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楼（1878～1938）名三元，京剧武生演员，杨派艺术的创始人。杨月楼之子，安徽怀宁人。
杨小楼幼时入小荣椿社学艺，从师杨隆寿、姚增禄、杨万青学武生。十七岁出科，在京、津两地搭班表演。后发愤用功。得义父谭鑫培和王楞仙、王福寿、张淇林、牛松山等的指点，并拜俞菊笙为师，技艺渐进。二十四岁搭入宝胜和班，以“小杨猴子”之名露演，名声渐起。又与谭鑫培同在同庆班，经谭氏奖掖，成为挑大梁的武生演员。二十九岁时入升平署为外学民籍学生，备受慈禧太后赏识。他与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黄润甫、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高庆奎、余叔岩、郝寿臣等人合作，先后组建陶咏、桐馨、中兴、崇林、双胜、永胜等戏班，声誉鹊起。
杨小楼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
艺术特色
杨小楼在艺术上继承家学，师法俞菊笙、杨隆寿，同时博采众长，打下武生表演技艺的全面基础，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杨派”。杨小楼的嗓音清脆洪亮，唱念均遵“奎派”风范，咬字清楚真切，间有京音，行腔朴直无华。唱念注意准确表达角色的感情。从现存的《霸王别姬》《夜奔》《野猪林·结拜》等戏的唱片中，可以领略到他唱念的神韵。杨小楼武打步法准确灵敏，无空招废式，更能恰当贴切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着力体现意境，追求神似，也即“武戏文唱”的杨派特点。
演艺生涯
他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铁笼山》，箭衣戏《状元印》《八大锤》《艳阳楼》，短打戏《连环套》《落马湖》《安天会》，昆曲戏《林冲夜奔》《宁武关》《麒麟阁》，老生戏《法门寺》《四郎探母》《战太平》，无一不精。晚期他还排演了《野猪林》《康郎山》等戏。
1933年，同仁堂药铺乐家特烦请杨小楼演出《铁笼山》，地点在吉祥园。
当时台上除有检场人外，后台个别人可以在台上听戏。《铁笼山》开始时，检场人在下场门一边靠场面外侧，放了一把空椅子。等到“起霸观星”时，从下场门内匆匆走出一位身材魁伟、面形瘦长的便衣人士，在椅子上一坐，看清这个人的面容，心中为之一振，心想今天甭看戏里的“姜维”了，先看这位听戏的“姜维”，就够过瘾的了。原来这位就是当时的名武生孙毓堃，他早就以演《铁笼山》名重一时了。
孙毓堃是杨小楼的义子，是俞振庭的外甥，故而艺名“小振庭”。他幼时跟俞振庭学武生，身上极有功夫。其母带他到杨家请杨小楼教他戏，杨不能拒绝，因其母是杨小楼的大师姐。但杨小楼说：“俞五爷（俞振庭）教你的戏，我一字不改。我教你一出俞五爷不唱的戏——《状元印》。”后来又给他说过《战宛城》。孙毓堃一直私淑，他的《挑华车》、《连环套》等戏，后来都是按杨派路子演的。
那天孙毓堃在台侧一坐，就好像是由他来报幕的，介绍这不一般的《铁笼山》。他听杨小楼的《铁笼山》，不是去看什么身段、打什么把子，这些他都会。他是“内行看门道”，看杨小楼的劲头、台上气度，提高自己的认识。像孙毓堃这种自觉学戏的精神和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杨小楼的正式拜师弟子共有三人。早年曾收过武净演员侯海林，另两位是延玉哲和傅德威，他们当时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俩的拜师仪式是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行的，时间是1935年。
