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社论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以及偏远山村的广大民众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民众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矛顽战到底的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包含了许多美国人排斥的东西，但是，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的事实确凿地证明，其民族伦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赞扬的方面。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军承认了日管理当局领导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他没有采用屈辱的方法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按照西方的伦理把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侮辱和惩罚是让犯错的人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最有效的社会手段。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观念，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切过失产生的后果会使他谨记不再重蹈覆辙，这些后果也包括战争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并不视此失败为屈辱而去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应该采取诽谤、嘲笑、轻蔑、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光彩的事情等。如果认为受到了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了日本人的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克制。正是因为日本人憎恶被嘲笑，他们认为这是投降带来的必然后果，与解除武装、承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取得巨大的胜利，战胜了一个强国。在对方投降时，日本认为它（俄国）并未嘲笑过日本，日本作为战胜者小心地避免侮辱失败的对手。在日本，有一张众所周知的照片，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拍摄。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装不同，俄国军队并没有解除武器，仍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流传比较广的一个版本：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一位日本上尉和翻译官带着一些食物来到了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外，其他所有的军马都已全被宰杀了，所以，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的鸡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的会见定在了第二天。“两位将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斯提塞尔将军很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英勇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纯种阿拉伯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手中得到这匹马，但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承诺，如果得到了那匹马，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尽心爱护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住宅前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间马厩。据说，它比乃木将军的住房还讲究，乃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就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在俄国投降和占领菲律宾时完全不同，在菲律宾时，他们的大肆破坏和残忍世人皆知。像日本这种随着情况而极端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上述结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首先，巴丹战役后对方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虽然后来菲律宾的日军投降了，日本仍处于战争中。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实行的是“蔑视日本”的政策，“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对排外法案、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以及《海军协定》的定义就是这样。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影响扩大，以及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也使日本人有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以及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受过侮辱是这种情况，没受过侮辱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美国取得的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的环境。如日本人在生活中的通常情况一样，最终的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之前坚持的政策，这种独特的伦理道德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清洗耻辱忘记过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带给日本人新的耻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很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拜访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据说，在建议取消天皇的神性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本来没有的东西，这让他很为难。他诚恳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人劝阻道，西方人对于天皇仍具有神性的看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发表否认神性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给他看。读了这些评论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对此非常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则可能不理解，天皇对发表了声明一事感到很高兴。
美国的政策使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命令上明确写道：“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的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农民组织也重新兴起。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所斩获的最好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的日本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农民起义往往是因为赋税和徭役过重，并且会妨碍正常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没有企图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效率，罢工者比较喜欢采取的办法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照常工作，增加产量，使管理者丢脸”。在三井财团的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增加了两倍。”
当然，不论管理者的政策具有怎样的好意，战败国的行政工作总是很困难的。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都十分严峻，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官员，问题势必更加复杂。复员军人问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由于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许多，但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日本人也深知困难重重。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深有同感的语气写道，对于历尽艰辛却战败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实在是太难喝了，报纸恳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总体来看，复员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战败和失业也使其中一部分人加入了追逐国家主义的旧式秘密社团，他们憎恨现在的状况。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的特权。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行人遇见时都要向他们行礼。入伍时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用美酒佳肴款待，还有歌舞表演助兴，士兵们都是坐在尊贵席的。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这种优待了，只有家里人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仅此而已。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们受到了冷遇。不难想象，这种骤然变化对他们而言是多么痛苦，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这些军人为什么喜欢与旧日同伴相聚，缅怀过去把名誉都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可能他的战友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中国东北）与盟军作战了，为什么绝望？他将再次去打仗！以国家主义为目标的秘密社团在日本早就“为日本正名”而存在。因复仇愿望没有完结，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最有可能加入。如黑龙会、黑洋社等使用暴力，但，这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分的情义”，是被允许的。为了消灭暴力，在若干年内，日本政府必须长期坚持努力，强调“义务”的同时，压抑对名分的“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经济，使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有生存的立足之地，“各得其所”。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人就会回到故乡农村，但是，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加上债务繁重，很难养活众多人口。日本的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了，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变得十分强烈，应该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必须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无疑还有困难漫长的道路要走。如果国家预算不包括重整军备的费用，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十年，日本财政的一半都花费在购买军备和维持军队上，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地租，国家的经济基础可能更稳健。如前所述，日本农业所得是按照耕种者得60%，40%支付地租和税金，这与稻谷种植国的缅甸、暹罗的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交纳的巨额税金最终都用来维持战争机器了。
今后十年间，任何欧洲或亚洲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扩充军备的国家具有更大的潜在优势。因为他们可以用财富打造健康繁荣的经济。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不会因国防的巨大花费而陷入贫穷，也没有蒙受任何战争灾难，美国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大批量生产和机械设备非常完善，若不进行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福利事业以及研究设施的建设，我们就将失业。资本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则大有不同，德国要承担巨额赔偿，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立起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而法国则做不到。同理，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行军事化，并得到美国支持。日本的财政预算如果不包括军事化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它就能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商业贸易圈的主角。把经济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日本将在世界获得重要的地位，如果美国能积极支持这项计划，更将是莫大的帮助。
如果美国做不到用命令的方式把日本改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的国家，这种办法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一个具有不同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民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其发号施令，强迫其按照别人的模式去生活。任何立法都不能使日本人承认被选举出来的官员的权威，也不能使他们无视等级制度中的“各得其所”。也不能使他们具有美国人习惯的自由随意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和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及承担各种义务的自由意识。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识到需要向这个方向转变。当政者表示，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支配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开始怀疑“耻”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了，并且希望看到自由在同胞中的改变，从对“社会”谴责和排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对个人要求得太多了。社会压力要求隐藏个人感情，放弃个人欲望，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他们自然证明，他们能够承受这种生活方式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他们身上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必须高度压抑自我以求得更好的待遇，不敢过那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不归路，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后，他们开始变得自以为是，并且鄙视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是一次失败，他们十分希望在世界上重新赢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的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扩充军备，准备对抗，日本则将利用它的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能排除日本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前途。反之，它也会成为武装阵营中的一员。
目前，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还将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已经失败。如果没有，日本会再次燃起好战的激情并展示它的能量，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自身就可以证明，它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绝不是通往荣誉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