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连环谋杀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但近30年来的连环谋杀案数量急剧增加。美国80%已知的连环杀手集中在1950～1995年，而在1800～1995年的连环杀手统计中，有45%出现在1975～1995年（男女均包含在内）。从1960～1990年，证实的连环谋杀案增长了940%。20世纪80年代初期，连环谋杀案的急剧增长震惊了整个美国，最让民众震惊的是，可靠数据表明，连环杀手绑架了大量的儿童。继而，国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称美国正在面临“连环杀手风潮”。就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也开始加入战团，争论说连环谋杀导致了美国死亡率的上升。
20世纪90年代，关于连环谋杀的各种演绎故事开始风行。电影《沉默的羔羊》最先流行开来，让公众了解了联邦调查局的心理侧写，以及连环杀手的著名角色——汉尼拔·莱克特。之后，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引发了大争论，连环杀手卡牌开始上市销售，美国在线网站被迫关闭了作家森德拉·伦敦的专栏……连环杀手相关的艺术作品，以及连环杀手相关物品的网络拍卖等，都为连环杀手文化的流行添了一把火。
20世纪90年代的连环杀手风潮在媒体的推动下愈演愈烈。1990年，五名大学生被人残忍杀害并肢解，各大电视台的转播车云集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进行现场报道；1991年7月，杰佛理·达默被控在威斯康辛州和俄亥俄州杀害并吃掉了17名受害者，庭审当日大约有450名记者前来报道；有“炸弹客”之称的泰德·卡钦斯基作案20年之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捕，一时间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条，随后的庭审时，又有媒体花费6500美元购买旁听座位。在迈阿密杀害意大利时尚巨头詹尼·范思哲的凶手，也在1997年引发了一场“狂欢式连环谋杀”的新闻潮流。2001年，“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也大大风光了一把。
案件接踵而来。2002年的秋天，“高速路狙击手”则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大开杀戒——这也是一起“狂欢式连环谋杀”案件。2003年5月，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在巴吞鲁日市奸杀七人的男子。2004年2月，阿拉斯加州、密西西比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执法机关联合行动，追捕一名专门猎杀女性的长途卡车司机——此人于1999～2004年杀害了10人，大多是妓女，尸体都被丢弃在河边、溪边或桥边。
2004年，堪萨斯州忽然成了连环谋杀的热点地区。在维奇塔市，一个隐姓埋名25年的连环杀手——被称为“BTK杀手”——忽然通过信件联系当局，信中提到了其中一名受害者，并附有一张死者尸体的照片。这名凶手在1974～1986年至少杀害了八人（包括一家四口），并通过信件和电话嘲弄警方。他多次在大白天进入受害者的家中，在折磨和勒死受害者之前先切断电话线。他曾写过这样一封信（信中有许多语法不通、语意不明的地方）：
我无法停止，恶魔终将继续，我和社会一样深受其害。社会应该感谢我，因为有时候我只用想象，而不用每天杀戮，因此不少人免于被折磨。我的恶魔朋友需要玩一个复杂的游戏，之后才能挑选受害者、跟踪他们、审视他们，在黑暗中等待，等待……我的压力巨大，有时候我会被迫按照恶魔的想法进行游戏。也许你们可以阻止他，但我不能。他已经选好了下一个受害者，但我还不知道是谁。我在第二天看报纸的时候就知道是谁了，但为时已晚。祝你们狩猎愉快。另外，我给自己想的代码是：捆绑、折磨、杀死他们。你们会在我的下一个受害者身上看到这行代码。
1979年之后，BTK杀手忽然停止了杀人，也不再联系警方，但1986年薇琪·维格里的被害又让他出现在警方视野之中，然后他再度沉寂，从此再无消息。1987年，BTK专案组只得解散。
2004年1月，距离“BTK杀手”第一次作案——勒死奥特洛一家——已经整整30年了。6个星期后，警方承认已收到凶手寄给威奇塔市报纸的照片。警方认为，“BTK杀手”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没有作案，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由于其他案件被收监，所以警方开始顺藤摸瓜，调查监狱记录，最终确认丹尼斯·雷德就是凶手。
与此同时，堪萨斯市警方在同年4月将一名嫌犯移交检方起诉，该嫌犯涉嫌在1977～1993年间强奸、勒死12名妇女。被告是一名43岁的垃圾回收站主管，其DNA出现在9名白人女子和三名黑人女子受害者身上，被害者年龄从15~36岁不等。据警方说，其中11名受害者是妓女，另一名受害者是精神失常的妇女，她们都经常在街区闲逛，搭乘陌生人的汽车。
