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是西汉时期的南越国的开国之王。他本是秦朝的大将。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设立了桂林、南海和象3郡。赵佗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令。秦末战乱四起，已做南海尉的赵佗也趁机控制了桂林和象两个郡，在岭南建立了第一个封建蕃国——南越国。他始称“南越武王”，后来又改称“南越武帝”。开国之始，他就下令断绝了和中原联系的所有通道，实行闭关自治，他奉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尊重越人的风俗，鼓励汉、越杂处，任用越人首领。他的这种治理方式促进了岭南越地的发展，南越国逐渐强盛起来。西汉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奈何不了它。在南越国近百年的历史中，赵佗本人就在位67年。他近百岁时才逝世，死后被安葬在南越国的国都——番禹，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据有关史料记载，赵佗在世时搜刮了大量奇珍异宝，死后又将它们都带入了坟墓。而且，他在世时，就对自己的后事做了缜密的安排。所以，他的墓藏是一个极大的秘密。
他没有随中原和岭南的习俗使自己的陵墓外观雄伟显赫，而是利用山势暗造地穴，在地面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他还大设疑冢，为避免被掘坟盗墓而做到万无一失。甚至连他的死后出葬都做了精心布置，灵柩车从四门而出。至于入土地点，在当时就是个高度机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在哪儿。看来，秦始皇陵被掘使他顿悟许多。不过，这样一来，后人寻找他的墓真的是太难了。
传世的各种史料对他的陵墓的位置的记载大多来自推测，所以各不相同。明代《广东通志》中说“赵佗墓在县东北八里”，又说“在禹山”；《南越志》中记载“赵佗墓就在自鸡笼岗起至广州附近的连冈山岭之地”；晋代的《广州记》中却又说“赵佗墓在城北，墓后有马鞍岗”；在各个时期的地方志中，有的说它在白云山上，有的写它在越秀山下，真是众说纷纭，使人无所适从。
由于赵佗墓的考古价值甚高，加上巨大的奇珍异宝墓藏的吸引，从东汉末的三国时候起，2000多年来一直有无数的人倾力于寻找赵佗墓。史料中记载：“三国时的东吴之主孙权，就曾派吕瑜带领着几千兵卒访掘赵佗墓，想要找到巨额珍宝。他们在岭南凿山破石，掘地三尺，几乎挖遍了广州附近的大小岗岭，最终都一无所获。”不过，也有史料记载：“孙权当时并非一无所获，他的手下找到了赵佗之孙，直越明王赵婴齐之墓。从中获得了珠孺玉匣三具，金印三十六枚，还有一枚皇帝信玺和一枚皇帝行玺以及私印三枚，还出土了三把铜剑，就是著名的纯钩、干将和莫邪剑。它们都装在杂玉制成的剑匣内。”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文物后来又去向何方，已经无法查寻。所以，也不知此记载的真伪。
不过，198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象岗发掘出了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墓中出土了众多罕见的文物，堪称“中国之最”。这使人们更加相信史料对赵佗墓藏的描述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同时，也表明史料对赵婴齐墓被发现的记载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赵昧墓中出土了3枚金印，其中一枚象征着权力威望的龙钮“文帝行玺”重达148.5克，印钮是一条传神生动的游龙。它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而赵昧下葬时也身穿“丝缕玉衣”，是用丝带把2291多片玉片编织到一起制成的。这和婴齐墓中，“珠孺玉匣三具，金印三十六枚”等记载十分相似，可见古人所言不虚。
赵昧墓中出土的文物中，还有许多堪称中国文物之最的瑰宝。作为南越国的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藏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奇。可是，历代的寻墓人已经踏遍了广州附近的白云山、鸡笼岗、马鞍岗等无数山岗，赵佗墓仍然深藏地下不为世人所识。这个谜谁能有幸解开呢？
秦始皇陵墓是否被毁的谜团
深埋地下的秦始皇陵保持得怎么样？它真的早在秦朝灭亡之时就遭逢浩劫，被项羽烧毁了吗？这些都是史学界一直探究，而又不得其解的谜。
