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铜人”今何在
所谓的“天圣铜人”实际上就是两座同常人一样高的精制铜像。它们是在宋代天圣年间，由名医王惟一主持设计、铸造的，是用于研究针灸的铜人。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这两座铜像的造型是裸体的男人；制作它们用的是精铜；设计精巧无比，制作出神入化。南宋的《齐东野语》卷十四《针砭》篇中曾经细致地描述过它们：“……尝获试铜人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之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汞，惮医工以分析过，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这段描述十分传神，使读者仿佛正在看实物。“脏腑无一不具”说明钢人不是中空，内部也是照真人的五脏六腑设计制作的。“其外腧穴……稍差则针不可入矣”这一段话既刻画了铜人的“精”和“巧”，也使读者明白，铜人就是中医的经、穴模型，而且是用于针灸教学和实习，以及考试的立体模型。你看，铜人上不仅刻制了人体上的经、穴，而且所有的“穴位”旁还“错金书穴名”，多精制啊！而“外涂黄蜡，中实以汞……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则反映出钢人制作之巧。我们的祖先早在13世纪初就已经熟悉人体解剖知识，而经络学说更是源远流长的国宝。这些都是西方文明望尘莫及的。
“天圣铜人”集我国古代医学文明和铜雕铸文明于一身，是祖国医学文物中的上乘之作，堪称“国宝”。
可是，它们也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国宝一样，命运坎坷，现在早已去向不明了。
它们1207年才问世，1228年来被金打败，于是铜人也跟着遭灾难。其中之一被金人掠走。只过了不到6年的时间，蒙古于1234年灭掉了金，这座铜人又被当作战利品成为蒙古人的囊中之物。直到1279年，蒙古灭掉大宋建立了元朝，两个铜人反倒在北京团聚，被放在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但随着以后朝代的更迭，战乱频繁，两座铜人又几经易手，最终竟落得一个下落不明的下场。
史学界一直不甘心失却了这两座中国最早的精制针灸铜人，所以一直在探究它们的下落。
虽然线索渺茫，可是由于研究者们的锲而不舍，所以也时不时地发现一些踪迹。
现在，就有人认为：两座天圣铜人之一已经毁于战火，侥幸保存的那一座，几经辗转流入日本，就是今天存放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的那座中国古代针灸铜人。日本方面的有关史料中，都一致承认，这具古代针灸铜人来自中国，而且年代久远，还具有古代文献中描述的“天圣铜人”的基本特征。
可是，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否决了日本现藏的中国古代针灸铜人入选“天圣铜人”的资格。理由很充分。首先，从结构上看就很不一致，日本现存的铜人是由12个断片缀合而成；而《齐东野语》中却是记载着铜人为“背面二器相合”。某次，史料中的天圣铜人的腧穴是“窃而达中”，如果扎准了就能刺进铜人的体内。而且“针入而汞出”则说明铜人内可贮水或其他液体。可是，日本现存的那具铜人，中间是不能贮水的。
除此之外，日本收藏的那具钢人所反映的医学文明及冶铸水平也与史料记载十分不符。日本的铜人共有365个穴位，这比宋代大圣年间的医典《铜人经》和元代医典《十四经发挥》多出11个穴位，甚至比明代医书《针灸大成》还多出6个穴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日本收藏的那具铜人的制作质量远远高过明代的“天圣铜人”的复制品。而史料记载表明：后者要比宋代的原物质量好得多。
这些论争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大圣铜人”在日本的说法。
可是“天圣铜人”的下落到底在哪儿呢？现在仍然是待解之谜。或许有一天，人们或者凭借着偶然的机会，或者凭借着高新技术加大考古勘探的力度，能意外地发现失踪了的“天圣铜人”。只有到那时，才能给“天圣铜人”失踪之谜的破解画上句号。
尼雅古城的兴衰
《汉书·西域传》中曾经记述了在昆仑山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有一个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统辖的小“国”——精绝，她有国王、都谢、将军、译长，下率子民480户，3360人，居地环境恶劣，“行地厄狭”。
公元7世纪时，玄奘印度求法，途经尼雅河谷的尼壤城，说这里的环境是“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其描述，与今天尼雅河谷的自然景观仍十分贴切。尼雅河谷两岸，仍是胡杨、红柳、芦苇丛生，沙生植物遍野，红柳深处，偶见民居二三，白羊点点，散落草丛之中。行人过处，突然会惊起一只灰兔，如脱弦之箭，夺路狂奔。这一切，展示出草木旺盛的平原草场景观。
但越过大玛扎，进入沙漠以后，则立即步入了一个没有生命的荒凉寂寞的世界。没有一棵树，不见一根草，丛丛沙丘之中，人们只能依循大概的方向，觅路而行，差不多50公里后，在漫漫沙丘之中，实现两道巨大的南北向沙山风梁，沙梁之间，尼雅河故道白色淤泥蜿蜒屈曲。依傍河谷，高居于台地之上，丛丛古代民居，梁柱依然屹立，四周古树环绕。这就是精绝遗址！
根据考古学者的勘察，精绝王国的领土，大概是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3至7公里的100多平方公里。左右沙山屏障，在这一长条形的沙梁谷地之中，古代尼雅河流水可断续流泻至此，河道支汊，水流纵横。已发现的150多处遗址，包括了普通民居、寺院、官署、冶炼作坊、果园、防沙篱墙、农田、畜厩等，它们成小规模集聚，四散分布在河谷台地之上。较大的居址，建筑面积达约200平方米，四周用红柳、芦苇围成防护墙，居室多间，可见出客室、卧房、储藏间、厨房、畜厩之别。居室后部，往往有果园，梨树、苹果行列有序。不远处，往往还有相当规模的葡萄园、人工林。林木目前虽已倾侧在地，但从一人不能合抱、高达一二十米的树身，可以看出主人当年对林带的苦心经营。寺院之建筑、环境，绝不稍弱于这类规模宏大、身份较高的大型宅邸，它们同样有多间房舍，四周林带环绕，傍近溪流，可无虑河水溃泛；而较小的居民，有的只有住室一间，与畜厩为邻。主人们社会身份不同，经济状况悬殊的景象，毕现在今天人们的眼前。不少宅院前，林树成列，防沙篱环绕，即使沙漠就在身边，也无虑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大型宅院内，发现了深入地下的储冰地窖，居址傍近，往往有圆形涝池，涝地周围，遍植桑、杨。汉代的精绝“王侯”，认真分析，不过是一个小小村社的统领，但由于地处国际交通路线之冲要，身价倍增，得以享受当年世界最高成就的物质文明。他们全身内外，都是彩色斑斓的丝绸锦缎，使用着来自黄河流域银光闪烁的龙纹铜镜、油黑晶亮的漆盒。“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缎，更不是一般商品，而是得自汉王朝的特殊赐赠，表示着一种寻常百姓难以享受的殊荣。虽然，在汉王朝统治者心目中，他们贵为王侯，地位不同于一般，但在与当地自身物质生产密切关联的日常生活中，即使贵为王侯，发现于墓藏的东西也不过是木盆盛肉、小米饼及葡萄、梨之类的简单食品。