杨小楼为了收徒，特在吉祥戏院亲演《贾家楼》和《野猪林》两出戏给延、傅做示范。《贾家楼》是打基础的传统武戏，《野猪林》是有创作的新编文戏。这反映了杨的教学思想，要求学生要高标准地打好基础、高水平地创新、全面发展、文武皆能。事后杨亲自去中华戏校，请校方关心他的弟子延、傅二生的学习。
武生打基础的戏很多，为什么杨小楼给延、傅示范《贾家楼》呢？“科班”学生演戏与“大班”演员演戏在格调和火候上是不同的，学生听老师的戏主要是去学气度和劲头。但其中还有一层意思，杨小楼的《贾家楼》是学乃师俞菊笙的，杨授徒选择此戏，表示不忘其师、不离其宗，使弟子知其所学渊源，懂得俞氏规范。当年俞菊笙在《贾家楼》中有许多创作，包括把子的“一封书”、“打出手”等。俞振庭、孙毓堃、许德义（不勾脸）均擅演此剧中唐璧一角。杨小楼这次演唐璧，不仅示范了扮戏。杨在此戏中穿湘色蟒、硬靠、箭衣、硬扎巾，很适合唐璧戴黪髯的身份。
为什么示范《野猪林》呢？那是应将老师本人的创作特别是新戏向学生介绍一下。杨小楼成名后，除演出经典的传统武戏外，一直没有停止编排新戏（包括旧剧新排和新排剧目）。《野猪林》就是其中较成功的一剧。
死后哀荣
1938年2月13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十四日，杨小楼逝世。
杨小楼生前就留有遗嘱，说他曾在白云观出家为道，大名已上了玉皇大帝的《登真箓》，其身命，神魂均已不属于十殿阎君管辖，而是属于“三官”掌握了。所以，“羽化”之后，一定要身穿道装到“道国三千金世界，天京十二玉楼台”去仙游。他的后人照办，他的装裹（殓衣）是一整套道装：贴身的是一套对襟大领的白裤褂，大领的蓝面黄里的小棉袄、棉裤，外面是大领蓝大棉袍。一律以宝剑头形的飘带扎系。最外边加披了一领深紫色，绣着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头顶上因为没有长发，自然无法挽成道冠，所以没有用元形的混元巾，只好戴了一顶门楼式的庄子中，正中镶上一块美玉，作为“帽正儿”。脚下穿了一双白袜子，将裤脚放进袜筒里，再配上一双紫色镶青云头的“云履”。双手捧着一柄玉如意。完全是一付道家焚修功圆果满“朝真”的装束。身上身下，当是“铺金盖银”。不过，身上盖的有说是绣着八仙庆寿图案的白色衾单；还有的说是加盖了黄绫、红色梵文经字的“陀罗经被”。后者的说法，当然与道装的殓衣不配套。但是很可能是受清代崇佛遗风的熏染，因而佛道相融。
盛殓杨小楼的棺材更是讲究，乃是一口精选的金丝楠“四独板”（即两帮、底、盖，均为四块整板）的“重材”，这是最上品的殓具了。系购自骡马市大街鹤年长寿材铺，价值2400元。至于棺内装的殉葬物其说不一。从当年各报披露的杨墓被盗的通讯报导来看，其殉葬品既精且多，除了宝剑、牙笏（朝简）、拂尘等道教法物之外，古陶瓷、烟壶、金银珠宝，无所不有。但招来了后患，俗云“家贼难防”，不期让松柏庵义地看坟的董四及其勾结的盗匪们挖了去。
杨小楼的丧事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在总的排场上突出一个“奢”字；二是在礼仪上处处突出一个“道”字。杨氏刚刚咽气，院内就搭起了巍峨壮观的起脊大棚，棚顶上按照古典建筑形式，做出了五脊六兽，而且还是古钱形状的“花脊”，从远处望去，俨然是一座高大的殿堂。棚内三面都搭了“经托子”（搭在房上的经台）。这样，可以不占院内的有效面积。其整个布局是：正面是灵堂，对面是宝盖式的番（喇嘛）经经台，台的对面，即灵堂上方，挂了黄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中间挂了四幢与幡门、幡条配套的黄缎绣花经幡。棚的上首为楼阁式的道经经台，挂了蓝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挂了四幢蓝缎绣花的经幡。棚的下首为佛龛式的禅（和尚）经经台，挂了红缎绣花的幡门、幡条，棚顶挂了四幢红缎绣花的经幡。一眼望去，有如神、佛圣境。杨氏的灵堂前搭了一座四围均为一丈二尺的大月台。台的四角各有绿漆金纹的明柱，以支撑上顶，顶上安装了彩绘团鹤图案的天花板，象征亡音“驾鹤仙去”。以符合杨氏的平生信仰，月台内外上端挂满了社会名流、商会、慈联会、梨园公会的题匾。
