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4日，警方发现了德萨尔沃第13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害者——19岁的玛丽·苏利文。她的尸体靠在床上，屁股下垫着一个枕头，背靠在床头板上，脑袋耷拉在右肩上，嘴里的精液流出来，滴到胸部。双腿张开，阴部插着扫帚柄，毯子上也有精液。脖子上缠着一条尼龙袜，围巾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的左脚边上放着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新年快乐”。
“波士顿行凶客”到此结束，德萨尔沃开始有了一个新角色：“绿衣人”。他穿上绿色的工作服和衬衣，闯进女性的公寓，将她们绑住然后强奸。他经常是刚绑好受害者、刚碰到受害者的时候就射精了，因而并未性交，然后他就向受害者道歉，松开绑绳然后离开。
做“绿衣人”的11个月里，德萨尔沃没有杀一个人。1964年11月3日，一个警探发现“绿衣人”的描述和“量体师”很像，因而拿着他的照片去和受害者核实，很快就确认了他的身份。德萨尔沃随即被捕，被送往布里奇沃特精神医院。
这时警方还不知道他们抓住了波士顿行凶客，因为那些受害者年纪较大，所以警方认为凶手是“仇恨母亲的人”，是仍和专横的母亲住在一起的人，而德萨尔沃的精神分析证明他和母亲关系良好。到了1965年春天，德萨尔沃开始坦白罪行，警方终于明白波士顿行凶客已经被羁押了半年。
德萨尔沃和当局做了个交易：如果检方不以波士顿行凶客的身份起诉他谋杀，而只起诉他绿衣人的强奸罪，他将当庭认罪并接受终身监禁的刑期。所以，在官方记录中，没有人因为那13桩谋杀案被起诉或定罪。
很多司法界人士并不确信德萨尔沃是连环杀手，他们指出，德萨尔沃很擅长引诱和强奸女性，他不需要因为性而杀人。问题是，“强奸是为了性交”的观点已经过时，事实上，强奸和引诱、杀人一样，是德萨尔沃宣泄愤怒的行为。
问题仍然存在：德萨尔沃为何杀人？又为何停止杀人？案件发生时，精神医生詹姆斯·布鲁塞尔被波士顿警方从纽约请来，和其他几名精神医生一起会诊。布鲁塞尔在心理侧写领域声望卓著，他可以通过研究犯罪行为确定凶手的个性（详见第九章）。
布鲁塞尔说，精神医生们对凶手的个性判断有很大分歧。有一组人坚定地认为有两个凶手，很多人都认为凶手仇恨母亲、可能有阳痿的毛病。玛丽·苏利文案件之后，布鲁塞尔感到非常不舒服，那种感觉就像是灵感一闪而过却再也想不起来。布鲁塞尔听到一位精神医生说：“早期的受害者身上的精液多在大腿上，后来更多在嘴里，感觉不像是一个人干的。”这句话让他茅塞顿开，他明白，精液只是象征。布鲁塞尔得出结论，凶手是一个人，他的“精神性欲”逐渐成熟，只不过他以禽兽的行径实现了性成熟。
布鲁塞尔指出，凶手的前五个受害者年纪较大，她们都没有被强奸，而是被外物刺入、摆放成羞辱性的姿势。布鲁塞尔认为，这就像是一个小男孩觊觎母亲的爱，并对母亲的身体感到好奇，进而对所有女性的身体感兴趣。但由于缺乏所谓的“母爱”，凶手的渴望演变成愤怒，导致他对前五个受害者进行猥亵和谋杀。
然后，经过四个月的沉寂，他开始转向年轻的女人和女孩。布鲁塞尔认为，那时候的凶手进入了“性的青春期”，试图做爱，却只能半途而废。
最终，凶手成熟了，“治愈”了自己的谋杀冲动。布鲁塞尔写道：
最后的受害者玛丽·苏利文象征着侮辱的终结。精液在她的嘴里，象征着凶手想把自己的性欲扔在别人脸上。他对性的轻蔑态度定型了，他也找到了性交的正确位置，因而他把扫帚把插入了受害者的阴部……
我认为他会就此停止……他想寻求两样事物：实现性成熟，对造成自己性晚育的事物进行报复。我认为这件案子之后，他已经完成了这两个目标。
我说过：“通过玛丽·苏利文，他实现了最终的侮辱和报复。我认为玛丽·苏利文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受害者。我认为他‘治愈’了自己的性问题，但他还有其他情绪问题。”
布鲁塞尔的理论很迷人，但仍存在问题。首先，布鲁塞尔认为凶手和母亲关系不佳，事实并非如此，德萨尔沃爱自己的母亲，他也是母亲最喜爱的孩子。如果母亲对他毫不关心，为什么会在他被卖掉之后连续寻找6个月呢？其次，布鲁塞尔的判断掺入了太多价值因素，比如他认为口交是某种侮辱，而阴道才是“性交的正确位置”。第三，德萨尔沃从青春期就开始有性行为，而且经常挑逗女性，为什么他还要通过谋杀来实现“替代性交”呢？当然，可能德萨尔沃是想看看在性方面有多大的潜力。或许，女人们没有用珠宝换取他的一夜欢爱，或许他也并不是自称的“种马”。关于德萨尔沃以往的性历史，都来自于他自己之口。如果伊姆加德是他第一个性伴侣呢？
加拿大人类学家、连环杀手专家艾略特·莱顿认为，不应该用心理学来分析阿尔伯特·德萨尔沃，而要用社会经济学的观点。莱顿指出，德萨尔沃多次自称是底层人民，和他的父亲一样，德萨尔沃通过婚姻“升级”了——伊姆加德和德萨尔沃的母亲一样来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而最终，伊姆加德抛弃了德萨尔沃。