精绝王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与马。骆驼的粪便依旧保留在当年的垃圾堆中，它巨大的森森白骨，遗址区内随处可见。
1959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学者史树青一行，深入尼雅，对遗址进行了考察。调查了佛塔遗存，并对部分遗存进行了简单清理，发现了一处冶炼遗址，采集了相当数量的文物。还收集到一枚“司禾府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尼雅遗存的关注。同年10月，新疆博物馆学者李遇春率考古队员10人，用骆驼由民丰北行5天，抵大玛扎。自大玛扎北行两天，抵佛塔。在遗址地区实际工作9天。共清理了10区房址，1座墓葬。获陶器、坩埚、纺轮、毛、棉、丝织物、竹、木器、五铢钱、铜顶针、铁镞、铁刀、角质带扣、角杯、磨石及象牙、玛瑙、珊瑚、玉石、玻璃等遗物。在出土的东汉夫妇合葬墓中，男女主人尸体保存完好，穿着大量丝绢锦绣，棺上覆印花棉布，随葬藤奁、木栉、木简、碗、盘杯及弓箭、钢镞、君直高官铜镜、铜戒指、铁刀、金箔、一小块纸片等。为深入分析，认识精绝王国社会上层人物的物质文化生活、人种特征、精绝在“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地位等，提供了第一批相对完整的发掘资料。
90年代，由日本企业家、净土宗僧侣小岛康誉出资，中日学者联合对尼雅进行调查与发掘。这次考察首先对尼雅河水系这一地理单元内的人类遗存进行全面调查，把尼雅——精绝废墟只看作尼雅河流域人类活动的一个阶段。通过调查，可以清楚结论：在乌鲁克萨依发现了细石器遗址，表明尼雅河居民1万年前后，活动在昆仑山前，尼雅河谷地带。青铜时代，他们沿尼雅河而下，直到塔里木盆地深处，而到汉晋时期，古代尼雅居民再由尼雅河尾间地段上行，在目前的尼雅遗址区，建立了农牧兼营，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精绝王国。精绝以后，唐代尼壤城虽同处尼雅河流域，却并不在这一废墟之中。
1995年，由联合考察队中方学者发现并发掘的精绝贵族墓地，可以说是本世纪尼雅考古工作中最惊人的收获。在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并清理了保存十分完好的汉代墓葬9座。死者分别置于箱式或船形木棺内，人体已成干尸，保存相当完好，他们以锦绢包头，身着锦袍、锦裤，上覆锦被，脚着勾花皮鞋及晕间纹毛靴，彩色鲜艳，花纹清楚。锦纹图案间穿插的汉文隶书如前述“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外，还有“世无极锦官二亲传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长乐大明光”及“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是十分典型的汉代图案形象，表现出汉代统治阶层人物祈求延年益寿、荫葆子孙的心态。数量极多而又保存十分完好的锦绸，不仅表现了当年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享乐生活，显示着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贸易活动及汉王朝与西域城邦诸国的密切关系，也为研究我国丝绸织造史、装饰图案史提供了很珍贵的实物资料。
尼雅，虽然深处在沙漠之中，但公元前后却也曾是林树环绕、水流清澈的可人绿洲，是精绝人世代居住眷恋难舍的家园，是丝路上来去商旅们翘首以望，寄托了无限感情的中继站。为什么却在晋代突然人去屋空，成了一片沙尘覆埋下的废墟？究竟是怎样的造物力量，导致了尼雅绿洲这场灭顶灾难？
种种迹象显示，当年，尼雅之废弃、毁灭，最重要的、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的因素，是人的力量。
精绝居民，当年散处在一群群小的聚落之中，分居河谷各处。我们观察多处小聚落，宅邸周围，大都巨树环绕，树轮粗大，一个不能合抱，果园中果木整齐，桑树排列有序。也有宅邸前林****边树木成列。遗址覆灭前的这种景象，都不是绿洲长期断水、植被干枯、濒临覆亡的景象。
一些宅院，储藏室中糜谷厚积，至今不朽。主人走得过急，无法带上这些维持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资。这一景象，与缺水导致遗址废弃，有组织、有准备的逐步撤离，也无法吻合。
从出土于尼雅的佉卢文文书中发现，当年尼雅处在沙漠的严重威胁之中，生态环境险恶。故而精绝统治者对绿洲内水的使用、树木的管理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法令禁止砍伐活树，不允许将树连根砍断。水的使用也是有偿的，并有专人负责。我们从现已译读的佉卢文中了解到，当年的精绝统治者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是来自东南方的Supis人的攻击，“有来自Supis人之危险，汝不得疏忽，其他边防哨兵，应迅速派遣来此”、“现此处听说，Supis人在4月间突然向且末袭来”、“现有人带来关于Supis人进攻之重要消息”、“Supis从侯处将马携走”、“Supis曾抢走彼之名菩达色罗之奴隶一名”、“余已由此派出探子一名，前去警戒Supis人”、“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s之危险，命令信现已到达，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等等。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精绝王国绿洲废弃前，Supis人入侵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浓重阴云。