灵堂上扎了大型毗卢帽式的灵龛，正面挂着曹锟送的大匾“阆苑归真”，匾下，装饰着一个素彩花圈，中间以小白花组成一个大“奠”字。杨氏的灵榇被扣在一个红云缎绣着八仙庆寿图案的堂罩里。罩外竖立着杨氏大幅遗像，像前的灵桌上是一堂景泰蓝的五供，外加一盏宝塔式的“闷灯”（即长明灯，民间盛传冥路幽暗，须燃灯给亡人照明）；花筒内插着金银五彩的细灵花；两旁的蜡扦上燃点着一对白色蓝字的素蜡；中间是鼎式的大香炉。灵桌前面挂了青缎绣着青云白鹤图案的桌围子。供桌前还设了一个小几，上设檀香炉一尊，香碗一对，是供来吊者上香用的。月台上，陈放着两对灵人；紧靠灵帏立着一对引路的“童儿”（即金童玉女），金童执幡，玉女提炉。
月台下边两侧，陈放着四对纸扎的尺头桌子，一对金山银山的小盆景；一对五彩锦缎的尺头（衣料），这是固定套路。但另外的两对桌子则带有杨氏丧礼的特色了。一桌糊的全套道装：缀有剑头飘带的豆青面，青大领的道袍；深蓝色青大领道袍各一领；马蹄形的混元中、门楼式的庄子中各一顶；彩绣青云白鹤、八仙法物的大红法衣、百寿图配万字不到头图案的橙黄色法衣、八卦太极图图案紫色法衣各一件；白袜、云头履各两双。一桌糊的是道家法物：勅令架上插着令旗、令剑、令牌、天篷尺（量天尺）、朝简（笏板）、震坛木、米碟、净水碗、杨枝、朱砂砚、朱笔、黄表奏章匣、《天师符》、《天师玉匣记》、《天师万年历》、《天师神魂执照》各一册。一桌糊的是文房四宝：万历青花笔筒、山字形笔架、铜笔架各一；中插大抓笔、“一品文章”小楷狼毫；雕花石砚一块；大铜墨盒一具，上刻唐朝贾岛五言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铜镇纸一对；“龙门”盖金墨锭一匣、彩笺一匣，上绘松涛水月图案，并有双钩隶书：“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另有纱罩桌灯一具。另一桌糊的是古玩陈设：裱有紫红绫缎槽囊的硬木锦匣两对，内放炉、鼎、瓶、罐，另有陶瓦银釉古装歌妓人一堂，窑变紫红色“聚宝盆”（内叠金室、银室）一具；粉彩磁盆，插以大红珊瑚枝挂金银的“摇钱树”一具；玉器一匣；烟壶一匣。。这些纸制冥物精细异常，足可乱真。乃是出于和平门外延寿寺街衡记、高记两家冥衣铺。
当日迎三送路，杨氏丧居笤帚胡同提前搭就了蓝布的过街棚，两边棚口及丧居门前，各搭了一座素彩牌坊。一对红底金纹双花篮图案的大鼓、锣架设于棚内，为来宾们传报不暇。延至午后，西至延寿寺街、琉璃厂，东至南火扇胡同、煤市街一带，车水马龙，以梨园界为主的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杨宅吊唁。仅戏剧内外行人，计300余人，名伶尚小云、高庆奎、沈曼华、李洪春、刘砚亭、王福山等，均亲临挂孝。伶界如余叔岩、玉瑶卿、王凤卿、俞振庭、蔡荣贵、谭小培、谭富英、程砚秋、马富禄、叶龙章、叶盛章、萧长华、郭春山、阎岚亭、李永利、荀慧生、王松龄、丁水利、于连泉、于永利、迟月亭、杨春龙、王又荃、金仲仁、赵砚奎、陈椿龄、郝寿臣、杨宝忠、侯海林、徐霖甫、迟绍峰、万子和、梁华庭、杨主生、王敬五、金廷荪、金少山等，及戏剧评论家汪侠公、戴兰生、齐如山、吴幻荪、景孤血等，均亲临致祭，或具联轴挽幛、或送香帛冥楮。诚为素车白马，会吊龟年，灵棚内，参灵的鼓乐，经声佛号与哭声混成一片。
