不足以引起注意，那他在洛杉矶电视台附近杀人仍没有报道就很奇怪了。萨夫杀死了一名吸毒的街头妓女，并将她的尸体扒光丢弃在商场附近的垃圾场，就是想引起人们对毒瘾的注意。可惜，萨夫上庭时正赶上辛普森杀妻案。13个死掉的妓女对比两个豪华住宅区的白人女子，谁更引人注目不言自明。还有乔尔·里夫金，在纽约和长岛杀了17名站街妓女，而媒体都去报道科林·弗格森了，因为他杀了六个“深受尊敬的白领”。科林·弗格森在电视上大出风头的时候，里夫金却无人关注——如果不是电视剧《宋飞正传》里用他开玩笑，可能没人知道还有这桩事。
如今媒体报道连环谋杀并不看重被杀死了多少人，而是名人身份、受关注程度——一辆车库里被盗的名牌跑车胜过垃圾场里的五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