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
44047600000059

第59章 忆往昔:我与文学(13)

即使对原文印象深刻,倘重写之,仍需再认真地读几遍啊!实话实说,家中并无《鲁迅全集》。但鲁迅的各类散文、杂文、小说集还是很有一些的,共十余本,一一从书架上取下翻阅,目录中皆无《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似难归于纯粹的散文、杂文,当然亦非小说。

于是又从书架上取下诸类近现代文学名家的、大家的名篇或美文荟萃类书籍,还是一无所获。

《一件小事》并不被后人视为美文是意料之中的。我也不会以赏美文的眼再看它。但它在鲁迅自己可是剖魂之篇啊!纵然算不上文学的名篇,也该算是鲁迅自己重要的作品吧?

我困惑。

不信家里竟找不到一本编入了《一件小事》的书,便从吊柜上取下一包包书捆打开来仔细查阅。那是些觉得平时不会再读,处理了又舍不得的书。

竟有发现——一本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的《鲁迅作品选读》,很薄的一本窄开本的书,它收入了《一件小事》。

我大喜过望,心底很有些感激为中学生们选编了这一本书的人。

但重读的结果却是,我决定彻底打消先前跃跃欲试的加盟之念。

《一件小事》确乎非是那类读着令自己的心情大为陶然,怡然;读出声音来令一切听着的人心情也大为陶然,怡然的美文。而我们今天似乎已处在了一个尚美的时代。物质方面早开始这样了。精神方面也正显出端倪来。尽管美的不见得同时便真便善,且可以假幻造虚托,但人们又似乎宁愿只一味儿地尚美。那么,《一件小事》便有点儿不合时宜了。它不仅不美,且还会使读它的人自己也不大自在起来。

进而又想——诗也罢,散文杂文小说也罢,以及一切的文章,那初衷倘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学性去作的,而是由灵魂里被“威压”出来的自省所逼才作的——那么这样的一篇文字,则无论诉诸为任何一种文体,都是不太适合供别人们或后人们进行尚美的唯美的重写实验的吧?至于还求别几层自省的深度,谁又能深过亲历了那一件小事的鲁迅先生自己呢?毕竟,是鲁迅先生当年自己解剖自己啊!我们后人再去解剖他九十九遍,又有什么意义呢?纵然解剖得更严了,终究不过是再次地剖别人,与“解剖自己甚于解剖别人”的鲁迅先生相比,不是反而尤其“小”得作态了吗?

其实,我并不主张人对自己太过苛严,也不怎么主张人一旦由自省而自责,非写将出来公开发表,仿佛公开的检讨或忏悔似的。悄没声儿地自省和默默地改正,依我看来,也很是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了。

然重读《一件小事》,还是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严以解剖自己的勇气。风骨标范如鲁迅者,等身之著中,有篇千余字的《一件小事》存在着了,也就足以使别人的市井之诽和恶意中伤,都显得那么的蝇营狗苟了。

《一件小事》几十年来一直收入在中学课本中,这是令我们后人替鲁迅先生倍感欣慰的。高贵的品性并不由高贵的身份所决定着。今天“后影”高大,“须仰视才见”的底层人一如既往地有着。发现其高大有时须像鲁迅先生那样用心,而不仅仅用眼。

时代将人细分出了种种高低尊卑的等级,但人心的等级另有分法。尊者的心灵未见得高尚;卑者的心灵未见得低俗。我们的下几代人应从小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解《一件小事》时,也应不讳谈这个道理。

“十一”前,我在社区的早市上目睹了这样一种情形——早市管理人员远远地来了,摆菜摊的乡下人自忖无照,“闻风丧胆”,跃身逃了开去。几乎同时,城里男女狗群似的扑了上去,转眼间将一堆冬瓜掠夺而光……

我看那些城里男女中,有戴着眼镜表面斯斯文文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有两鬓斑白像是退休干部的人——老科长乎?老处长乎?我相信当过局级干部的人,大约总还是不至于那么丢北京人的脸的……

倒是一个学龄前的孩子,望见那卖冬瓜的乡下女子掩面哭泣,竟又将手中的一个冬瓜放回原地去了……但连那一个冬瓜,也被人笑嘻嘻地一弯腰拎走了……那孩子呆呆地望着他的后影……不知那孩子是否也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却分明的,并没有谁觉得那孩子对自己造成着什么“威压”,更没有谁觉得要被榨出衣服下面“藏着的‘小’来”。反而的,因没花钱便掠夺到手了几个冬瓜,都笑得那么的天真似的……谁能义务地给他们读读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呢?他们听了,会否打鼻孔里不屑地嗤出一声呢?真的,我自料根本无法重写《一件小事》。除了保持肃然的敬意看待之,不复再有任何多余的话可说,岂敢重写?