午后6时，依丧礼送三。走在最前边的是官鼓大乐，官吹官打24个响器及清音“九福班”的细乐，后面便是以彩纸精糊细表的转轮大轿车一辆，以翻毛骏马驾辕，前加顶马；后配跟骡。车厢左窗外，贴一黄纸条，上书“杨府老太爷显考嘉训之灵车孝女杨荣桂、嗣孙续潜、婿刘砚芳、外孙宗杨、宗华等全宅孝属叩祭”字样。另有大翻毛双马驾辕的四面大玻璃百叶窗四轮马车一辆；8人抬绿帏官轿一乘；杠箱4抬；墩箱4只；大白仙鹤一只（一楼二库已于事前送往焚化场等候）。
纸活两旁为8盏大白气死风灯和12对六角形的手罩子为之照明。纸扎刍灵后边为雍和宫的喇嘛13人，以大鼓、长号等轻重蒙藏法器吹奏。白云观的道士身披云缎刺绣的对儿衣，打着铛、铪、鼓，白全一为高功，捧着如意殿行。所有参加送三的来宾（多数是名伶）分别执香提灯，排成双行步送，成为一条大火龙。后为铁山寺的和尚以笙管笛吹着佛曲梵乐，音韵凄惨，使人呜咽欲绝。杨氏之女荣桂打着挑钱纸，女婿刘砚芳以铜茶盘捧着喇嘛用巴拉面捏成的灯塔；嗣孙等分别棒着道经大疏、禅经大疏，均痛哭失声，被近亲们一一搀行。最后是龙泉寺的13人大德高僧。以素打“七星”点殿后。整个送三行列蜿蜒约一里多地。观者如云。尾随不舍者数百人不止。送三行列由笤帚胡同20号本宅出发，出延寿寺街南口，经琉璃厂、厂甸、南新华街，至虎坊桥焚烧冥物车马，尽礼而散。
接三之日，业经丧礼处与孝属讨论决定，杨氏灵柩在家停灵受吊15天，从即日正式开坛起经，每天均有度亡法事，除本家自请的经忏以外，包括梨园界同仁送的计有番经7棚；道经8棚；禅经10棚。共25棚。所有诵经、礼忏、燃灯、施食，悉皆周隆。定于2月27日家奠、开吊、伴宿送库；28日辰刻发引。因堪舆家勘测认为永定门外茔地因“方向不利”，当年不宜下葬，故暂厝陶然亭龙泉寺庙内，俟明年再卜吉告窆。
1938年2月27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廿八日：杨小楼送圣仪式
是日为伴宿、作夜辞灵之期。丧居门前的过街棚里里外外亮出了汉执事“五半堂”的幡、伞，每半堂亮出2件：红、蓝、白、黑、紫（绣花）的幡、伞各一对，计20件，均插在红漆葫芦座的执事架上。金银宝库、九品莲台、执幡使者、福禄寿三星、摇钱树、聚宝盆、哼哈二将、开路鬼、打道鬼、喷钱兽（独角獬）、香幡、筒幡、香伞、香亭、松狮、松亭、松八仙、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等冥物沿南北墙一字排开。过街棚正对丧居门口还设了三档子妙峰山香会的火壶茶会；大鼓锣架、金漆大号，24个民族传统式的鼓手整整排了一条胡同。这里不能不临时断绝交通。地面上对此亦无不给予支持。至于前来吊唁人乘坐的汽车、马车、洋车、自行车都存放在了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前边临时设立的场子里。
是日，前来吊唁者达数百人之多，内外行知名者计有：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小翠花、周瑞安、王少楼、孙毓堃、王又荃、李洪春、计砚芬、丁水利、张春彦、谭小培、谭富英、钟鸣歧、马富禄、吴彦衡、徐霖甫、李多奎、高庆奎、王瑶卿、王凤卿、叶龙章、郝寿臣、叶盛兰、高盛麟、刘砚亭、杨韵甫、万子和、郝锦川、金达志、吴菊痴、萧振川、吴钦李、汪侠公、杨主生、张寰如、王敬五、赵砚奎、陈椿龄、于永立、迟绍峰、赵世兴等均前后莅临吊祭。
杨宅所收的冥楮、纸扎、祭席等各种奠礼堆积如山，所有挽联、祭幛、匾额，自首七以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仅名流匾额就有数十方。由于杨氏生前崇佛信道，成为北京各大小寺院的大檀越、大功德主，且与各寺院方丈、监院等高憎结交甚密，故23处佛教寺院的方丈联合前往唪经礼忏。集各大小寺院“黄袍”高僧唪经送圣是佛教界对亡人及其家属最高礼敬，对亡人本身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德，若非特大的名流斋主去世，一般是绝不应酬这种佛事的。这是自民国8年以来，北京城所未有的情况。所以，为人们，尤其是为有佛教信仰的人们所景羡。