废弃精绝王国，主要是人类因素，在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与精绝绿洲废弃差不多同时，有一批古代绿洲同样遭遇到毁灭的命运。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安迪尔河下游的安迪尔古城，就都显示了与尼雅的共同特征。这些古代遗址，当年也都同样面对着SUpis人的威胁，很可能也都在Supis人的侵扰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如尼雅这样处身在沙漠侵迫之中的绿洲，很难经受社会****的打击。一旦****，社会正常秩序被破坏，人们有组织的与大自然相抗衡的力量随即会受到极大的削弱，此时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绿洲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黑水域文献蒙难记
公元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列夫一行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草木不生、人迹罕至的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至此，中国西部大地上列强派遣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来，造成中国古代珍贵文物的严重外流，黑水城目睹了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
公元10世纪，赵匡胤陈桥兵变，创立了绵延数百年的大宋王朝。此时，在我国的万里版图上，北有契丹耶律家族开创的大辽国，西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称雄并立。
公元11世纪，党项族第三代西平王拓跋元昊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王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并不断对外扩大疆土，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
这个神秘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存在了190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虽然仅存不到200年，但是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建国前夕，已经创制了民族文字，当时称为“番字”、“番文”或者“番书”，后世称为西夏文。无论是立国以前，还是在立国以后，西夏的统治者都提倡儒学，发展汉学。他们实行了科举制度，在所辖各地兴建学府，并且大力弘扬佛教。地处汉、印度和西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中间的西夏，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在我国古代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王朝，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拥有系统的典章制度的政府，元朝史臣在给辽、金、宋三家修纂专史时，却没有给西夏留下一部分量相同的纪传体专史，而只在辽、金、宋三史中用一、二卷的篇幅给西夏作了简略的概说。
西夏无专史，不仅宋、金、元诸史少了一部可供互相参考的珍贵文献，也使当时公私拥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纳入一部专史而从此逐渐湮灭亡佚。相比之下，五代十国中有的王朝地域并不宽广，时间又十分短暂却反而拥有专史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西夏的不公正。
也许是感受到了这种遗漏，自清代乾隆、嘉庆以来，不少学者曾就前代文献作过拾遗补阔的工作，想给散佚数百年的西夏历史作些部分的补偿。但发现散布在各种著述中有关西夏的关键史料实在是太少了。1804年，清代考据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城内清应寺中，拆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垒，发现了著名的西夏文、汉文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并判定碑阴书体为西夏国书。这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明之际逐渐消亡，西夏文字因不再使用而成无人识读的死文字后，历经数百年首次被发现和判别。至此，中国学界才拉开了获取西夏资料的序幕。
1907年3月17日，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的召见，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科兹洛夫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得到了王爷所遗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据民间传说，黑水城的一座佛塔封存有大量的宝藏和文物。贪婪的科兹洛夫就是奔此而来。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
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后来俄国人惊呼，他们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40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500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令人可气可恨的是，愚昧的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入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被外国人据为己有。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入藏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被编为5000多号，大体按语种分类。最多的是西夏文本，占总数的90％，其次是汉文本，不足10％，再次是藏、回鹘、波斯等文本。刻本、写本皆备，都是宋夏金元时期的珍贵遗书。