许多史籍中都记载：秦末农民起义摧毁秦帝国后，西楚霸王项羽占据着秦都。他命人掘开了秦始皇的陵墓，盗运陵中的财宝。他调集了30万人从地宫中向外运了30天也没运完。当时，寻找羊只的牧羊人用火点燃了皇陵地宫，秦始皇陵毁于大火。这种说法历来为史学家所接受。
可是，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震惊世界的古代军阵，秦兵马俑出土问世，而后又是令世人都为之叹服的精美铜马车回到人间，这一连串珍贵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的怀疑：秦始皇陵真的被毁掉了吗？一些科学家用地球化学研究中使用的汞测量技术测出了秦始皇陵地宫位置的中心有汞含量异常高的反应，测算估计超过正常土层含汞量的280倍。而在这种反应现象的土层分布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科学家们认定：这种汞含量异常是人工灌注水银，造成水银蒸发，经过漫长的岁月积聚形成的。而在《史记》中确实记录了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情况，这和现在的发现正好吻合。而历史学家们据此却产生了联想：如果当年项羽真的烧毁了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那么，汞早就挥发干净了，现在的这种汞异常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因此，一些学者对传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经过考察，学者们发现在历史上曾有很多人怀疑过秦始皇陵被烧毁的说法。最早记载项羽盗秦始皇陵的《史记》也不过是通过刘邦的口叙述这件事的，而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中却又对此事只字未提。看来，司马迁本人也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和其他的后来争议不止的历史问题一样，秦始皇陵墓被毁一事的细节是被西汉几百年以后的历代史学家们完善和丰富的。
而今天的一些考古发现又似乎都在反证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的铜马车是在秦始皇陵墓的封土下出土的。考古人员们经过鉴定以后认为：铜马车上出现的破损是坑顶的自然坍塌造成的。马车上大量的金银饰物没有缺一少半，不像是劫后余生之物。
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发现被认定是秦始皇陵墓里的文物。这也像是在给后人传递着这种信息：秦始皇坟墓可能仍然完好无损地沉睡在地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看到比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更令人激动的场面。
但是，今天也有一些专家对上面的希望抱有怀疑。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下结论，认定秦陵地宫保存完好。汞异常现象和其他可疑现象有可能是墓中其他物质的理化反应造成的。2000多年来史学家对此异口同声，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其中很多人都被历代史学家认定是治史严谨的。
看来，真正解开谜底，只能等待秦始皇陵被打开的那一天。
满城古墓
崖墓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1.5千米处，有一座多石少土的小山丘，小山本无名，因故老相传该山丘为古帝王陵墓，所以人称“陵山”。
陵山是一座孤立的小山，西面与抱阳山相邻，北面与大楼山、玉山遥遥相望，东南两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陵山本身由三座山峰组成，主峰及背后的山丘称为来龙及大帐，左右二峰称青龙和白虎。站在山下，从东往西看，三座山峰恰似一把太师椅，主峰为背，青龙、白虎为两侧扶手，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古人迷信，认为葬于善地可以保佑子孙后代昌盛。选择陵山作墓地，真是再恰当不过。
陵山四周分布着许多村落，东南山脚下有北陵山村和南陵山村。据当地的群众说，这两个村庄原为一村，村名为陵山，后因人口增多分为两村。陵山的东南2000米处还有一守陵村，也与陵山有墓相关。古代的皇帝，诸侯王陵墓往往设有专门的护陵人管理和看护。因陵园广阔，护陵人数目往往成百上千。守陵村应该就是当时看守陵墓的民户所住的村落。该村村民至今还相传：他们的先人是给人看坟的。但因年代久远和岁月流逝，看护的是谁的坟？坟墓在什么地方？已经无人知道了。