为了逮捕农场主罗伯特·皮克顿，加拿大的警方花费了250万美元。皮克顿被怀疑与几名温哥华妇女的失踪案有关，失踪者多是倒霉的街头妓女和吸毒者。调查员在他的养猪场里挖了一年半，寻找失踪的22具尸体和DNA证据。皮克顿后来被控15项一级谋杀罪。
2004年4月，中国警方在黄勇的家中挖出了多具尸体。黄勇，时年29岁，其父亲在外地帮人养猪，他则从网吧和游戏厅内诱骗中学男生至其家中，先后杀害了17人。他将受害者绑在木板上，折磨、勒死他们，并肢解尸体。据黄勇自己说，他是想“体验杀人的感觉”。黄勇于当年12月被执行死刑，但此后其亲属还曾在其家中挖出过其余尸体。
美国的太平洋沿岸，21世纪初，在距离加里·里奇韦作案地点不远的地方，大卫和米歇尔·诺迪克夫妇被控至少谋杀了四人，作案地点就在他们风景如画、竖着篱笆的寻常农舍。差不多与此案同时，加州的斯科特·彼得森杀死了自己有孕在身的妻子，他狡辩称，他被真正的凶手——一个连环杀手“陷害”了。
在美国，只要你打开电视、网站、杂志、收音机，总能发现有关连环杀手的报道。各大电视台都有连环杀手的电视剧，探索频道有《抓捕连环杀手》的节目，历史频道有《连环杀手的历史》节目，公共广播电视台有《连环杀手的心理》，而传记频道……好吧，你猜吧。只有美食频道还没有开设连环杀手食人的节目。
难怪有人称我们生活在连环杀戮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似乎感染了疯狂谋杀的瘟疫，而且愈演愈烈。
连环杀手风潮之后
如果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的话，现在一定会说全世界的人都面临着疯狂连环杀手的威胁，而且30年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就是这种恐慌促进了相关图书、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流行。但我毕竟还想做个历史学家，想知道到底为何会发生这一切，尽管事实可能比传说枯燥得多。事实上，这一波连环杀手的风潮并不像犯罪小说、政府和媒体宣扬的那样简单。
是的，就像我前面写的，我们觉得这一波连环杀手的流行始于20世纪70年代，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口大幅增长。因而，人多了，受害者多了，连环杀手也多了。
其次，20世纪前期，电视没有普及，没有通讯社和大型新闻业联盟，新闻传播不像现在这么迅捷。那时的连环杀手报道通常很难跨出当地，这也是历史学家很难获得以往的数据以供研究对比的原因。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通讯社、现代通讯设施的出现和企业的合并，新闻来源开始变得高度集中。因此，在20世纪70～80年代，即便是偏远地区的连环谋杀案也开始被报道，这就导致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连环谋杀案空前猖獗。任何地方的多重谋杀案，只要经过通讯社的渲染，都会瞬间传遍全国。
还有，“连环杀手风潮”是由美国司法部、犯罪预防团体、受害者代言人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宣布的，他们根据各自获得的惊人数据得出了结论。而联邦调查局此前正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将各地的犯罪数据库统一起来，因为他们发现由于各地管辖权的问题，导致一些跨州作案的案件无法侦破（被称作“连锁失明”）。为了游说政府为这个新项目投入资金，联邦调查局正好利用了这些数据。
联邦调查局在维吉尼亚州匡提科成立了行为科学调查组（BSU），最初这个小组是为了研究劫持人质事件中的心理学因素，借此机会转而开始研究连环杀手的心理和技巧，以便建立和确定连环杀手的行为模式。从1979～1983年，BSU小组的探员利用职务之便，进入监狱对36名定罪的性谋杀犯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29人是连环杀手。他们问的问题包罗万象，包括最早的童年记忆、作案的恐怖细节、作案动机等，也对凶手的家人、朋友、熟人，以及幸存者进行了补充访谈。BSU还对118名死亡的受害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包括他们的职业、生活方式、人口统计资料、遭遇凶手的地点、尸检报告、弃尸地点的环境等。这些数据是联邦调查局心理侧写系统的基础。
为了让这份档案系统能够应用于美国的连环谋杀案，需要有一些正式的、集中的组织和体系收集详细的数据，并保存数据，使之可以用于分析。也就是说，做这件事需要花大钱。
就在这时（1981～1983年），美国国会山庄的三个重要委员会开始关注日益增长的暴力犯罪、“连锁失明”、儿童绑架、儿童色情和连环杀手问题。这三个委员会分别是：司法部暴力犯罪委员会、公民和宪法内务委员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由斯派特克参议员主持的青少年小组委员会。