伴宿之日的法事，除23名“黄袍”以外，还有雍和宫、隆福寺、护国寺的喇嘛各13人；白云观、地安门外火神庙、和平门内吕祖阁的道士各13入；长椿寺、铁山寺、龙泉寺的和尚各13人。轮流诵经作法，凡送疏、戒食、交供、回向，经台、月台上下，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门前的鼓乐也“接赞”、“送赞”吹打不停，其盛况不言而喻。
由于杨氏生前交际很广，来吊者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以不借重金，置办了“三面席”：一是大教席；二是同和轩的清真席；三是功德林的全素席。而且是一天早晚两顿。可谓奢矣。来宾们坐席后，将近落日，总提调发话，宣布送圣僧、道排班秩序。其具体安排是：鼓乐、番道禅、来宾、番道禅、来宾、番道禅、近亲孝属、23位大德“黄袍”。采取“花插”排列，以利观瞻，而符礼俗。念三黄袍送圣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延寿寺街一带人山人海，几无立锥之地，近至左邻右舍的商民，远至津、保各地不远百里而来的“好事”者，都云集于杨宅丧居附近，一时万头攒动，车马为之堵塞，不能通过。人们不但是为争看各种纸扎冥物，而更主要是争看名伶的庐山真面目，而一饱眼福。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棒大锣，送圣开始。杨家确是独出心裁，将一丈多高的纸扎哼、哈二将推将出来，作为开路之神（一般这乃是出殡的排场，送圣很少有这种举动）。紧跟着是纸扎的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纸制的整桌祭席、福禄寿三星、执幡使者、九品莲台、香幡、香伞、香亭均雇人擎举而行。其后为番、道、禅各三班，每班各13众，按既定“花插”而排列，来宾及捧圣的孝属间杂其间，最后是23处大小寺院的方丈，身披大黄袍，各捧手炉相送。最引人注目的是梨园行的7行7科，每科均推代表10人以上，步行送库，每人各佩一徽帜，上书：“北京梨园公会某行（或某科）代表致祭员”字样。每走过一处，必有若干观众指手划脚纷纷议论，形容不一。送圣行列出笤帚胡同西口向南，经延寿寺街、一尺大街、皈子庙、向东经观音寺、大栅栏，出东口折向南行，经前门大街至西珠市口，折向西行，至万明路折向南，直奔香厂迤南永安路，焚烧楼库等冥物。于火光冲天中礼成。
晚间，杨宅办了盛大的资度道场。番、道、禅三台焰口施食：老道的铁罐施食，三清（三位头戴五老冠的高功主法）焰口；和尚的三大士（三位头戴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焰口：外加“地藏十王宝灯”的传灯法事。金钟法鼓，通宵达旦。观礼者百人之多。
1938年2月28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廿九日：杨小楼大殓举行。
杨家在出殡的前三天就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门前的大道上，亮出了一份五丈五尺长，一丈多高的64杠的大罩，罩架子上挂了红缎金线绣满“百寿图”的罩片，顶上安了80公分高的金箔罩漆的大“火焰”，罩架上盖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龙口“衔”着一串编织的花穗，每绺花穗上拴着一个“荷叶帽”、八个小金葫芦和五个不同的“花拍子”。十分华贵。杠罩的四角各放置一座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面插了红、蓝两色不同的“拨旗”，上书“崇文门外广兴杠房”字样。