196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官兵正在河北满城陵山上进行一项军事工程的施工。在施工中碰到了破碎带，施工点就避开破碎带绕了一下，结果一放炮，炸掉的石头就不见了。官兵们很奇怪，过去一看，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穴，并且有很多东西。他们拿出了几件，一看是文物，就保存了下来，工程也立即停了下来，并立即向省里做了报告。河北省文化部门立即派了两名考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察和保护。
满城发现古墓的消息传到北京已是6月中旬。******总理要郭沫若负责办理这个事情，希望尽快提出个处理意见向他报告。
郭沫若受命后，立即派人赴满城实地了解情况。随后又在科学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确定参加考古发掘人选。
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后，由中科院考古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联合组成的发掘队，于6月27日正式开始了发掘工作，20世纪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此拉开了序幕，默默无闻的满城一时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
发掘工作开始后，为了节省时间和防止文物损毁，考古专家们没有急于打开墓门，而是先从南耳室南端解放军施工时炸开的那个洞口出入，一直到清理完各种文物后，才最后打开墓门。
与西汉流行的土坑墓不同，满城汉墓是颇为奇特的崖墓。什么是崖墓呢？原来，我国自商、周以来，墓葬的形制基本上是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如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分别为正方形和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而马王堆一号墓和江陵凤凰山汉墓等都是西汉早期竖穴土坑木椁墓的代表。但满城汉墓的墓室为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与传统的墓葬形式不同，属于横穴墓性质，一般称之为崖墓。
满城汉墓主人中山王刘胜之所以选择这种崖墓安葬，大概是受了他爷爷汉文帝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刘胜的祖父汉文帝的霸陵也是依山为陵的崖墓。当年汉文帝经过霸陵时，对臣下说，我的坟墓以北山石为椁，用丝棉漆帛裹其中，可以永保无虞。大臣张释之回答说：只要其中没有宝贵的东西，即使不用石椁也不会遭到破坏。汉文帝连连称善，以后修霸陵时下令不改动山川，不以金银铜锡随葬而改用瓦器，号称“俭葬”。满城汉墓与霸陵相似，只是刘胜不仅随葬了金银铜锡，而且还随葬了许多稀世珍品。
从墓地现场观察，刘胜在开凿墓洞之前，先修建上山道路，从东南山脚一直修到选定营造墓地的主峰东坡上，这些古山道就是当地群众所谓的“跑马道”。山道建成以后，先在主峰中部离山顶30余米处东西向开凿山岩，造成崖面，待崖面形成一定高度后，再开凿山洞，营造墓室。墓道口使用土坯封门，同时，在封门土坯之间的部分缝隙里，发现有凝结的外溢铁水，说明该墓的封门当系在两道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门。门外再用石块填塞。这样费尽周折，目的当然是为了防盗。
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他的妻子窦绾墓全长49.7米，最宽处65米，最高处7.9米，容积近3000平方米，两墓形制基本相同，均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个部分。甬道紧接墓道，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其后为宽大而近似方形的中室。中室和后室之间设有石门，刘胜墓的后室在中室之后，而窦绾墓的后室则在中室右侧。从出土现象观察，刘胜墓的甬道、南耳室、北耳室和中室以及窦绾墓的中室，原来在洞室内还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后因木料朽腐而倒塌。两墓的后室都是在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的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刘胜墓的后室还开凿了一道回廊。墓内都有排水设施。两墓各个洞室的顶部作拱形或穹窿顶，室壁都凿成弧形，没有发现直壁和直角相交的结构形式，经历二千余年，墓洞基本上保存完好，可能同其开凿形式符合力学原理有关。