1981年开始的听证会马上就被几起儿童谋杀案打断了。亚特兰大市的韦恩·威廉姆斯因为谋杀数名黑人男性儿童和青年而被捕。纽约市的伊坦·帕兹在上学的路上失踪。佛罗里达州的亚当·瓦尔什在一个商场里失踪，当时他的妈妈只是把他放下了一会儿，后来男孩的尸体在一个下水道里被人发现。亚当的父亲是约翰·瓦尔什，后来成为受害者的代言人，并为失踪儿童奔走，还主持了一档《美国通缉犯》的节目。
小亚当去世一年后，参议院公布了近期的多起连环谋杀案件，并承认为数众多的失踪儿童落到了连环杀手的手上。约翰·瓦尔什说，问题就在于“连锁失明”和执法探员遭遇到的信息不协调、管辖权不统一。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儿童失踪之后无法找寻，只能听天由命。美国卫生署的争议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180万儿童失踪。沃尔什计算了一下，每小时大约就有205名儿童失踪，他说，其中许多儿童被谋杀了。不过，他的计算忽略了大约95%的儿童只是离家出走，只是新闻报道的标题一贯喜欢耸人听闻：“每小时有205名儿童失踪！”
“每年有大约五万名失踪儿童，没人关心这个，太令人吃惊了。”瓦尔什在听证会作证时说，“这个国家尸横遍野，强奸频发，儿童危在旦夕。”
举国一片恐慌，母亲们出门前都要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但是，瓦尔什的数据从何而来？根据约翰·吉尔最近的研究，这个数字出自罗德岛的民主党参议员克莱本·佩尔，1981年，他声称获得了卫生署和人力服务署的数据，最先以官方身份宣布每年有五万名儿童失踪。但该署声称并未作出过这种计算，而佩尔的职员则无法回忆出是哪个官员告诉他们的。
随着听证会的进行，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声明开始出现，并被听证会记录在案。在这种形势下，联邦调查局的犯罪统计报告中开始将陌生人谋杀和未知人士谋杀混为一谈，反正都是不认识的行凶者，正好可以提升凶案比例。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数据，有人开始声称每年4000～5000件谋杀案中有25%是连环谋杀犯所为。所以，唯一可以拯救人民的方法就是给国会拨款了。
媒体和犯罪纪实作家，以及严肃的连环杀手研究人员，都欢欣鼓舞地接受了这个数据。比如，罗纳德·福尔摩斯和詹姆斯·博格的作品中就用了这个数据，并经常被其他媒体引用：
这个国家每年大约有3500～5000人被连环杀手杀死。我们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估值，但我们相信这个数值八九不离十，因为这个数据是现有的唯一数据，并且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专家都已经认可。
直到今天，我们仍被迫使用这个数据。迈克尔·牛顿的作品《连环杀手百科全书》的新版封底上就印了一段话，并用高亮的显示框突出标示，作为本书最重要的宣传语：“针对连环杀手或嗜杀成瘾的凶手的研究，都建立在同一个起点之上，那就是每年有3500人遇害，而且很多案件尚未侦破……”
这些数字很不真实，现在大家都应该了解这一点。根据1800～1995年的统计数据，这195年间，美国已知的连环杀手数量最高也只有3860人。其中的1975～1995年，总共的受害者数量最多只有1398人，也就是每年约有70名受害者。即便我们算上未被发现的受害者，每年也不可能有3500人遇害。不过，3500人比70人更让人兴奋。乔尔·贝斯特在他针对1980年代的儿童绑架案研究中写道：“有三个明显的原则：大数字比小数字好；官方数字比非官方数字好；官方的大数字最好。”
根据统计，1981～1990年间加利福尼亚州共发生1498起儿童谋杀案，其中涉及9岁以下儿童的案件中，大多数凶手都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作案。在5～9岁的儿童谋杀案中，只有14.6%的凶手是陌生人；10～14岁的谋杀案中，也仅占到28.7%。关系不清楚的凶手数量在两个年龄段的案件中分别占到10.4%和20.1%，熟人谋杀则分别占到30.2%和39.2%，其中女性凶手分别占到36.4%和18.7%。亲人（包括父母）谋杀则分别占到44.8%和11.9%。在10～14岁的儿童谋杀案中，有60.9%的谋杀起因是争吵，64.2%的案件凶器是枪支，51.5%的案件发生在公共场所。总结一下，儿童谋杀案中数量最多的是被亲人杀死在家中，其次是青春期的孩子被熟人由于偶然原因杀死，最后才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陌生人谋杀。
20世纪80年代晚期，每年有30000～45000名儿童被陌生人绑架的说法受到了民众的质疑。大家开始怀疑：这些绑架案都在哪里发生的？为什么报纸上没有那么多绑架案？犯下绑架案的连环杀手都是谁？这些传说的数据出自何处？最终，国会为了获得失踪和绑架儿童的确切数字，赞助了一个名为“全国儿童失踪、绑架、出走、抛弃发生率研究”（NISMART）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