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隋朝因历史短暂和后来唐朝的空前盛大而被一般的人们认为在各方面似无建树。其实，隋朝除了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壮举外，文化艺术也是高度发展的。比如音乐、舞蹈等，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里，我们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大音乐家，他就是卓越的演奏家兼乐理家——万宝常。
对于这位尊敬的艺术家，除了少数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专门学者以外，恐怕连知晓其名字的人都不会太多，而那些少数研究音乐史的学者们，对于他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技艺可能也没有细心地搜寻过。因此，在谈到隋朝文化艺术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几近埋没的艺术家作一些介绍，以澄清人们对隋朝历史文化不正确的认识。
记载万宝常的生平事迹，资料最为丰富的是《隋书》。《隋书》的编纂者魏徵、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李淳风诸人，在《艺术传》中为万宝常立了传，又在《乐志》和《律历志》中记叙了他学艺的情况。后来，李延寿在《北史·艺术传》也转录了《隋书》的内容。不论怎样，上述的诸位学者，对有才华但遭遇坎坷的万宝常还是抱有深深的同情与真诚的敬意，这些在我们读万宝常的本传时是能体验出来的。
根据本传提供的材料，再参照其他史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万宝常的有关情况。万宝常生于南朝的梁末，与他父亲万大通的上司、梁末的大将王琳是同乡人，大概是会稽山阴人。后来王琳投归北齐，万宝常父子也从江南到了北方。不过，那个时候万宝常的年龄很小，大约四五岁。来到北齐以后，万宝常向当时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也是一位达官祖埏（字孝徵）学习音乐。《隋书·音乐志》上记载说：“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因为祖埏的父亲祖莹做过北魏的太常卿，曾经典造过洛阳的钟石管弦，3年而成。所以，祖埏所教音乐知识和万宝常所修的《洛阳旧曲》，便是从祖莹这儿来的。本来音乐的学习是以幼年为适当的，因为绝对音的认识只有在年幼时才锐敏，在12岁以后便会游移而不能准确。因此，万宝常在向祖埏学音乐的时候，他也只有八九岁。正因为这个年龄是学音乐的好时光，所以万宝常以他的勤奋与天资，学得了真正的本领，这从他以后在生活中能随便敲打食器而成宫商的那段记载里得到了证明。这种本领，不从幼时着手，是不能得到的。
后来，万宝常的父亲万大通因获罪被杀，万宝常即被配为乐户。按“齐法”，配乐户的刑罚是与强盗同罪，其地位实际上是奴隶。这种打击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没有故乡，没有故国，失去了亲人，在异乡他壤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他是难以生存的。然而，音乐的天才没有因为灾难而埋没，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也没有因为打击而窒息，万宝常视音乐为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万宝常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隋书》本传上说：“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但是，他的奴隶的生涯（伶人）却终生没有得到解脱。尽管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在隋开皇时代就是大臣宰相、至尊天子都不能够抹杀，作乐时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奴隶毕竟是奴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北周灭齐后的年代很短，仅仅4年便失国。隋朝开皇年间讨论音乐，大官僚、博士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苏夔等“各立朋党”，纷纷立论，闹了七八年，才龙头蛇尾地宣告终结。万宝常用水尺律造器，但又受到权贵们的忌恨，随之而寝置。大约在开皇十一、二年（公元591年、592年）时，万宝常贫病交加，“竟饿而死”。据有的学者考证说，他死时不满40岁。万宝常没有后代，他病卧时，妻子将家中仅有的一点财物全部窃取而逃走了。万宝常临死时，将自己所写的音乐论著投之火中烧掉了，并悲愤地说：“何用此为？”表现了对压迫他，给他带来灾难的丑恶、卑劣社会的最后抗争和不妥协的精神。
万宝常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对隋朝的音乐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本传上说他“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声。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碍滞，见者莫不惊叹。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记。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从上引的记载可知，万宝常在音乐方面的天才，是同辈人望尘莫及的。就是那些嫉妒他、诋毁他的显贵及同行，也不得不“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万宝常在乐制乐论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他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原有的音乐传统，而且也注意吸收外来的音乐，创造了一种适合于当时的新乐。中国音乐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就乐器而言，中国固有的乐器不外磬、竽、鼓、钟等几种，有了琵琶、筝、横笛、胡笳等外来乐器的输入，中国乐器的发展才蔚为大观；就乐律而言，中国固有的乐律不外是宫、商、角、徵、羽的五音，有了十二律的输入，中国的律制便成为了双重化，才不致于单一。而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隋、唐时期，按研究中国乐史的专家的说法，这一时期是胡乐期，即西域和印度的音乐传到中国，这恰好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政治形势。晋室自永嘉南渡而五胡乱华，接着便有长期的南北朝的分裂，中国的北部是在胡人的统治之下。在那些胡人统治者的优裕生活中，把西域的音乐种子输入进来，在丰润的自然环境里开出了灿烂的繁花。而在南北朝的末期，和中国的政治局面由汉族统治的南朝与异族统治的北朝行将归于一统一样，由西域传来的胡乐与前代的中国雅乐即古乐，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合成。万宝常正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他既继承了前代的雅乐，也接受了西来的胡乐，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派。因为祖莹所造的《大成乐》是“戎华兼采”；祖埏所造的《广成乐》是“具宫悬之器”而“杂西凉之曲”。万宝常承继了两代而来，可以知道他的伎艺是融会华戎。当然，综合派不是纯粹的华，也不是纯粹的戎，它是更高一层次的统一与综合，具有两种的成分，因而在过渡时期便不免要受双方的排毁。守旧者说它带戎风，革新者说它挟华臭。祖氏两代的新乐，没有维持住长久的生命，万宝常的新乐也不为隋世所用，时代对于综合派还不十分成熟。这在《隋书·音乐志》中关于开皇乐论的记载里得到证实。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万宝常的艺术理解为近代人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万宝常生活在胡乐盛行的时代，他彻底地学习胡乐，使胡乐成为了自己的东西，更进一步于胡乐所未完备处又创造了新的内容。他在这新的创造方面利用了中国旧有的乐器，旧有的律名，绝不能认为这是复古。他利用的是旧乐的形式，而他的成就是更高一级的发展。他是把中国的旧乐翻新，把胡乐也推进了，可叹息的是中国人中没有后继者，在唐初盛极一时的新乐，中唐以后便衰颓了下来。例如八十四调见诸实用的竟不知多少，《旧唐书·音乐志》所言模糊，而《新唐书·礼乐志》所存的仅七宫七商七角七羽二十八调了。《辽史·乐志》亦载二十八调。到了南宋，二十八调只剩下了十八调。元、明以来的南北曲则各剩下十二调之名目，内容是大有改易的。其他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