从各墓室随葬器物的出土情况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房，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这种模仿主人宫室宅院的洞室墓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它比我国西汉初期常见的长方形木椁墓晚，而早于西汉后期及东汉时期存在的多室砖墓，石室墓，在棺椁制度方面，改变了我国西汉初期“诸侯五重”棺椁的旧礼制，使用一棺一椁和镶玉漆棺。在葬俗方面，属于夫妇并穴合葬，即所谓“同坟异葬”，不同于西汉后期逐渐流行的同穴合葬制度。
精心设计的墓室，工程艰巨，规模宏大。在岩石中开凿如此庞大的墓室，就是用现代化的施工方法，估计也需要上百人费一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想象，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使用铁锤和铁钎进行手工开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一定十分惊人。
地下宝藏
满城汉墓不仅墓室庞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刘胜墓，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大量的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放置实用车6辆，马16匹，还有11只狗和1只鹿。北耳室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部分陶器内原来还分别装盛着酒、粮食、鱼类等。中室的随葬品也很多，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陈设两具帷帐，后室存放棺、椁以及许多贵重器物，死者所穿的金缕玉衣保存完好。两座墓共计出土文物4200多件，许多器物制作的工艺水平很高，有些则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俨然是一座地下博物馆。
墓中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其中有些器物不仅造型优美、装饰华丽，而且设计灵巧、铸工精致，是汉代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如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刘胜墓发现的错金博山炉、错金银写篆纹壶、鎏金银蟠龙纹壶、鎏金银嵌乳钉纹壶等，便是最为突出的几件。
长信宫灯，作宫女跪坐持灯状，通体鎏金。全灯可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各部分分别铸造，然后组合成整体。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够随意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和角度的大小。宫女的右臂和身躯中空，烟灰可以通过右臂到达体内，从而保持室内清洁。铜灯设计灵便合理，宫女造型生动逼真，其艺术水平之高，在汉代铜灯中首屈一指。
除长信宫灯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其他式样的大小铜灯共19件，其中如当户灯、朱雀灯、羊尊灯等都是别具一格的不朽之作。当户灯，高12厘米，下为半跪的铜人，右手高举灯盘，中有蜡钎。当户为匈奴官名，汉初汉王朝与匈奴争战十分激烈。这里以匈奴的当户官作为执灯的奴仆形象，当存贬恶之意，以使敌人不攻自破。
朱雀灯，高20厘米。朱雀脚踏蟠龙，展翅欲飞，嘴衔环形灯盘，内分3格，可同时点燃3支蜡烛。朱雀为传说神鸟，与青龙、白虎、玄武并称四神。朱雀为南方火神，以它作灯具，十分恰当。
羊尊灯，高23厘米。外形铸成跪羊状，羊腹中空，内可盛放灯油。羊背可以掀开而成椭圆形的灯盘，平放在羊头顶上，开合处有铰链相连，灯盘有一流嘴，可以放置灯芯，熄灯时将灯盘放下，残油仍可倒入腹腔内。五行学说中，羊属未，未为南方火库，所以用作灯具。
错金博山炉是刘胜墓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品。该炉通高26厘米，通体用金丝错出流畅华丽的花纹。炉座透雕龙纹，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峰峦起伏的群山，山间点缀以猎人和野兽，刻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狩猎情景。其造型之优美，铸造技术之高超，在同类器物中非常罕见。博山炉是贵族阶层使用的一种熏炉，香料放在炉中点燃后，香烟能通过炉盖的众多小孔袅袅上升，弥漫房中。除博山炉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各种鼎形、小盂形和附加镂空网状提笼式的熏炉，均是富有特色的高级生活用具。