对西夏文本的科学分类、登录、整理和研究，首先受制于释读西夏文字的水平。西夏文是创制于西夏王朝早期元昊时代的表意文字，共计约6000余字，形似汉字，但构造繁复，向有“笔画繁冗，屈曲如符策”之称。在中国中古西北广大地区使用4000多年后，因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主体民族党项族消亡后不再使用，逐渐成为无人能识读的死文字，但它毕竟是西夏文化主要载体。对重现于世的黑水城文献中的主体部分进行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必须释读这种语言文字。最初从事这种探索工作的俄国、中国等前辈学者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往往只能采取同一佛经的汉夏两种文本对读的方法比照考索。自然，猜测的成分多，而科学的依据较少。令人万分庆幸的是在这批卷帙浩繁的遗书中发现了一本西夏王朝后期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夏汉对照的双解语词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虽然只剩下七十余面，但涉及1000余个常用西夏字，书中每个西夏语词都有对应的汉字音义，同样，每个汉字也有对应的西夏文音义。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起点，但要全面解读西夏文字还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俄国、中国的西夏学家又先后对另一部西夏文著作《文海宝韵》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本兼有类似《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和功能的西夏文韵书，共有3000多个被注释的西夏字，加上注释字，涉及5000个西夏字，已达西夏文总字数的八成。对这本书的成功解读和融会贯通，使西夏学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黑水城的重大考古文献发现，沙俄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国人更无缘见到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我国的学者对这个西夏古国的历史存在有相当多的迷惑，这段研究空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13年，当寓居在日本的古文献专家罗振玉从伊凤阁手中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时，他立刻意识到有重大学术价值，我国对西夏王朝的深入探讨就此成为转折点。第二年罗振玉又借得该书9页，石印流传。1924年，罗氏之子罗福成抄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全本。
20世纪30年代，闭门研究的俄国学者在发布专著与论文的同时，开始刊布相关的黑水城文献与部分藏品的专题叙录。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了一期《西夏文专号》，其中有一些俄藏西夏文献片断的介绍。1935年，罗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书《音同》。
罗氏父子的努力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不小的西夏学热潮，它对中国西夏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此后，前辈学界泰斗也纷纷投入或多或少的精力和热忱开始研究这个古老王朝。陈寅恪、罗福苌、王静如、向达等对文书进行考证、释译，学界眼界大开。加之民国时期宁夏灵武等地发现成批的西夏佛经，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殚精竭虑地识读西夏文，研究和整理西夏文资料。他们在对西夏文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通过对同一佛经汉文、西夏文本的对读，进行比较观察，不仅能初步解读已“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而且逐步摸索到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一切无疑为开启西夏文这一深奥的地下宝库找到了一把钥匙。
多少年来，唯有俄国西夏学者得天独厚，可以足不出户，对西夏文文献从容研究，然而尽管他们代有人出，在发表研究专著的同时也刊布了文献原文，但毕竟只占全部文献中极小的部分。世界上其他各国绝大多数的学者只能以俄人的研究为起点，无法见到更多的未刊文献，徒有欲睹元由之叹，全面的更深入地综合分析更无从谈起。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流传科兹洛夫所获中有宋版（实际是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讯息。毕生致力于中国珍稀古籍保存与传布的郑振铎先生便辗转托人打听，终无结果。1930年，他见到了此书的抄本与照片。其后的20余年里，他一直牵挂着这部中国最古的刻本诸宫调。直到1957年，郑振铎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与亚洲民族研究所（现东方研究所）得见俄藏敦煌、黑水城、新疆的出土文物，不禁“大为惊讶”，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古本《刘知远诸宫调》终于见到了，仿如故友重逢，颇生相见如故之感。