15 蝶儿飞走

田维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而且也是很好的。

她曾是我所开的选修课的学生。每次上课她都提前几分钟来到教室,从没迟到过,也从没在教室里吃过东西,或在我讲课时伏于桌上,更没在我讲课时睡着过……

分明地,她和同宿舍的一名女生很要好。往常是她们双双走入教室,每并坐第一排或第二排。她不是那类人在课堂,心不在焉的学生。

有次课间,我问她俩:“你们形影不离似的,是不是互相之间很友爱啊?”

她俩对视一眼,都微微一笑。

和田维同宿舍的那一名女生说:“是啊!”

田维却什么也没说,目光沉静地看着那一位女同学,表情欣慰。

大约就是在那一堂课后,我在自己的教师信箱里发现了田维写给我的一封信。她的字,写的别提多么认真了。笔画工整,接近是仿宋体。两页半笔记本纸的一封信,竟无一处勾改过。她对标点符号之运用,像对写字一样认真。即使在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中,对汉字书写及标点符号如许认真者,是不多的。仅就此点而言,她也是一名应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那封信使我了解到,她不幸患上了一种接近是血癌的疾病。自此,我再见到她,心情每一沉郁。然而我眼中的她,一如以往是一名文文静静的小女生。我觉得她的内心,似乎是波澜不惊的。在那一班女生中,她也确乎是看起来小的。不仅指她的身个儿,还指她给我的特殊印象——在我看来,她仿佛仍怀着一颗洁净的初中女生的心。俗世染人,现而今,有那样一颗洁净心的初中女生,大约也是不多的吧?

后来,我曾单独与她同宿舍的那一名女生谈过一次话,嘱咐她:“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更要关爱我们的田维,若有什么情况,及时向老师通告。”

她责无旁贷地回答:“我会的。”

于是,我对那一名女生印象也很深了。

某一节课上,我要求几名同学到黑板前,面向大家,发表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也请田维到黑板前,对几名同学的评说给出分数,并陈述她自己的给分原则。那几名同学有些像参赛选手,而田维如同评委主席。没想到田维给出的分数竟极为服众。她的陈述言简意赅,同样令大家满意。我想,一个事实肯定是,那一堂课上,她的中文能力表现良好,又加深了我对她的印象……

其后她缺了好多堂课,我暗问她的室友,得到的回答是:“田维又住院了。”一个“又”字,使我沉默无语。田维又出现在课堂上时,我什么都没有问她,若无其事似的。但讲课时,总会情不自禁地看着她。在我眼里,她不仅是大学女生,还是女孩儿。我没法不格外关注我班上的这一个女孩儿。

学期考试时,田维早早地就到教室里了。那一天她很反常,坐到了最后一排去。考题是散文或评论,任选一篇;没有任何一名同学预先知道考题。我不明白田维为什么要坐到最后一排去。我猜测也许是她的一种下意识使然——比如毫无准备的现场写作格外感到压力,比如那一天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作为监考老师,我又不由得经常将目光望向她,在内心里对她说:“田维,只要你写够了两千字,哪怕愧对‘写作’二字,老师也会给你及格的……”

她却始终在埋头写着。止笔沉思之际,也并不抬起头来。在五十余份考卷中,出乎我意料的是——田维的卷面状态最佳,字迹更工整了,行段清晰,一目了然,标点符号也标得分明、规范、正确。那是五十余份考卷中唯一一份考生自己一处也未勾改过的考卷,一如她曾写给我的信。那也是五十余份考卷中唯一一份我一处都未改错的考卷。肯定的,那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位判中文考卷的老师都是不多见的。

散文题有两则——《雪》或《雨》,可写景,可叙事。田维选择了《雪》,叙事写法。写到了自己的童年,写到了奶奶对她的爱。我至今仍记得她写到的某些细节——冬天放学回家,奶奶一见到她,立刻解开衣襟,将她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紧夹在奶奶温暖的腋下……感冒从小对她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奶奶在冬季来临之前,为她做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裤,使她穿上了像小熊猫,自己觉得好笑,奶奶却极有成就感……