刘胜墓中室内陈设着二具帷帐，其木架等部分均已朽烂，但整套铜质构件完好无损。这些构件铜质鎏金，制作精美华丽，刻有天干、地支及各种数字，这是组装时相互搭接的记号，经过复原，可知古代帷帐的结构与现在的房屋木架相似。像这种完整的汉代帷帐构件，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发现。它拆卸方便，便于运输，又可根据气候调节帷幕的厚薄，是古代理想的简易房屋，用途十分广泛。
刘胜墓中还出土了一套铁甲，它是迄今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西汉铠甲。该甲属“鱼鳞甲”类，由甲身、短袖和垂缘三部分组成，甲片多达1589枚。铁甲的边缘用皮革和丝织品包裹，里面也有皮革和丝绢衬里，非常舒适实用。此外，刘胜墓中还出土了一些刀、戟、矛、戈等兵器，多数以钢铁制成，说明在西汉早期铜兵器基本已被淘汰。
两墓中还出土五铢钱4200多枚，虽都铸于武帝时期，但钱文“五铢”的字形并不完全相同。通过对这些五铢钱的研究，可对以往汉代五铢的分期加以修正。
惊人发现
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中，最激动人心，也是引起国内外最大轰动的当数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压在棺椁朽灰和漆皮的堆积层下面，通体扁平，头部和手、足已变形。出土时，做成腹部形状的上衣前片反而在具有臀部形状的上衣后片之下，这显然是入殓时把上衣的前后片放倒了；裤筒开缝本应朝下，而实际上左、右裤筒的开缝朝上；有人推测这些现象是由于入殓时仓猝所致。
“金缕玉衣”出土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专家们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经过一年多时间，将“金缕玉衣”完整复原，并在故宫博物院中展出。
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形。此外，在“玉衣”内还发现一些玉壁，以及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壁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右袖内发现小玉印两颗，一刻“信”字，一刻“私信”二字。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故称“金缕玉衣”。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的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小玉片。每片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据测定玉片上的有些锯缝仅0.3毫米，钻孔直径仅1毫米左右，设计之严密和加工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汉人认为“玉能寒尸”。为使尸体不朽，皇室贵族不惜工本，大量使用玉衣作为葬服。但不幸的是，结果刚好相反。由于玉衣价值连城，往往招来众多的盗墓贼。
马王堆汉墓古尸
经过两千多年保存下来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是一具非常罕见独特的尸体。她外形完整，软组织富有弹性。体重34.5公斤，内脏虽有干缩，但外形完整、柔润……。这一考古新发现曾轰动了世界，怪不得有言过其实的传说谓“老太婆”“容貌如生”“形如刚死”，甚至有港澳同胞问道“为什么不抢救呢！”
其实古尸并不是未腐败，而是腐败到一定程度被中断而保存下来。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具“巨人观”的女尸，就是墓主人死后早期腐败的现象。
人死之后，由于缺氧气，细胞发生自身溶解并导致组织自溶，尸体内的细菌与尸外来的细菌在尸体内急剧繁殖，并分泌大量的分解有机物（如蛋白质等）的酶，而引起尸体腐败。腐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气体，挤压全身的组织内脏器官，使全身肿胀，张口、伸舌、眼球突出、****脱出……。法医学称这些早期腐败的现象为“巨人观”。如果死者是孕妇发生了“巨人观”，气体压力可能将胎儿挤出****，叫内分娩。当然这具50多岁的软侯夫人不存在这些问题。