大杠大罩的旁边还亮出了一付32抬的“小请儿”，即出堂用的小杠。这份大杠诚可谓富丽堂皇，气派极矣。引起了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丧家一亮杠亮罩，就是即将出殡的信号。紧跟着，在杨氏殡列即将经过的要路口便道上，相继搭起了高大的路祭棚三座，一为剧场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空地上，将由各剧院选派代表三人守候公祭。二为梨园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第一舞台门前。三为内外行亲友联合路祭棚，设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这些路祭棚均为平棚起尖子，一殿式的起脊大棚，棚口均搭了素彩毗卢帽式的花牌楼，设了官鼓大乐，摆上了对儿门鼓、对锣架、对官鼓、对号筒。棚口两旁的执事架上插着四对金执事，计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各一对；四对不同图案的大旗，计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棚内正面放了披有虎皮的“如意亮轿”一乘，当做被祭奠者的灵位，前面还扎了素彩灵龛一座。前边是大型供案，上面设置了香炉、蜡扦、花筒、供碗。棚壁上挂满了挽联、匾额、挽幛、花圈、相间有不同的四季花盆，尺头桌子等纸活冥器。给人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感觉，哀戚油然而生。
杨宅即将出大殡的消息，人人奔走相告，四九城的居民，尤其是南城一带的居民都憋足了劲头等着瞧热闹，都说：“这可是一出好戏，所有的名角都要上场亮相，这张票可是千金难买！”当年，瞧大殡几乎是北京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本来，丧葬礼俗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果然，杨氏的大殡成为万人空巷之举。一般平民，一早就扶老携幼地伫立街头，那些有钱有闲人家早在殡列即将经过的地方，找个茶点铺或饭庄子的楼上，订个临窗的好座，届时居高临下，边吃边看，将这盛大宏壮的丧礼尽收眼底。
杨氏丧居前门外笤帚胡同，巷子较窄，不便直接上大杠。所以，他的灵柩被抬出丧居之后，先在门口上32人抬的“小请儿”。由孝女荣桂身穿重孝，左手打着金钩龙凤“衔”挂的引魂幡，在众多亲友、梨园界同人拥簇之下，到南新华街北头师范大学门前换升大杠。这时最前头的仪仗已经穿过西河沿，进入前门大街了。
杨氏灵柩上了大杠，扣上了一卷红缎“百寿图”的大官罩。孝女荣桂跪在拜垫上，以左手在一块糊成一套《金刚经》的沙板砖上摔了“吉祥盆”，大喊一声：“爸爸哎！”遂被搀起，全体孝属及执绋的近亲友便跟着一起高声举哀，这时，烧了一所纸扎的小四合房。被请来扬纸钱的“一撮毛”此刻大显身手，趁着纸活的火势，一连扬了三把纸钱，顿使漫天皆白，良久不能落地。有许多小孩，甚至老年人都凑过去，伸手接抢那些尚未落地的纸钱，说是用这种纸钱擦拭面部或身上的疥癣，当可霍然。此说虽然属无稽，但无意间却为丧礼壮大了声势和场面。