由于“量体师”被捕时，德萨尔沃告诉警方：
我一生穷困，家庭破败，你们也知道的，我骗你们干啥？听着，我不懂模特、照相机……那些姑娘接受过大学教育，而我没有，明白了吗？我愚弄她们……让她们听我的话。
德萨尔沃在中低层民众、学生、低层公寓住户中寻找受害者，但他们都比德萨尔沃的社会地位高。他想去勒死一个名叫斯沃姆斯科特的有钱邻居，但没有自信：
斯沃姆斯科特那种人，住着豪宅，受过良好教育，小时候我曾经和他们一起玩闹，但他们长大后，结婚生子……我就不去找斯沃姆斯科特了，因为他们让我无地自容。
在审讯期间，德萨尔沃对一位州检察官说：
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的同学中肯定有发大财的，他们接大案子，但你裤子里也有那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先生，你这样的男人竟然还要自己解决。你见过那些发骚的女人，有些非常年轻，但你得不到。你不愿意承认，但你就是这样的社会地位，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么说吧，坐在我对面一脸震惊的先生，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对你们的世界一点也不在乎。你们只要有钱就行……你想过如果没钱的话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吗？我敢说你没想过。
德萨尔沃曾说过，他停止杀人是因为伊姆加德对他好了一些，但他还是用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我的妻子对我好了点，可能是因为我振作了，我变好了。其实我的工作干得不好，但他们喜欢我，给我升了两级。”
德萨尔沃说他曾想早点自首，但妻子说如果他承认是波士顿行凶客，她就杀了两个孩子并且自杀。有时候，德萨尔沃认为他的妻子并不爱他，最后几个月对他不错只是因为他的收入增加了。这让他愤怒，所以他坦白了。他告诉妻子：“我们最后的两个月，你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给了我不敢想象的爱。但是为什么？因为你有了自己渴望的一切……渴望的一切，房子修好了，钱也多了。”坦白罪行就是他的报复。
是布鲁塞尔的心理学观点，还是莱顿的社会经济学观点更准确，我们无法得知。1973年11月26日，他在囚室内被人刺中心脏，关于他的疑问再也无法得到解答。他的谋杀仍是疑案，就像他为何杀人、为何停止一样谜团重重。
伴随着波士顿行凶客案件，暴力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1966年发生了两起臭名昭著的连环谋杀：芝加哥的理查德·斯派克在宿舍里杀了8名护士，得克萨斯的查尔斯·惠特曼狙杀了16人。两起案件都轰动全国，影响极大。连环犯罪史学家米歇尔·牛顿写道：
记者查尔斯·库拉特曾将1966年称为“举世疯狂的年代”，仿佛为后来四分之一世纪的众多谋杀做了预言。那一年，《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上帝死了，魔鬼的教堂则在旧金山敞开了大门。性解放和嬉皮士文化席卷全国，越南战争通过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街头上遍布流浪汉。
肯尼迪遇刺，街头骚乱不断，种族暴动，石油危机，水门事件……就像战后的德国和前苏联一样，美国文化开始瓦解。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通胀比战后的德国和前苏联更严重，在社会层面上，则一样猛烈。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和价值观与50年代很不同，或许是这种激进的文化，也可能是价值观的紊乱，或许是对未来的迷茫，导致了连环谋杀增多。当时的一切看起来都向着杀戮狂奔而去。
如今我们正站在更糟糕的峭壁边缘。实现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途径几乎被堵死，相当多人口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他们的父母，实际收入持续减少，中产阶级不再是穷人奋斗的幸福天堂，也不再是更进一步的跳板。更好的安全感，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收入，都没有了。对于有些人而言，唯一的梦只剩下不停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