既然细菌能引起尸体腐败，为什么尸体不彻底腐烂而又保存完好呢？
尸体腐败，必须有腐败菌的参与。而腐败菌的生存、繁殖或死亡，同温度、湿度、氧气的有无、酸碱度、营养物质等密切相关。要防止尸体腐败，除了化学药物或物理方法来杀灭细菌外，改变腐败细菌的生存条件也可以停止腐败。我国西汉时代的劳动人民，采取了深埋密封等措施，使得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物理和化学的条件不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因而在尸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自溶腐败之后，及时地制止了腐败的滋长，形成了无菌的环境而使尸体保存下来。
据考古学家查证，可能古人给尸体用香汤和酒给尸体沐浴（抹澡），使尸体去秽、“香美”，还有一定消毒作用，并在入殓时喷洒了酒。棺液化验出乙醇（0.11％）和乙酸（1.03％）等，但棺内放酒浸泡尸体未见于我国历史记载。沐浴之后的尸体用丝麻织物紧裹达20层之多，不但隔绝蝇虫接触尸体而且把棺材填满，造成棺内空气极少，外面又套上密封条件很好的三层棺。诸棺盖封口都用漆封粘，尸体在密封的条件下，棺内的少量空气很快被早期腐败的尸体消耗尽，形成缺氧条件；棺外的椁室内存放大量的随葬品包括食物等的腐败，消耗墓室内的氧气，腐败菌在这样极其有限的空气条件下生存随着氧的耗尽而自身延缓或停止繁殖生长，或死亡，或以芽胞形式停止生长（尸体的肌肉、肝、肾发现大量细菌芽胞），无氧环境抑制了嗜氧菌的生长，而厌氧菌却繁殖起来，继续对尸体起腐败作用，但它由于自身的代谢产物日益积累增多，反而抑制厌氧菌的生长，厌氧菌最后也死亡了，腐败也随之停止。
为说明墓室缺氧，我们还介绍一则有趣的小旁证：在启棺当时，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五只小昆虫（三只钧纹皮蠢幼虫和两只米象成虫）的完整尸体。这些昆虫也是2100多年前伴着随葬品活着入葬的。在墓室里，有空气有湿度有营养维持生活，为什么昆虫会死亡呢？很显然是空气被耗尽，昆虫窒息死亡。这说明墓室内形成缺氧后，腐败过程延缓、停止了。
尸体停止腐败，已腐败的部分当然不能恢复，已形成的张口伸舌突眼脱肛也不能复原，而没有腐败的组织被保存下来，仍然维持着器官内脏乃至全身的形状，这些组织保存最完好的是“结缔组织”，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超微结构十分丰富、接近新鲜状态。
为了保证墓室密闭，墓室的周壁用厚厚的白膏泥构筑，并防止地下水渗入。这样尸体在深埋20米的地下，维持着低温、恒湿密封、避光、又无大地震的恒定条件下，保持了2100多年。如果这种恒定条件遭破坏，尸体就不能保存下来，例如同样是埋在马王堆上的二、三号墓是吕后至汉文帝时期入土的，其地理条件一样，墓葬措施也大体相同，但二、三号墓被盗或墓室密封不严，而引起尸体腐败。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在棺内放有某种防腐药物，尸体才不腐败，这完全可能，如化验棺水发现棺水中有汞（水银）、乙醇（酒精）……古人是将放水银作为防腐措施的，不过科学已证明，汞起不到防腐作用。是否用中草药防腐呢？目前也无确证。我国是文明古国，有许多古尸尚未发掘，化学药物防腐措施的解释，让今后出土的古尸研究来证明吧！
悬棺
中国古代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中曾经盛行过一种奇特的葬俗——悬棺葬。所谓悬棺葬，就是利用人工的木桩或天然的崖洞，把死者的棺木悬置在万仞绝壁之上。
关于悬棺的产生，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大宁河边有位少年被算定要当皇帝，但他必须从某月某日开始，一百天内不得打开大门。到九十九天，少年家的大门意外地被打开了。与此同时，他家后园竹林里发出噼噼啪啪的震响，竹子一节节绽开了，里面跳出一个个人来，又随即死亡。据说，这本是将来要辅佐少年的文武大臣。家里人用棺木将他们装殓起来，气愤的少年则用脚猛踢这些棺木。说来奇怪，一具具的棺木全部都跳腾而起，挂在大宁河两岸的岩壁上了。这缥缈的传说给悬棺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由于悬棺的神秘，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探险者纷沓而至，有的想寻根究底，出于好奇；有的则是冒死求财。他们在悬壁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福建武夷山区的悬棺多是船形，人们称为“船棺”。明朝万历年间，福建崇安县有个叫张富郎的人到武夷山探险。他利用类似井上汲水用的辘轳，进入放置“木船”的山洞，只见几具尸骨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最终一无所获。