杨氏是汉旗人，故按民族风俗习惯用了“五半堂”的汉执事。传统的汉执事以半堂为基数，每半堂有不同三色的幡、伞6把；金执事4对至8对。再加花圈、挽联、松活，纸活、响器、僧道及执绋送殡的亲友，殡列排出足有三里地之遥，可谓壮观极矣。其殡列顺序大体上是：最前为“北京特别市梨园公会”旗帜一对。由“龙套”演员擎举开道。继之为纸糊的戴盔披甲，面目狰狞的开路鬼、打道鬼一对，各持鞭棍，立于“虎皮石”的立座上，座下有木轮，由人推之而行。纸糊的独角獬——喷钱兽一只。高七尺，走在开路鬼、打道鬼的中间。一人从“兽”后豁口里填纸钱，使之从前面口内吐出。意为替亡蓄留下买路钱。纸糊的头戴乌纱，身穿大红，左腿跃起，手举宝剑高过头顶，作斩妖姿势的“判官”，高近一丈，头顶上还飞舞着一只蝙蝠，盖为臂上一弹簧所系。松活一堂：系右安门外丰台花厂的杰作。七、八尺高的松狮子一对；一丈一的松亭一对；松鹤、松鹿（鹤鹿同春）一对；松人（和合二仙）一对。共用28人杠抬以行。纸活金童玉女，金童执黄绫幡；玉女提引炉，作接引状。由二人擎举而行。意为神佛所派的使者接引亡灵升天。纸活四季花盆，碧桃、芍药、牡丹、佛座莲、绉菊、桂花、腊梅、迎春各一盆，其盆糊成白磁状，上绘山水、人物、间有书法题诗。下支红漆木架。人夫各抱一盆以行。纸活尺头桌子，上摆金山银山（盆景）、绸缎衣料、道装云履、道坛法物、古玩陈设、文房四宝等，各二夫一抬。纸糊当年进口汽车一辆，驾驶楼内糊一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青年司机，手把方向盘。车前车后各挂一车牌，牌号为“北京147”。因杨宅电话为“南局147”，故借用于车牌。
京彩局以素彩扎成的“匾额亭”，古典宫殿式的顶盖，敞门，下为须弥座，座上穿以木杠，4人肩抬以行。亭内放置受吊期间各界赠送的匾额。共13座，其顺序为：1、曹锟挽；2、高凌霨挽；3、江朝宗挽；4、吴佩孚挽；5、张水淇挽；6、宁夔扬挽；7、冷家骥挽；8、北京市商会挽；9、北京市慈善团体联合会挽；10、妙峰山头岭茶棚北京天津众承办挽；11、长安大戏院董事会挽；12、北京市梨园公会挽；13、丑行同人挽。匾额就有数十方。各界赠送的挽联85幅，俱以红漆竹杆高高挑起，一夫擎举上联，一夫擎举下联，两并排对正，缓步而行。其中不乏佳作，为殡仪烘托着哀戚气氛。例如：
北京市社会局公益救济股同人挽曰：“法曲接俞谭，定场管弦推贺老；元昔协钟吕，超时歌舞媲兰陵。”
北京市慈善团体联合会主席胡恩元等挽曰：“天宝事那堪重论，胜朝两代承殊遇；广陵散有谁词响，梨园千载仰新声。”
北京进报社挽曰：“菊径荒凉冥漠秋郊悲泣雨；蓉城缥缈苍茫野陌帐春风。”
武田南阳挽曰：“执牛耳五十年间，昔时局阁鹓班舞罢干戚娱帝戚；攀龙颜九重天上，比日鲤庭燕寝歌残薤露怅春风。”
吴菊痴挽曰：“人曲各千秋，任教地老天荒大名永在；悲歌同一梦，忽然山颓木坏吾道其孤。”
晨报社同人挽曰：“拟垓下声容，不复举头明月夜；向江南风景，何堪回首落花时。”
齐如山挽曰：“齿德均尊，犹执恭维族谊；形神虽逝，尚留青白著乡评。”
陆秋岩挽曰：“菊坛星殒，永存典型光史页；艺人其萎，一代宗师返道山。”
挽联群后面是民族传统仪仗——汉用“五半堂”执事。
第一半堂：“锣九对儿”：四方形蓝底红边、红字的清道旗一对；四方形红边白底彩色图案的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均由头戴青荷叶帽，身穿绿驾衣的执事夫高举，缓行。虎头牌——“回避”、“肃静”牌各一对。“格漏”、粉棍、鸣锣，各一对。红云缎绣花幡、伞各6把。
第二半堂：木质金箔罩漆的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蓝云缎绣花幡、伞各6把。
第三半堂：木质金箔罩漆的“八宝枪”8对：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白云缎绣花幡、伞各6把。
第四半堂：木质金箔罩漆的金立瓜、金钺斧、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塑、金督。各一对。青云缎绣花幡、伞各6把。
第五半堂：紫云缎绣花幡、伞各6把。
