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墨·克罗伊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发生在1933年。那天，警长来到我家的前门，而我却从后门溜走了。我失去了长岛的家园，那是我儿女出生、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的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竟然会降临到我头上。12年前，我还是信心百倍，志得意满。当时我把我的小说《水塔西侧》的电影版权卖给电影公司，价钱堪称好莱坞之冠。我们一家住在国外已经两年了。夏天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在法国逍遥，快活得像个富翁一样。
在巴黎，我花费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小说。由威尔·罗杰斯主演，那是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电影公司邀请我留在好莱坞为罗杰斯再写几部电影剧本，可是我拒绝了。回到了纽约，我的麻烦也就开始了。
我渐渐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尚未开发的潜在能力，开始幻想自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有人告诉我，约翰·雅各布·亚士特投资纽约空地赚了几百万。亚士特何许人？他不过是一个移民美国的小商贩。他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我要发财！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然而，我空有无知的勇气。我对房地产买卖的了解不比一个爱斯基摩人多。我到哪里去筹措钱来开始这个事业呢？答案很简单：用我家房子作为抵押，买下一批地，等到价钱好时售出，我就可以过奢侈的日子了。对那些在办公室任劳任怨于领薪水的人，我充满了同情。显然上天只赐给我这种理财的天分。
突然间，大萧条就像飓风一样席卷了美国。
每个月我得为那片土地支付220美元。而每个月过得可真够快的，当然我还得支付抵押贷款，并维持全家温饱。我开始担心，我想为杂志写些幽默小品，但作品颇似《旧约》中的哀歌，一点都不好笑。我什么也卖不出去。我的小说也卖得很差。钱用完了，除了打字机及牙齿的镶金以外，再没有可以变现的东西。牛奶公司不再送牛奶，煤气公司也给断了气，我们只有改用露营用的小瓦斯罐，它喷出火焰时带着嘶嘶的声音，好象一只发怒的青蛇。
我们没有煤可以用，惟一取暖的工具就是壁炉。晚上我会到有钱人盖房子的工地去捡一些木板木条，而我本来是想跻身于这些有钱人行列之中的。
我十分苦恼，睡不着觉，经常半夜起来踱方步，把自己搞得很累再回去睡。
我不但损失了我买的土地，还赔上了我所有的心血。银行扣押了我的房子，我和家人只能流落街头。
最后我们总算弄到了一点钱租了一间小公寓。1933年除夕我们搬了进去。我坐在行李箱上，抬头四处张望。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在耳边响起：“别为打泼翻的牛奶哭泣。”
可是，这不只是牛奶，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呆坐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我已经衰弱到底了，情况不可能再坏，只有逐渐转好。”
我开始想还有什么我还没失去的东西。我还拥有健康与朋友。我可以东山再起，我不再为过去而难过，我要每天提醒自己我母亲常说的那句话。
我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工作上，不再去自寻烦恼。渐渐地，我们的状况一点点地改善了。我现在要感谢我有机会经历那样的劣境，因为我从中得到力量与自信。我现在知道什么是跌到谷底，我也知道那并不能打垮人。我更清楚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强得多。现在，再有什么小困难、小麻烦，我总会提醒自己坐在行李箱上对自己说过的话：“我已跌至谷底，情况不能再坏，只有转好。”这些小事再也不会令我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