郑振铎在这里还看见了“维摩法经变文”、“四美人图”等诸多珍稀古卷画，似乎突然落入了浩瀚的文物海洋！由于当时苏联与中国关系正处于十分亲密期，因而次年苏联政府便将《刘知远清宫调》和另外20部盖有苏联藏印鉴的西夏文佛经送还我国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立即影印，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西夏学研究重又升温。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积累，中国已形成了新一代足以使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最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他们自然更为迫切地希望推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面刊布。50年代后期，苏联对汉学研究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松动迹象，中苏两国学者开始了交流、互访。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作为中方学者访问了苏联，短短三个星期，他们冒着列宁格勒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寒，在东方研究所特藏部阅览室阅览了全部西夏文献。这是我国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亲眼目睹黑水城出土文献之全貌。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中国中古时期的珍籍。令人庆幸和欣慰的是，这些文献都保存较好，一些重要文献虽已残破，但可修复和褥糊。
中国学界和出版界人士敏锐地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抓紧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探讨共同出版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性。谈判几经曲折，但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93年4月，北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国三方的代表就全面影印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同年10月与次年7月，中方联合工作小组两次赴俄，对文献进行现场整理编撰，取得了圆满成功。中方专家们回国后，在俄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携返的文献摄片认真分析、考究源流，辨章学术，缀合切拼，定题断代，并精心印制。全书以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佛教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分编出版，计划编纂20余册，每册特精装8开本，约400页。现已出版的第一、二、三卷（汉文部分）与第七卷（西夏文世俗部分）是第一阶段的成果。
蒙尘近一个世纪的黑水文献终于重现于世，使人频生感慨，“弱国无外交”，落后受人欺，国家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侮，保住国宝，永享和平。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个，外加楚惠王赠送的一件拨钟，共65件，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编钟，因下排甬钟上铭刻“曾侯乙”得名。
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为铜木结构，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有浮雕及透雕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3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手顶托，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子母样牢固衔接，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定。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部束带，面容肃穆，立于铜质雕花圆形跗座上，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也加强了整套编钟的隆重地位。
全套钟架由245个构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结构稳定，历经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矗立如故，让人赞叹不已。楚音韶乐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分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创造了“楚声韶乐”的曾侯乙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曾侯乙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磐铭文、磐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64件编钟（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钟除外），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