官鼓大乐一班，计13名：拉号一对；官鼓4面；唢呐、海笛、笙各一对；跟锣一面（指挥）。俱头戴去缨的清制青官帽，身穿绿驾衣，系绣着蓝寿字的白褡帛，足穿青布靴。红云缎大座伞一柄，由1人擎举，2人牵黄绸“拉幌”。清音锣鼓1班。计9名：2人抬堂鼓一面；1人敲打；4笛、2笙、1小锣、1皮鼓指挥。是为“九福班”。古典宫殿顶盖、敞门、须弥座，8人抬的彩活影亭一座，内悬杨氏画像一幅。抬夫一律头戴清制官帽，身穿白孝袍。影亭后边是两名执事夫举着名伶郝寿臣送的一对花圈（其它花圈均在殡列前边，挂在匾额亭的背后，只有郝氏送的花圈放在此处）。又，红云缎大座伞1柄，1人擎举，2人牵黄绸“拉幌”（表示为影亭、领魂轿张伞，实际上是为把二者隔开，以利观瞻）。挂着绿呢围子、青纱帘的魂轿一乘，内供杨氏灵牌，由8名穿孝的轿夫抬舁而行。又，红云缎大座伞1柄，1人擎举，2人牵黄绸“拉幌”。龙泉寺孤儿院音乐队以笙、管、笛、九音锣、铪、鼓合奏哀乐。队员均黑衣白孝带。纸扎灵人（仆役）4对：戴礼帽着长袍马褂的男管家2名；戴礼帽、着长袍青坎肩的听差2名；身穿旗袍、梳髻的中年女仆2名；戴帽头，穿灰袍，青坎肩，提篮买菜的厨师2名。均由8名穿孝的执事夫擎举而行。雍和宫的番经（喇嘛经）一班，计13人，俱穿黄袍、戴黄秋帽。徒手送殡。白云观的道经一班，计13人。俱蓝袍，加披五彩锦缎的法衣，每对一色。铃、嗡各一；铛子两对；铪子一对；法鼓一对。铁山寺的禅经（和尚经）一班，计13人，俱海青袍，加披红缎绣花偏衫。以笙、管、笛、九音锣、铪、鼓吹奏佛曲梵乐。大白雪柳12对，由头戴假抓髻，身穿白布印花小褂的男童擎举而行。
执绋送殡的绅商各界，梨园同人，杨氏生前友好，逾300余人，内有尚小云、谭富英、高庆奎、高盛麟、周瑞安、尚富霞、叶龙章、马富禄、孙毓堃、王永昌、赵砚奎、万子和、丁永利、傅德威、王又荃、李洪春、何雅秋、杨宝忠、陈椿龄、郭宝麟等，还有梨园公会七行七科代表团200余人。有的穿孝袍子，有的腰系孝带，左胸佩戴白纸菊花一朵，簇拥在孝属前后。“一撮毛”率领两名青年徒弟，各身背大串白纸钱。其身后还有一洋车，满载纸钱。路过庙宇、井台、桥梁、十字路口、路祭棚、茶桌等处，便高高扬起纸钱，表示打发“拦路鬼”，以便让杨氏的阴魂顺利通过。还有两个挎烧纸筐子的，乃是沿途烧纸打发“外祟”的。另两个人手提白布绷的拜垫，以便丧主随时向外界拜谢时，跪而叩之。二位穿孝的近亲搀扶着打幡的孝女荣桂，嗣孙续潜（即宗年）及乃婿刘砚芳，外孙刘宗杨、宗华，护灵榇前导。
孝属的后边便是64名头戴青毡荷叶帽、插着红雉翎、身穿绿驾衣的杠夫，抬着一付五丈五尺长的巨杠，上扣一卷崭新“百寿图”的大官罩。由两名穿孝的杠头，以打响尺的形式指挥前进。四角还有拉着罩上黄绸的4名杠夫。他们俱向后拽，成为一顺边的形式。杠的两侧各有4名杠夫扛着红、蓝两色的拨旗簇拥前行。杠后有25名执事夫组成的后扈（后拥），均手举木质金箔罩漆的“金执事”（古代兵器模型）5人一排，共为五排，均以湖色绸子将金执事连缀起来，表示护灵。
杨氏为梨园公会的董事长，故该会由七行七科公推代表致祭。伴宿送库时，各行、科公推代表各十人参加吊祭送圣；出殡之日则每行、科各加派代表6人，共计224人，于9时余齐集杨宅，先行参灵后，再参加执绋。行至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路祭棚，全体代表将杨氏遗像请至棚内灵座上致祭后，仍继续执绋前行。剧场公会则每单位推举代表3人，由剧场公会主席郝锦川率领，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的路祭棚内致祭。内外行亲友则在第一舞台前的路祭棚内致祭。每祭均设祭筵一桌，由主祭人上香、献爵、焚帛，再由僧道诵经品咒，异常隆重。沿途各商号、住户所设的茶桌、路祭桌约三百余处，均由以荣桂为首的孝眷一一叩首致谢。大殡经由骡马市大街、菜市口、丞相胡同，官菜园上街、自新路，过上清观，而达龙泉寺。届时，该寺两序大众均身披袈裟执香在山门前迎灵。这是对任何斋主死后来此停灵所未有过的礼仪。
因堪舆家勘测认为永定门外茔地因“方向不利”，当年不宜下葬，故暂厝陶然亭龙泉寺庙内，俟明年再卜吉告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