在大学中文学子们的写作中,内容自恋的现象多,时髦写作的现象多,无病呻吟的现象多,真情写作却是不怎么多的。

田维落在考卷上的那些文字,情真意切。

我给了她九十九分,抑或一百分,我记不清了,总之是全班最高分。我不认为我给她的分数是有失标准的。我只承认,我给予田维的分数,具有主张的性质。排开我自己的想法不谈,即使由别位老师来判,在那五十余份考卷中,田维的分数也必然将是最高的;只不过别位老师,也许不会像我一样重视她的考卷所体现出的示范意义……

她竟悄悄地走了,我心愀然。她竟在假期里悄悄地走了,老师们和同学们都没能一起送她走,这使我们更加难过。

田维是一名热爱中文的女学子,也是一名极适合学中文的女学子。我们教的中文,是主张从良好情怀的心里发芽的中文。这样的一颗心,田维无疑是有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她目光里那一种超乎她年龄的沉静,对于我们都意味着些什么了。经常与死神波澜不惊地对视的人,是了不起的人。田维作为中文女学子,之所以对汉字心怀庄重,我以为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要写,就认认真真地写。而且,当成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对待。这令我不但愀然,亦以肃然,遂起敬。

蝶儿飞走……

让我们用哀思低唱一曲《咏蝶》……

16 缪斯的使者——怀念编辑家章仲锷

虽然我也已经六十岁了,对于已故的章仲锷先生,我还是愿意虔诚地称他为老师的。尽管,在他生前,我们的接触很少。

事实上,真正地给我留下深刻之“人”的印象,倒是在他离休以后。那时,经汪兆骞兄热忱联络,我有幸和章仲锷先生、崔道怡先生等几名离休的老编辑、老诗人共同出现在各类业余文学写作者的短期培训活动中。并且,我和他的夫人高桦大姐,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将“人”字加上引号,意在强调,之前“章仲锷”三个字,对于我只不过是一个肃然起敬的名字。因为他先后在《十月》《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主掌过发稿权,故他的姓名在文学期刊编辑和作家,尤其中青年编辑和作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当编辑就要当到章仲锷那种水平……”我每从中青年编辑和作家口中听到这类话。而如果哪一位作家的哪一篇或哪一部作品的责编是章仲锷,无疑便荣幸。作品入其法眼,即使不能获奖,那也肯定会是一篇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重视的佳作……是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们,普遍有此种看法。然在他离之前,我没见过他几次。记忆中,似乎也没说过话。原来这个人就是章仲锷啊!直至我们共同出现在业余文学写作者们的培训班上,我才终于能够确凿地将他的名字和他这个人准确地对上号。一回忆,我们竟多次在各类文学活动场合见到过。又一回忆,他在那类场合委实地太沉默寡言了,我没格外注意过他,也不记得有什么人特别郑重地介绍过他。

我的回忆使我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仲锷先生,似乎是一个低调到但愿人们在寒暄场合完全忽略他的程度。进言之,那已经不是低调不低调了,而是对寒暄的、具有仪式意味的场合并不适应,于是退避三舍的本能表现。

在我的回忆中,在那一种场合,他这个身材颀长、面有倦色的男人,每次一旦出现,便开始东张西望,在人们之中寻找。而目光一旦将谁锁定,便不再旁顾,直盯着谁大步匆匆走将过去;扯对方于角落,旁若无人地低语起来。自然,谈的肯定是稿件之事。都不经意间,他已谈罢,身影已从那一种场合悄然消失……

虽然我终于知道他便是章仲锷了,但却还是不知道他便是高桦大姐的丈夫。高桦大姐提到他时的惯常说法是“我们老章”,章、张同音,说来惭愧,我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张冠李戴,误以为高桦大姐的“老章”是另一位“老张”。

某次在活动的午餐桌上,不知谁首先谈起了高桦大姐,我便也说了几句我的感觉——一位对文学事业和环保事业都热忱可嘉的女性;一位办事认真,责任感极强的女性。我举例证明,说她怕我事多忘了,为我已答应参加的某一次“环境文学”的活动,不厌其烦地用电话提醒我多次。最后我说:“大姐是中国自然环境保护课题与文学之间任劳任怨的红娘。”

举座点头,唯仲锷先生照吃他的,没什么表情反应。当时我多少有些纳闷。因为他的样子给我一种误解——似乎对我的话不以为然。饭罢,在楼梯上,有人的手拍在我肩。一回头,是他,不动声色地说:“晓声,谢谢啊。”

我自然反问:“为什么?”