清末光绪年间，奉节有个大胆的人只身进入三峡口，攀上悬崖，取下一个“风箱”。令他失望的是，里面并没有什么传世的珍宝。
1971年，奉节县两个采药人登上江边悬崖，取下两具“风箱”。棺中保存有巴式铜剑、铜斧，以及汉朝使用的五铢钱等珍贵文物。
1973年，有两个外来人采用荡秋千的办法，经过反复荡动，进入了武夷观音岩洞穴，推下一具棺木，企图盗走，因乡民及时向政府报告，才免于被盗。
这些棺木，经碳14测定，一般都在2000年以上，有的竟达4000年之久，是商周时期的产物。人们感兴趣的是：
当时的生产水平非常低下，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把死者的棺木悬挂在这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之上？又是怎样安放上去的呢？
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据考证：古代大宁河地区的濮人，武夷山地区的越人，湘西五溪蛮人，以及云南僚人，都有此种葬俗。唐代的《朝野佥载》说：“五溪蛮”的父母死之后，其子女便将尸体放在林外，三年后在临江的高崖上凿一个石龛放置棺木，放的位置越高，越是尽了孝道。宋代朱辅的《溪蛮丝笑》记述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人死后先埋在土中，隔一段时间再取出尸骨，放在大树或岩穴里。生居岩洞，死葬岩洞，为南方民族之特有的习俗。福建、贵州等地的悬棺常常置在傍水的高崖，更是古代南方民族“水行山处”习俗的反映。
一种意见认为是对死者的尊敬。悬棺葬的死者大多在部落中有很高的声誉、地位，往往是部落首领。他们死后，人们还让他们居高临下，俯视山河。而且棺木放于悬崖峭壁之上，敌对部落无法破坏，野兽也无法侵袭。对于有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习俗的一些少数民族来说，部落首领的灵柩安全，关系到部落的兴衰命运，因此，不惜代价地将首领的灵柩进行悬棺葬，也是可以理解的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土僚人死后，用小匣装部分尸骨，“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犯”，从而表达了对死者的保护和尊敬。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祈福的一种方式。《叙州府志·外纪》说，叙州一些少数民族，对死者的棺材“争挂高岩以趋吉”。元代乌蒙路宣慰副使李京，曾据其亲自经历写了《云南志略》，说土僚人死后，“置于千仞巅岩之上，以先坠者为吉。”放得愈高愈好，坠落则愈快愈好。为了后嗣子孙的吉祥，只好让尸骨越爬越高了。
凡是看过悬棺的人，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重达几百斤的甚至千斤的木棺，是用什么方法悬置于陡峭的岩壁之上的呢？据实地考察，这些悬棺低者离地十余米，高者达几百米，古人又没有起重机、大吊车等现代化设备，这真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却难以索解的谜。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一说是修栈道而运悬棺。据武夷古越族船棺葬仪习俗，部落首领使用不易腐烂的楠木作船棺，且陪葬品甚多，不愿为人所知，便选择在风雨之夜，兼用人力、畜力，顺着事先铺设的栈道，把船棺运入岩洞。据说，现在九曲溪两岸的岩壁缝隙处，还可以看到一些残存的木料，很可能是安置船棺后为了确保它的安全拆除未尽的遗物。但是，一般安装船棺之处乃悬崖绝壁，并无缓坡之处供架设栈道，所以，此说也难以令人信服。
一说为从上往下悬索下棺。早在唐代《朝野佥载》中，就有“自山上悬索下柩”的说法。千百年前，古大宁河地带、武夷山都还是原始森林，那悬崖绝壁上古藤丛生，为悬索下柩提供了攀岩附壁的条件。只要从上缒下几个“葬礼先行官”，在洞口预先架设几根横木，人们在峰顶就地取材，伐楠制棺，然后吊坠而下，先搁在洞口横木上，再由“先行官”推进洞里。此说虽较为可信，但也引起人们的质疑：某些峰顶无法攀登，也不一定有可供制作的楠木。
一说为从下往上吊装。已取出的一个船棺，棺盖头部有一道明显的绳勒痕迹，宽约3厘米，似乎是吊装的佐证。据《武夷山志》载：“成化间有乡人削竹签，插仙船岩壁，攀引而上。”“村民能猿猱者尝登之，棺不施钉，可开视。”但此种推想，理由略嫌不足，因为武夷山诸峰的特点是上丰下敛，峰腰洞穴多是朝内斜嵌，吊棺垂直上升不能解决进洞问题。
还有的说是洪水齐天时的遗物；有的说利用堆土法，即利用地形，堆起土台，棺木进位后，再将土撤去；甚至有的说是架设木架和云梯。不过，对这几种说法，相信的人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