实践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入的舶来品），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7声音阶、5个8度音、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因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人们对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因此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编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它将乐钟依大小和音高次序编组，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敲击演奏，故而得名。
夜明珠的秘密
自古至今，历代人们常以爱慕、惊异、迷惑不解的心情，对夜明珠津津乐道。古代一些文学作品和民间的一些传说，往往给夜明珠涂抹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色彩，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神话故事。
在战国许多古籍中，常常提到一些夜间发光的珠宝璧玉。如晋王嘉《拾遗记》：“有兽状如逐，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战国策·楚一》：“万遣使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这些奇珍异宝究竟是神话虚构还是真有其物呢？
夜明珠在我国古代民间又名叫“夜光璧”、“夜光石”、“放光石”，相传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夜间能发出强烈光芒的奇宝。古人曾传说夜明珠就是鲸鱼目。梁任防《述异记》卷上：“南海有明珠，即鲸鱼目瞳。鲸鱼死而目皆无精，可以鉴，谓之夜光。”近年来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它们可能是几种特殊的宝石矿物。据地质学家研究，自然界确有少数几种矿物，如某些含杂质的金刚石、磷灰石、重晶石、萤石、白钨矿、锆石和水晶等，在受到外界能量刺激，如加热、摩擦、通电以及紫外线、X射线或阴极射线等短波光的照射，会产生发光现象。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载，古代中国人喜爱叙利亚产的夜明珠，它别名为“孔雀暖玉”。据说，印度一些人把夜明珠称为“蛇眼石”。据日本宝石学家玲木敏于1916年在他编纂的《宝石志》中记载，日本的夜明珠是一种特殊的红色水晶，被誉为“神圣的宝石”。
我国也有推测，某些宝石白天接受阳光曝晒，至夜间即能放光。古人可能把这些东西加工成圆珠形或其他形状，这就是古今中外传说或史书记载的夜光璧或夜明珠。据1984年《河北科技报》报道，我国在广东某矿山选带上发现一浅棕色的萤石，证实了史书记述的夜明珠确实存在，我国并有蕴藏。但是，这些放光的矿物都需要事先接受外界的能量刺激，与古书所述又不尽相同。有没有无须光照也能放光的珠宝璧玉呢？据传慈禧太后死后嘴里就曾含着那样一颗夜明珠。
唐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多少年来广为传颂。夜光杯最早出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近年属凉州故地的甘肃酒泉也出产夜光杯，原料采自祁连山上祁连玉，也有人称其为夜光石。不过种种祁连玉属于峋岩类，根本不会夜间发光。有人指出，今之夜光杯非古之夜光杯。但也有人认为，古之夜光杯本身也不能发光。那么它为什么被叫做夜光杯呢？解释不一，有的人说，夜光杯壁薄，斟满酒后对月映照，月影倒入杯中，月光透过杯壁，与酒色相辉耀，而呈异样的光彩，故称夜光杯或夜光常满杯。
1900年，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合伙拼凑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侵犯。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从北京逃往西安，宣布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与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据说，慈禧太后为了博得侵略者的欢心。将自己珍藏的四颗夜明珠作为信物，派遣一个小宫女送去给侵略者。这个小宫女有爱国主义感情，不愿把奇宝送给外国侵略者，她非常气愤地暗藏宝物于民间，当时谁也不知道她的去向，成为近代一大悬案。
过了几十年后，在西安发现了四颗明珠，经郭沫若同志考证。这正是失踪了几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珍藏过的四颗夜明珠。据报上发表的消息说，把这四颗夜明珠放在抽屉里，“晚上进屋未开灯，一拉抽屉即见满屋放出耀眼的白光”。
物以稀为贵。夜明珠本从矿石中采集而得，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是极为稀少的，开采也很困难，故此它显得格外珍贵。一些古书描写它具有“侧而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的奇异闪光。据说，在古代希腊罗马，个别帝王把它镶嵌在宫殿上或者戴在皇冠上，有的皇后、公主把它装饰在首饰上或者放在卧室里，以它作为国宝来加以宣扬和赞美。
夜明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奇宝？古今中外的说法颇不一致。据一些专家考证，夜明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神秘，而是几种特殊的矿物或岩石，经过人们加工后才变成圆珠形。夜明珠发出的光，并不像神话中传说的那样能把“龙宫照得如同白昼”。发光强度较大的夜明珠，在黑暗中，人们在距离它半英尺的地方，能清清楚楚地观看印刷品。
为什么夜明珠在夜间会发出强烈而又绮丽的亮光呢？对此众说纷纭。一些宝石学家认为，因为在夜明珠的萤石成分中混入了硫化砷，钻石中混入了碳氢化合物。白天，这两种物质能发出“激化”，到晚上再释放出能量，变成美丽的夜光，并且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发光，甚至永久发光。以上只是一部分专家的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
夜明珠还有许多奥秘，至今还没有被专家们了解。据说，有一种叫做水晶夜明珠的，能发出“火焰”般的夜光，但其中的发光物质究竟是什么？至今还不太清楚。总之，夜明珠至今仍是尚未彻底揭开的一个千古奇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